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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方言禁忌与民俗

四川方言禁忌与民俗摘要:言语禁忌,是很有特色的语言风俗现象,它涉覆各个领域、各种社会团体的许多风俗习惯,是民俗文化的一部分。

文章立足四川方言,从破财、亵渎、凶祸三个方面论及四川方言中的言语禁思这种心意民俗形态。

关健词:言语絷忌;四川方言;破财;亵渎;凶祸;心意民俗禁忌在整个禁忌体系中是一种无行为表现的心意民俗形态,无论是远古时代由于神圣、不沽观念,或者图腾崇拜、灵物崇拜、鬼神崇拜而带来的恐惧,还是后世吉凶祸福观念带来的忧患,其反映在心理上都凝聚为一个忌字。

忌是心意上的、精神上的东西。

《说文解字》曰:“忌,憎恶也。

”既是心理上所憎恶的,便希望避开它们。

在禁忌系统中,忌,只是心理上的某种反映过程,某种因恐惧、忧患而希望回避的情绪和要求。

语言是人类交际思想、传递信息的重要交际工具,人们通常相信语言具有某种魔力,相信语言这种符号与它所代表的真实内容之间确实存在着某种完全同一的效应关系。

因此当某种事物需要避忌时。

也就包括了在语言上的不提及即“不说”。

当人们禁言时,可能会用手指、用目视,以摇头、摆手等无声的语言来表达自己的心意。

但是如果这样仍不能准确表明自己的情绪和要求时,就不得不用某种变通的说法来暗示自己需要表达的意思了,这就是另外一种语言禁忌形式——委婉语。

委婉语在任何一个民族的语言里都存在,它也是一种极富方言特色的语言风俗现象。

委婉禁忌语,几乎是无所不在,无时不有的。

本文试图从委婉语的言语禁忌这个角度谈谈委婉语在四川方言中的情况。

一、破财禁忌语四川方言中,人们往往禁忌破财词语在交际中的出现,即人们不能直接说出含有破财意思的词语,因为财运的好坏直接关系到人们生活的贫富乃至一生的命运,所以民间非常看重此事。

而且总要言为心声地用言语表达出来,不说破财不吉词语,而代之以其他吉词。

如四川方言中把猪、牛、狗等动物的舌称作“利子”而不叫“舌”。

因为在四川方言中“舌(she)”和“折(she)财”的“折”同音.人们不愿折财、忌说折财就把舌叫做“利子”;四川射洪一带把作为姓氏的“余(she)”直接读做“梭(suo)”,就是为了避讳“折(余)财”;春节期间,各家各户都要祭财神,供奉财神,一些商贩走家串户卖财神画像,人们见之只能说“我请一张”“我买一张”或“我已有了”而不说“我不要”之类的言语;过年时餐桌上总少不了“鱼、生菜”之类的东西,以讨“年年有鱼(余)、岁岁生菜(财)”之类的口彩;商店酒楼开张、开业总是逢“六、八”而忌“四”,因为四川人认为“六六顺,八发财”而“四”即“死”。

总之,这一类有关财运衰败的言语禁忌很多,都是为了防避破财倒运的。

因为财运好坏直接关系到人们的切身利益,人们都很看重它。

因此人们在使用时不是停留在避开不吉词语说这一层面上,而是改凶为吉,力求通过语言上的变通、调整而祈愿人们在现实生活中得到一个最为吉祥的理想效果。

二、亵渎禁忌语民间大众的荣辱观促使一些带有亵渎意昧的词语成为禁忌。

人们通常认为涉及性行为和性器官的词语是一种亵渎语,因此在交际中都禁忌使用亵渎性词语。

在四川方言中至今如此,如人们在不得不说到性器官时,四川人往往会用“阴部”、“下身”、“那个东西”、“小弟弟”“雀雀儿”来代替,而不直接说出某种性器官。

谈及性行为,人们更是避讳直说,人们往往认为性行为是一种邪恶和羞耻,是一种只能在暗地里悄悄做的事,即便是很正常的两性关系,也要用“加班、房事、夫妻生活、幸福生活”等素雅的词语代替,如果是不正常的两性关系那就更是忌讳直说了,而说成“有外心、有二房、包二奶、采野花、有外遇、有第三者、傍大款、有小蜜、有二心、坏良心、有一腿、寻花问柳、偷鸡摸狗、伤风败俗、有暖昧关系”等。

