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学语文文学作品的教学策略第一章小语教材中文学文本（名家名篇）特点第一节文学文本的功能定位文学文本不同于文章体文本，它“有远功”而“非实用”。

它作用于人的精神世界。

它以理想主义精神、丰富的情感、高雅的审美，烛照人类世界，唤醒人类的良知。

通过对文学作品的观照，打动人的灵魂，使人们对“真”、“善”、“美”境界怀着永恒的向往和追求。

文学文本真正是“个性化”、“风格化”创作。

每个作家几乎都有自身独特的表现手段和表达方式。

因此对文学作品的解读要遵循个性化、风格化原则。

但语言的魅力是每个名家名篇（著）共同的特点。

可以说，丰富、诗意、含蓄的语言特色体现在不同风格的作家笔下。

因此，从文学语言入手，能够感受到每一个作家独特的创作魅力。

第二节结合小语教材中的文学文本（名家名篇）进行具体分析以小语教材中鲁迅、老舍、巴金、萧红、许地山、史铁生、冯骥才、苏叔阳、托尔斯泰、安徒生、屠格涅夫等名家创作文本为例，从文学名篇（著）鉴赏角度，谈文学文本解读原则和策略。

小语选文主要分为【实用文（也叫文章体）文本和文学文本（名家名篇）】。

对于不同的文体，教学方式、教学目的、教学手段皆有很大区别。

本讲稿仅就文学文本（亦称“名家名篇”）的思想文化内涵、教学特点等展开论述，希望通过对入选不同版本的部分名家名篇的剖析，来探究这类文本的教育教学价值。

本文所指的小语名家名篇指的是非古诗文、儿童文学、外国文学的中国现当代作家创作的文学作品（包括散文和小说，但入选小学语文课本大都已经节选或改动）。

这些文本基本安排在小学高年级学段，就是为了到初中大量接触现当代文学作品而作的铺垫。

小语名家名篇文本选入各版本小学语文教材的主要有：鲁迅《少年闰土》；老舍《趵突泉》、《猫》、《林海》、《养花》、《草原》；巴金《海上日出》、《繁星》、《鸟的天堂》；萧红《火烧云》、《我和祖父的园子》；叶圣陶《爬山虎的脚》；许地山《落花生》；朱自清《匆匆》；秦牧《仙人掌》；绮君《桂花雨》；苏叔阳《理想的风筝》；峻青《海滨仲夏夜》；肖复兴《那片绿绿的爬山虎》；苏叔阳《理想的风筝》；史铁生《秋天的怀念》；宗璞《黄河魂》；林海音《冬阳·童年·骆驼队》；陈慧瑛《梅花魂》；郭峰《松坊溪的冬天》；张抗抗《城市的标志》等。

这些名家名篇作品，在语文课本中不同于一般的记叙或说明文体，都体现出较独特的文化思想内涵，作品具有较深厚的人文背景以及深沉、含蓄、繁复、多重的审美价值，情感抒发表现独特；文学性特征鲜明。

第二章文学文本（名家名篇）文本教学策略分析第一节文学文本（名家名篇）的教学价值分析为了“立人”的目标：（以“立人”为中心的教育观）“母语文化”是每个国家、每个民族的“灵魂归宿”。

无论身居何处的中国人拥有自己的“精神家园”，而这一切离不开他们从小接受的中国文化的熏陶。

语文作为一门学科，它担负着塑造民族灵魂、建设精神家园的巨任，因此它也是我们终身享用的文化资源。

孔子说；人生有三不朽：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再次立言。

复旦大学校长苏步青先生在1980年上海举行的语文教学研究会上讲话时说：如果允许复旦大学单独招生的话，我的意见是第一堂先考语文，考后就判卷子。

不合格的，以下的功课就不要考了。

语文你都不行，别的是学不通的。

苏步青先生作为一名数学家文学修养极高；此外，像陈省身、竺可桢、钱学森、茅以升、华罗庚、高士其、杨振宁等这些科学家都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

