福利国家制度的发展历程及对我国的启示作者：于瑞红来源：《科教导刊》2010年第26期1福利国家制度的萌芽所谓福利国家指的是以政府为主导的，通过国家立法给全体公民提供福利的国家。

福利国家制度最早萌芽于19世纪80年代的德国。

德国的新历史学派强调国家的作用，认为市场运行中出现的一些问题，比如说失业、贫困、劳资冲突等国家应该采取一定的措施给予纠正，其中最重要的措施就是举办社会保险、社会福利。

历史学派的观点和主张得到当时德国政府的采纳，德国在1883年颁布了《疾病社会保险法》，社会保险以法律形式确定下来，标志着福利国家制度的建立。

之后，德国又颁布了《工伤保险法》，《养老、残疾、死亡保险法》等一系列关于社会保险的法律。

继德国之后，英国、瑞典、芬兰、丹麦、挪威、法国等欧洲国家也相继颁布了关于福利制度的法律。

福利国家制度首先在欧洲萌芽有其历史必然性。

在思想文化层面，欧洲国家受宗教思想的影响深远，自古就有扶弱济贫的历史传统。

此外，思想启蒙运动兴起的“自由、民主、平等、博爱、人权”等观念在欧洲也深入人心。

在现实层面上，工业革命后，北欧国家长期有社会民主党掌握政权，他们大都接受了“社会是共同利益的整体”的观点，主张国家在解决失业、贫富差距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2福利国家制度的发展和成熟20世纪30年代，西方资本主义爆发了世界性的经济大危机。

造成大批银行倒闭、企业破产、工人失业人数上升，整个社会陷入萧条。

1929年英国首相劳和乔治提出兴建公共工程解决失业问题的方案。

1933年，罗斯福就任美国总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摆脱危机，其中社会福利方面的措施影响深远，包括兴办公共工程，实行社会保险和社会救济，以工代赈等。

1935年，美国通过了《社会保障法》，确立了以联邦政府为主导的，以解决老年人问题和工人失业问题为主体的全国性的社会保障体制。

罗斯福执政时期，福利国家制度在美国逐步发展起来。

经济危机爆发后，原来占主导地位的自由市场理论已不能解释当时的经济现象。

1936年，凯恩斯发表《就业、信息和货币通论》一书，指出了传统经济学的缺陷。

认为失业出现的原因在于有效需求不足，它是由“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资本的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和“灵活偏好”三大心理规律引起的。

为实现充分就业，他主张政府干预经济，通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扩大需求。

凯恩斯的“积极国家”理论为劳和乔治和罗斯福推行的政策提供了理论依据，推动了福利国家制度的发展。

二战以后，人们意识到，在战争中每个社会公民都面临着社会风险，因此，“大家都是同一根绳上的蚂蚱”成为对社会风险的生动形象的描述。

建立一个应对风险的手段——福利制度逐渐成为人们的共识。

1942年，英国政府委托贝弗里奇发布了一份关于社会福利的报告。

这份报告指出，社会福利不仅是特殊群体应该享有的权利，而应成为全体社会公民都享有的享受社会保障的权利。

工党政府以贝弗里奇的计划为指导，制定了一系列关于社会保障的法律。

1948年，英国工党政府宣布英国已建成“福利国家”。

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也通过国家干预建立和完善了福利国家制度，相继宣布建成“福利国家”。

福利国家制度进入成熟阶段。

3福利国家制度的改革和调整经过上述两个阶段的发展，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福利制度逐渐由幼稚走向成熟，社会保障的范围不断扩大，社会保障的水平不断提高，社会保障由对弱势群体的一种恩赐发展为普通公民的基本社会权利，社会保障的内容逐渐制度化、法制化。

一方面它作为社会的“安全阀”和“减震器”在缓和劳资冲突、扩大就业、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促进经济发展和维护社会稳定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另一方面，由于由于福利支出巨大，导致财政赤字不断提高，给国家财政造成严重困难。

同时，企业对社会保险税的投入增加造成企业用工成本增加。

市场竞争力减弱。

过多的社会福利还降低了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培养了数量众多的懒汉。

20世纪70年代以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进入了“滞涨”阶段，失业率上升，加之老龄化严重，政府对社会福利的投入进一步增加，使本来已经庞大的福利开支空前增长，国家的财政负担进一步加重，福利国家制度陷入危机。

随着福利国家危机的出现以及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以弗里德曼、布坎南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兴起，新自由主义者反对政府干预，反对福利国家，强调个人和市场的作用，为福利国家制度的改革奠定了理论基础。