甚至四川人还忌说“拉屎”“撒尿”之类的词,因为这两种行为容易引起生殖部位联想,于是改说成“解大手、解小手、解手等。

其实有关排泄的禁忌语古已有之,文言文称之为“出恭”、“净手”、“解手”等,关于四川现在普遍使用的“解手”一词,万建忠先生在其《图文中国民俗.禁忌》中说:“‘净手’‘解溲’成了大小便的委婉说法。

‘解溲’亦称‘解手’。

‘解手’是现代人用得较普遍的,其实早在宋元时代就有此说法,如《京本通俗小说.错斩崔宁》:‘余又了些温寒,魏生起身去解手。

’说明“解手”一词早在宋元时代就已有之,只是现在四川人对它有“解大手(大便)、解小手(小便)”之分罢了。

至于女性的生理现象——月经,由于自古以来大家都认为它不洁,又往往让人联想到生殖器,于是人们更是不喜欢直说,往往换成另外的说法,如:“办公、例假、好事情、那个、他大姨妈、特殊情况、霉事情、霉活路”等。

其中“例假”是依照某种先例、某种条例而请假的意思,新中国建立以后,中国妇女的地位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政府对妇女正常而又需要特殊照顾的生理现象实行劳动保护,规定妇女遇到月经来潮时,如有需要,可以请几天假、工资照发。

所以称为“例假”,因此这一说法是全国通用的。

“那个”则是在一定语境之中人们对“月经”的委婉说法。

“特殊情况”则取“月经是妇女特殊的生理现象”之义。

“好事情”是反话正说讨口彩,它同“霉事情,霉活路”相对,人们认为月经期间有很多不便、诸多讲究甚至是触了霉头,所以有此说。

另外还有一些关于身体缺陷方面的言语禁忌,直说人的身体缺陷,在中国社会被认为是一种亵渎,是一种羞辱。

中国人特别讲究面子,身体有某种缺陷的人往往有着数倍于正常人的自尊心,而对自己的身体缺陷有着强烈的忌讳言说的心理。

四川方言中也是如此,如眼瞎说成“眼睛不好”,耳聋说成“耳朵有点背”,腿残说成“腿脚不方便”等。

三、凶祸禁忌语禁忌语产生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迷信思想,民间有“说凶即凶,说祸即祸,说曹操,曹操就到”的侵惧心理,人们往往认为,说出某个不吉、不祥的词语,不吉、不祥就会降临。

于是在碰上不吉利的事非要用词语表达时。

怕把不吉利沾上就不用不吉利的词语而改用另一词语代替。

凶祸是最不吉利的事儿。

因此人们在交际中往往不直接说出表达凶祸的词语,而代之以其他词语表达。

“死亡”是所有凶祸词语中最典型、最有代表性的一个词语,死亡是无人能超越的生命终点,是一种不可抗拒的生理现象,也是一种难以避免的社会现象。

死的神秘,对死的恐惧以及死亡给亲人朋友带来的痛苦使人们不敢或不愿直言它,因而死亡成了全人类共同忌讳的话题。

死亡禁忌语也就出现在各民族语言中,人们普遍把死亡看成是永恒的睡眠或离开这一世界到另一世界去了。

如汉语普通话用“长眠、与世长辞、去世、逝世、和我们永别了”等来讳言死亡。

我们知道每一种语言的产生都会受到该民族的地域文化、宗教文化、道德观念、风俗习惯、民俗心理和审美情趣等的影响和制约,禁忌语也不例外。

四川方言是汉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受地域文化的影响,四川方言中的死亡禁忌语除了汉民族共同语中共用的而外,还有自己的方言特色,显示出人无我有的特色。

如把“死亡”说成是“没翻过那个坎、没跳过那条沟、没翻过那座山、没翻过那个坳”这是因为四川山多、沟多、坎多、坳多,人们出行往往会遇到很多困难,甚至人们发出了“蜀道难,难于上青天”的感叹,于是四川人就用这些说法来比喻人生命的延续遇到了麻烦不得不终止。

