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说新语·任诞》一、背景资料：1、作品介绍：《世说新语》是我国魏晋南北朝时期「志人小说」的代表作，由南朝宋刘义庆编撰。

内容主要是记载东汉后期到晋宋间一些名士的言行与轶事。

书中所载均属历史上实有的人物，但他们的言论或故事则有一部分出于传闻。

这部书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魏晋时期文人的思想言行和上层社会的生活面貌，有助读者了解当时士人所处的时代状况及政治社会环境。

书中的人物事迹，文学典故等多为后世作者所取材、引用，对后来笔记影响尤其大。

全书依内容可分为「德行」、「言语」、「政事」、「文学」等三十六类，“任诞”是其中第二十三类。

每类收有若干则故事，全书共一千多则。

2、题解：“任诞”：指任性放纵。

这是魏晋名士生活方式的主要表现。

名士们主张言行不必遵守礼法，凭禀性行事，不做作，不受任何拘束，认为这样才能回归自然，才是真正的名士风流。

3、时代背景：魏晋南北朝指的是曹魏、两晋和南北朝之间三百多年的历史，被传统历史研究者视为衰微乱世。

合久必分，分久必合是中国历史的大势。

秦汉时天下一统，到了三国南北朝时，就呈现出了内乱外患的动荡局面。

从魏至隋的三百六十余年间，有三十余个大小王朝交替兴灭。

在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国古代文化发展的历史长河中，魏晋是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

西晋末年的“五胡乱华”推动了中原人的第一次大规模南迁（客家人也于此时开始南迁），南方的经济开始发展，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文化之间互相交流、融合。

战乱和割据，不仅打破了一元化的集权统治，同时也出现了文化的多元走向。

玄学崛起，创制道教，佛教东传，与中国固有的儒家学说相互冲突，又相互融合，形成了这个时期多元化的文化局面。

魏晋文化上承秦汉，下启隋唐，是中国历史的转折点。

二、文本解读：1、篇目讲解：（结合课本注释讲解，非直接念译文）魏正始年间(240-249)嵇康、阮籍、山涛、向秀、刘伶、王戎及阮咸7人常聚在当时的山阳县（今河南修武一带）竹林之下，肆意酣畅，故世谓竹林七贤。

陈留郡阮籍、谯国嵇康、河内郡山涛，这三个人年纪都相仿，嵇康的年纪比他们稍为小些。

参与他们聚会的人还有：沛国刘伶、陈留郡阮咸、河内郡向秀、琅邪郡王戎。

七个人经常在竹林之下聚会，毫无顾忌地开怀畅饮，所以世人叫他们做竹林七贤。

[阮籍是“建安七子”中阮瑀的儿子，在当时是一位名士，诗文创作、哲学主张都有很大影响。

他本来在政治上倾向于曹魏皇室，对司马氏集团怀有不满，但同时又感到世事已不可为，于是他采取不涉是非、明哲保身的态度，或者闭门读书，或者登山临水，或者酣醉不醒，或者缄口不言。

因此，司马氏对他采取容忍态度，对他放浪佯狂、违背礼法的各种行为不加追究，最后得以终其天年。

] 阮籍在为母亲服丧期间，在晋文王的宴席上喝酒吃肉。

司隶校尉何曾也在座，对晋文王说：“您正在用孝道治理天下，可是阮籍身居重丧却公然在您的宴席上喝酒吃肉，应该把他流放到荒漠地方，以端正风俗教化。

”文王说：“嗣宗哀伤劳累到这个样子，您不能和我一道为他担忧，还说什么呢！再说有病而喝酒吃肉，这本来就合乎丧礼啊！”[《礼记·曲礼》：“居丧之礼，头有创则沐，身有疡则浴，有疾则饮酒食肉，疾止复初。