他们记忆中都留有学生时代语文教师的难忘印记。

他们的科普散文活泼生动，引经据典饶有风趣。

竺可桢的《沙漠里的奇怪现象》、茅以升的《桥的运动》、高士其的《我们肚子里的食客》等。

杨振宁在1956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学获，作为一名科学家，他身上却有很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这对他的世界观和人生观都有很大影响。

曾经有人问爱因斯坦，对一个科学家来讲什么素质是最重要的。

爱因斯坦回答说：“良心”；诺尔曼·白求恩小时候被爷爷问到什么是医生最重要的素养，他回答说是“医术高明”，爷爷摇头告诉他，“医术高明固然重要，但对一个医生来讲，最重要的是他要有一颗‘爱心’”。

这句话影响了白求恩的一生。

爱因斯坦在《悼念玛丽·居里》中说：在像居里夫人这样一位崇高人物结束她的一生的时候，我们不要仅仅满足于回忆她的工作成果对人类已经做出的贡献。

第一流人物对于时代和历史进程的意义，在其道德品质方面，也许比单纯的才智成就方面还要大。

即使是后者，它们取决于品格的程度，也远超过通常所认为的那样。

自然科学离不开语文基础。

因为语文是文化资源。

一个人的语文水平高低反映了一个人的基本素养。

现代学科的严格分工造成许多不健全人格。

“文化人格”不健全的结果清华大学学生刘海洋为做实验的“硫酸泼熊”案，过了公共英语三级的孩子性格“古怪”，重点中学实验班学生为了体验“竞争”的“残酷”，开学抢座位，考完试重排照片，把成绩排后的同学叫“人渣”······，这样的学生感情上的冷漠也是触目惊心的。

而这些也许并不是道德层面上的问题。

《语文新课标》指出：“语文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工具性和人文性的统一，是语文课程的基本特点。

”“语文课程应致力于学生语文素养的形成和发展。

语文素养是学生学好其他课程的基础，也是学生全面发展和终身发展的基础。

语文课程的多重功能和奠基作用，决定了它在九年义务教育阶段的重要地位。

”【这里说的工具性指的是语文的应用性；人文性指的是语文的精神内涵。

】“语文”是指“语言”和“文字”，即包括“听、说、读、写”教学。

语文教学要“丰富语言的积累，培养语感，发展思维。

”“在教学中尤其要重视培养良好的语感和整体把握的能力。

”语文素养指的是一个人在语文学习方面的综合素质，包括：知识面，理解力，感悟力，文化修养等综合要素。

良好语感指的是对语言的敏锐感受，对词句的情感把握，对语言外在美及内在美的认识。

语文素养和良好语感的形成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需要大量阅读和大量背诵，天长日久才能形成。

语文教师任重而道远。

语文教师是最难当的。

综合素质要求极高。

要做到学识渊博、人品高尚，做人和做学问的统一。

语文教师要言行一致，用生命点燃学生心灵。

当前语文教学的应试性质严重损害了学生的学习热情，让他们感到语文“味同嚼蜡”、“索然无味”。

弊端出现原因：第一：有些语文教师文化底蕴缺乏，把一篇文质兼美的文章讲得“面目可憎”或者“枯燥肤浅”或者“政治色彩浓重”，让学生感受不到文章应有的审美特征。

第二：一些语文教师缺少应有的激情，整个课堂不能唤醒学生的热情，课堂只是支离破碎的知识点，却感受不到文本（主要指文学文本）丰富的情感魅力。

北师大学者王富仁先生在《当前中国中小学语文教学改革的历史依据》中谈到发展教育的两方面的驱动力：一方面是国家的需要；另一方面则有来自社会自身的生存与发展，特别是人自身的生存与发展的需要，要求以“人的健全、和谐的全面发展”为核心来开展全部教育活动”。