1979年，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开始对福利制度进行改革。

美国总统里根上台后，也推行了一系列关于社会福利制度的改革。

“撒切尔主义”和“里根主义”改革的成功进一步扩大了自由主义理论的影响。

随后，日本、法国、德国、荷兰和比利时等国也相继进行了福利制度的改革。

以新自由主义为指导的福利国家制度改革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增加个人缴纳社会保险费的份额，使个人在社会福利基金的来源中承担更多的责任。

二是削减部分福利开支，提高享受保障的门槛。

三是改变政府在福利制度中大包大揽的做法，发挥家庭、社会组织在社会保障机制中的作用。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各国的福利制度改革在整体上使社会保障水平有所下降，但对弱势群体的保障不但没有减弱。

反而有所加强。

福利国家制度作为历史的产物是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宗教等诸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是人类文明的重要标志。

尽管它存在着一定的弊端，但它在推动社会进步和人类文明发展过程中功不可没。

随着资本主义各国对福利国家制度的改革，它将会更好的发挥“稳定器”、“调节器”、“激励器”的作用。

4福利国家制度对我国的启示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国的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2008年我国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三位，2010年有望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这些经济成就的取得为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和完善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由于西方发达国家建设社会保障制度的历史要比我们长，经验要比我们丰富，因此，借鉴西方福利国家建设的经验对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和完善具有重要意义。

一是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建设要从我国的国情出发，量力而行，尽力而，充分发挥社会保障制度在社会转型期的作用。

由于利社会福利具有“荆轮效应”的特征，能上不能下，虽然我国已经具备了发展社会福利的经济实力，但由于我国然存在着经济结构不合理，经济效率比较低、过度依赖出口等问题。

加之国际环境不确定性使得我国经济运行的风险加大，这就要求我们在建设社会保障制度的时候，不能盲目的追求高速度、高水平，一定要一步一个脚印，扎实稳步推进。

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忽视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

从我国目前的社会保险投入来看，存在着投入水平偏低，与合理水平的差距还很大的问题。

尤其是现阶段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期和矛盾多发期，只有我们花大力气、下大工夫，不断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才能使它在缓和社会矛盾和冲突、实现经济结构转型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方面发挥更好的作用，才能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和公民有尊严的生活。

二是发挥政府在建设社会保障制度中的主导作用，同时鼓励各种社会力量积极参与。

一方面，政府在社会会保障制度中不但担任着供给者的角色，而且还担任着管理者和监督者的角色，政府应在有关社会保障的法律法规的制定以及社会保障政策的落实和实施方面发主导作用。

加之在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建设过程中存在着政府缺位的现象，所以更需要进一步落实和强化政府的责任。

另一方面，我国生产力水平相对比较低，人口众多，政府承担着很多的社会责任，加之国情复杂，不同的社会群体对社会保障制度的要求水平也参差不齐，从而加大了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复杂性和艰巨性。

因此，在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的过程中要充分调动个人、企业、慈善组织及其他社会团体的积极性，建立起个人、企业和国家责任共担的社会风险机制。

三是加强社会保障制度的监督机制，提高社会保障基金的利用效率。

根据帕累托最优原则：如果一种社会状态到另一种社会状态的变化，使至少一个人的福利增加，而同时没有使任何一个人的福利减少，那么这种福利是好的。

社会保障制度实质上是收入从富人手中转移到穷人手中的过程，如果在转移过程中国民所得的总规模没有减少，那么这种转移就是有效的，因为转移的这部分收入对穷人来说意味着更高的效用，但是现实操作中往往存在着征税和再分配成本。

其中，有些行政成本是不可避免的，除此以外，可能还会因贪污腐败而增加额外的腐败成本，要防止这种现象的出现就要加强对社会保障制度的监督，包括法律监督、媒体监督和群众监督，提高社会保障基金使用的透明度和利用效率。

四是调节税收征收机制，使社会保障制度真正发，挥“收入调节器”的作用。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社会保障制度是一种收入再分配的政策，理想中的情况应该是征富人的税用到穷人身上，只有这样才能起到调节贫富差距的作用，但我国目前的征税机制并非如此。

据联合国研究报告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10％的富人拥有社会财富的40％，与此相反，在我国的税收收入结构中工薪阶层的个人所得税成为最大税源，高收入者所占的比例相对收入过小。

很显然，这样的税收结构和“富人多交税，工薪少交税，低收入者不交税”的个税基本征收原则和宗旨是不相符的。

我国的当务之急是改革这种不合理的税制，提高对高收入者的征税比例，减轻低收入者的税收负担，使社会保障政策最大限度的向弱势群体倾斜。

只有这样才能发挥社会保障制度“收入调节器”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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