不胜丧，乃比于不慈不孝。

”沐，洗头；浴，洗身。

居丧之礼有许多规定十分严格，孝子必须遵守，但在居丧期间，如果头上长了疮可以洗头，身上感到痒了可以洗澡，生病了可以饮酒吃肉，但好了后，应该恢复原来的做法。

可见按照《礼记》生病时饮酒吃肉并不违反丧礼]阮籍吃喝不停，神色自若。

刘伶患酒病，口渴得厉害，就向妻子要酒喝。

妻子把酒倒掉，把装酒的家什也毁了，哭着劝告他说：“您喝得太过分了，这不是保养身体的办法，一定要把酒戒掉！”刘伶说：“很好。

不过我自己不能戒掉，只有在鬼神面前祷告发誓才能戒掉啊。

你该赶快准备酒肉。

”他妻子说：“遵命。

”于是把酒肉供在神前，请刘伶祷告、发誓。

刘伶跪着祷告说：“天生我刘伶，靠喝酒出名；一喝就十斗，五斗除酒病。

妇人家的话，千万不要听。

”[病酒：饮酒沉醉，醒后困乏如病，叫病酒。

病酒要用饮酒来解除，这就是下文说的解酲。

]说完就拿过酒肉吃喝，一会儿就又喝得醉醇醇地倒下了。

刘公荣和别人喝酒时，会和不同身分、地位的人在一起，杂乱不纯，有人因此指责他。

他回答说：“胜过公荣的人，我不能不和他一起喝；不如公荣的人，我也不能不和他一起喝；和公荣同类的人，更不能不和他一起喝。

”所以他整天都和别人共饮而醉倒。

步兵校尉的职位空出来了，步兵厨中储存着几百斛酒，阮籍就请求调去做步兵校尉。

刘伶经常不加节制地喝酒，任性放纵，有时在家里赤身露体，有人看见了就责备他。

刘伶说：“我把天地当做我的房子，把屋子当做我的衣裤，诸位为什么跑进我裤子里来！阮籍的嫂子有一次回娘家，阮籍去看她，给她道别，有人责怪阮籍。

阮籍说：“礼法难道是为我们这类人制订的吗？”阮籍邻居的主妇，容貌漂亮，在酒庐旁卖酒。

阮籍和安丰侯王戎常常到这家主妇那里买酒喝，阮籍喝醉了，就睡在那位主妇身旁。

那家的丈夫起初特别怀疑阮籍，探察他的行为，发现他自始至终也没有别的意图。

阮籍在葬母亲的时候，蒸熟一个小肥猪，喝了两斗酒，然后去向母亲遗体诀别，只是叫“完了！”总共才号哭了一声，就吐血，身体损伤。

衰弱了很久。

步兵校尉阮籍死了母亲，中书令裴楷去吊唁。

阮籍刚喝醉了，披头散发、伸开两腿坐在坐床上，没有哭。

裴楷到后，退下来垫个坐席坐在地上，哭泣尽哀；吊唁完毕，就走了。

有人问裴楷：“大凡吊唁之礼，主人哭，客人才行礼。

阮籍既不哭，您为什么哭呢？”裴楷说：“阮籍是超脱世俗的人，所以不尊崇礼制；我们这种人是世俗中人，所以自己要遵守礼制准则。

”当时的人很赞赏这句话，认为对双方都照顾得很恰当。

王子猷曾经暂时借住别人的空房，随即叫家人种竹子。

有人问他：“暂时住一下，何必这样麻烦！”王子猷吹口哨并吟唱了好一会，才指着竹子说：“怎么可以一天没有这位先生！” [啸：撮口作声，打口哨。

所谓啸，乃是古人的一种特殊习尚。

“咏啸”即在发啸之时，间以吟诗。

]王子猷住在山阴县。

有一夜下大雪，他一觉醒来，打开房门，叫家人拿酒来喝。

眺望四方，一片皎洁，于是起身徘徊，朗诵左思的《招隐》诗。

忽然想起戴安道，当时戴安道住在剡县，他立即连夜坐小船到戴家去。

船行了一夜才到，到了戴家门口，没有进去，就原路返回。

别人问他什么原因，王子猷说：“我本是趁着一时兴致去的，兴致没有了就回来，为什么一定要见到戴安道呢！”王子猷坐船进京，还停泊在码头上，没有上岸。

过去听说过桓子野擅长吹笛子，可是并不认识他。

这时正碰上桓子野从岸上经过，王子猷在船中，听到有个认识桓子野的客人说，那是桓子野。

王子猷便派人替自己传个话给桓子野，说：“听说您擅长吹笛子，试为我奏一曲。

”桓子野当时已经做了大官，一向听到过王子猷的名声，立刻就掉头下车，上船坐在马扎儿上，为王子猷吹了三支曲子。

吹奏完毕，就上车走了。

宾主双方没有交谈一句话。

2、魏晋风度有一种说法认为，中国历史上最风流者当推“魏晋人物晚唐诗”。

魏晋人物有什么特殊之处？为什么《任诞》中的人物会有种种让我们难以理解的言行？要理解这一点，首先要了解魏晋南北朝这一特殊的时代。

前面介绍了魏晋时代频繁的朝代更替，显然，这是一个乱世，是中国历史上政局最混乱、分裂时间最长的时代。

许多朝代历时不超过50年，每一朝代的建立，都要杀死大批前朝的皇亲国戚、高官大臣，同时有一批下层的小官吏因为投靠新朝有功而晋升。