北大钱理群先生在其专著《语文教育门外谈》中指出：蔡元培等先驱者在20世纪进行最初的教育改革，为中国的现代教育提出总体的战略目标的时候，就同时考虑了这两个方面。

一方面提倡“实利主义之教育”，一方面又提出破除“极端之国民教育”和“极端之实利主义教育”，以为这是中外教育中的“两弊”，因此而提出以人的发展为中心的世界观教育与美育教育，并且以此为教育的终极目标。

但现在却出现“现代性的逻辑”渗透于整个教育，就形成了一些列的教育理念，如重实用知识，轻普遍知识；重科技，轻人文；强调理性，压抑非理性；强调知识的积累，压抑知识的创新；强调职业技能的训练，压抑心灵、智慧、能力的开发；鼓励思维与行为的趋同，压抑逆向的（批判性）、发散性的思维；强调被动的接受性的教育，压抑主动的创造性的教育······根据教育专家介绍，长期以来在我们教育中占支配地位的是“以知识量的多少与部分抽象逻辑智力高低为主要内容的传统智力观”与相应的教育评价标准（《脑科学与儿童智力发展报告》）；培养的人才“他们有一种很强的能力，能够正确（无误）、准确（无偏差）地理解‘他者’（在学校里是老师、校长，在考试中是考官，以后在社会上就是上级、长官）的意图、要；自觉地压抑自己的不同于‘他者’要求的一切想法，然后正确、准确、周密地，甚至是机械、死板地贯彻执行一切规章（规定、社会规范）。

”这样的教育体制培养的人，“人格缺陷明显：一无思想，二无个人的创造力、情感力与想像力，不过是能干的奴隶与有用的工具。

因此，“有知识无智慧，有目标无信仰，有规范无道德，有欲望无思想”的畸形人才--人的异化。

因此王富仁先生指出：今天的语文教学改革“应当回到人与语文的关系中来思考，回到语文教学对人的成长和发展的作用中来思考。

”“它不是否认语文的工具性，而是要吧这个工具交到能自由使用它并为人的精神发展服务的‘人’的手里”（《当前中国中小学语文教学改革的历史依据》）应该思考“语文与人”、“语文与文化”、“语文与精神”、“语文与社会”等问题。

这是“大语文观”的概念。

近年来，很多大学教授学者深切呼吁“语文课程改革”，其实质就是在探究语文课程的内涵和目的。

由于语文教材“文选”的性质，因此要想达到“立人”的教学目的，我们必须重视文本教材，在教学中通过对不同类型选文的处理，达到语文课程的目标。

名家名篇具有深刻的思想文化内涵，拥有丰富的情感和高雅的审美。

（一）文化冲突与审美选择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产生的文化背景是现代启蒙主义思潮和个性解放思潮，人文精神、人道主义精神是它的文化思想内涵。

回顾中国现代文学产生的背景，要追溯到陈独秀、胡适等新文化前驱引领下的五四新文化运动。

五四新文化运动说到底是一场思想革命运动。

1915年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第二年《青年杂志》改名为《新青年》在北京出版。

《新青年》打出两面旗帜：“德先生”和“赛先生”--即“科学”和“民主”。

五四文化的精髓是欧洲的人文主义思想和启蒙主义文化思潮。

人道主义精神--同情弱小者。

五四精神是什么？是启蒙。

何谓启蒙？启蒙就是以理性的精神来打破几千年来禁锢着中国人思想的专制主义和蒙昧主义。

而鲁迅就是以文学启蒙大众、改造国民性的文化前驱和新文学的开拓者。

周作人在《人的文学》中指出：我所说的人道主义，并非世间所谓‘悲天悯人’或‘博施济众’的慈善主义，乃是一种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

······所以我说的人道主义，是从个人做起。

要讲人道，爱人类，便须先使自己有人的资格，占得人的位置。

耶酥说：‘爱邻如己’如不先知自爱，怎能‘如己’的爱别人呢？至于无我的爱，纯粹的利他，我以为是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