四川人还把“死亡”说成“哦呵”,因为四川口语中,常用“哦呵”来表明做某事出现差错、闪失而无法顺利地继续下去。

于是引申过来表示人生命的终结,说“他昨晚上哦呵了!”而不直说他昨晚上死了。

为了防止凶祸事情发生,四川民间在语言方面还忌讳说出与凶祸直接或者间接有关的词语。

如平时人们忌说“眉毛倒了”而说成“眉毛乱了”,是忌说“倒霉”之意,忌言“梨”“伞”而称“梨子”“撑花儿”是忌讳“离散”的意思,忌言“生病”而说大人“不好了”、小孩“变狗了”,给人送花也有讲究,如“梅花”不送给病中亲友,是因为四川三台、安县、武胜等地将“花”读为“fa(阴平调)”同“法”,“梅花”就与“没法”同音,“茉莉”不送给从商的亲友,是因为“莱莉”音同“没利”。

这些都是避凶求吉的言语禁总现象,我们称之为讨口彩。

四、言语禁忌与民俗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特定的风俗,而人们的语言活动总是要受到民族风俗的影响,作为民族语言组成部分的方言不可能只是一种纯粹的语言现象,它同时也是一种文化现象。

它不仅受到政治、经济、地理等因索的影响,而且会明显地受到当地民俗的影响,往往与当地的民俗融合在一起。

语言是风俗文化借以流传和记录的载体。

通过语言。

风俗文化的价值观能得到最完善的表达,只有语言能最灵活、最准确地表达所有复杂的人类所能理解的敏锐、细微的东西。

禁忌就是禁止某种行为,破坏禁忌必然会付出代价,只要有人类就有禁忌,迄今所知世界上所有的民族无不具有禁忌。

言语禁忌是所有禁忌中表现最直接的一种禁忌。

它是禁忌或避讳中的一种主要形式,是民俗文化中的一种以语音、文字为载体的显物化形态,是指人们在社会交际中必须躲开那些禁忌字眼而用委婉的避讳禁忌表述方式迂回曲折、含蓄隐晦、让人回味无穷地表情达意的一种语言手段。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一方水土孕育一方禁忌文化。

四川民俗对方言词语的影响非常深刻,可以说四川方言是四川民俗的沉积,四川方言博大精深,是中华民族语言文化中的一朵绚丽奇葩,其丰富的地域文化,尤其是四川人交际中的言语禁忌颇值得我们进一步深人研究。

事实上,民间许多言语禁忌、行为禁忌和违禁犯忌之后将会产生的恶果之间,根本不存在任何内在的必然的联系,它们纯粹是一种无外在行为的心意民俗形态,是一种神秘的心理反映,它是不讲道理的,它的危险是想象的、虚拟的,从本质上来说它就是一种否定性的行为规范,是储存在人们大脑里的无形法律,它往往对人类有益而无害,人们一方面知道它是虚无的,另一方面又长期遵从,这就是四川人乃至中国人在禁忌方面奉行的“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心意民俗的具体体现,也是人们从主观上规避危险和恶果的一种方式。

从本质上说,禁忌本身即为虚妄,违禁并不一定会带来事实上的惩罚,而只是引起违禁者心理的恐惧。

然而,禁忌的处罚又是不可抗拒的,否则禁忌就失去了威慑力,也就不复存在了。

只是,破坏禁忌所遭受的惩罚由精神上的或当事人自发的内心力量来实施。

所以。

包括言语禁忌在内的许多禁忌都深深地植根于世界各民族文化之中。

参考文献:[1] 黄尚军.四川方言与民俗[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2] 张绍诚.巴蜀方言浅说[M].成都:巴蜀书社,2005.[3] 万建中.图文中国民俗禁忌[M].中国旅游出版社,2004[4] 四川省民俗学会,四川省巴俗文化研究中心.四川民俗文化论[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5[5] 高梧.民间文化研究[M].成都:巴蜀书社,2005.[6] 任聘.中国民间禁忌[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7] 许慎.说文解字[M].北京:中国书店,1989.[8] 孙光萱.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读[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87.[9] 路翠红.死亡委婉语面面观[J].达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4,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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