于是荣华富贵失去了稳定性，所谓“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

皇帝尚且如此，做官就更不稳定，今天还是高官显爵，明天就成了阶下囚。

在乱世中人的性命也失去了保障，割据政权之间的常年混战，往往造成大量的死亡，造成“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惨状。

因此，面对动荡不安的社会、战乱频仍的现实，人们更敏感到时代的忧患与生命的脆弱。

对生死存亡的重视、哀伤，对人生短促的感慨、喟叹，从中下层直到皇家贵族，在相当一段时间，成为整个时代的典型音调。

在这个时代的初期，曹操已经开始感叹“对酒当歌，人生几何? 譬如朝露，去日苦多。

”在这个时代的后期，有写出《桃花源记》、归隐田园的陶渊明。

“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

”[纨素，洁白的绸子，珍贵的衣料。

]这位无名诗人唱出的正是那一代知识分子内心的失落与无奈。

文人们感喟的是时代的同一种伤悲，思考的是人生的同一个问题：该如何活着？从先秦到两汉，中国从百家争鸣、学术自由到“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在思想方式上由崇扬个人理性转到崇拜儒家经典、权威，这种思想意识上的统一在魏晋时期受到了严重的冲击。

这个时代朝代更替频繁，一朝天子一朝臣，在政治上充满了阴谋、暗算、篡位和背叛。

在急剧的时代动荡中，所有的思想文化都经历着非常严苛地冲刷和渗透，儒家经典的说教渐渐让读书人失去了兴趣，在残酷的现实面前，传统的伦理道德已经显得苍白无力、虚假做作。

不仅读书人，甚至连拥有强大现实权力的当政者也无法找到一个令人信服的普遍的主流意识。

因为无论是曹魏还是司马氏集团，都不是合理合法地取得政治权力的，都无法找到充分的法理依据，因为他们都严重违背了传统信条中最根本的基础：忠。

君臣乃当时最根本、最至高无上的伦理关系，而一旦连这个基础都荡然无存，还有什么政治道德和政治伦理可言？因此在魏晋时期出现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政治现象，“孝”成了那个时代的立国之本，甚至有很多文人因为“孝”而被荣迁或砍头，这成了最后一块遮羞布。

在这种情况下，伦理道德、事业文章等儒家信条已失去了昔日的光彩与诱惑力。

信仰的偶像既已打破，思想的危机既已发生，士人们只得面对现实，重新调整人生坐标，思考自身命运和人生价值。

当人们发现人生苦短、世事无常、外在的一切都不那么可靠的时候，个人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就突现出来了，如何有意义地自觉地充分把握住这短促而多苦难的人生，使之更为丰富满足，便突现出来了。

它实质上标志着一种人的觉醒，即在怀疑和否定旧有传统标准和信仰价值的条件下，人对自己生命、意义、命运的重新发现、思索、把握和追求。

在此基础上就产生了玄学和魏晋风度。

玄学从崇尚自然、无为的老庄哲学发展而来，具有轻人事、任自然的价值观，阮籍、嵇康作为当时的玄学家提出一个著名的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名教指以孔子的“正名”思想为主要内容的封建礼教，这就是说提倡超越礼教、随心所欲。

不再依循别人的意旨生活，而率性任情地过自己的生活，潇洒率真、完全不为世俗之礼所拘。

这种思想和生活方式乃是中国古人称为“风流”的实质，所以前面说最风流者“魏晋人物晚唐诗”。

而它表现出来，就被现代人称为魏晋风度。

“魏晋风度”是指魏晋名士在追求人格美时所表现出来的特有的作风态度和精神风貌。

他们追求一种有别于传统士人的独特的行为方式和思想风范，张扬个性，不守礼法，放浪形骸，对我国后世的文学与美学发展影响巨大。

蔑视礼法，率性而为说到不守礼法、放浪形骸，最直观的表现不妨先看当时的服饰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