课文《一面》拓展阅读（可下载打印）共3篇文章：1、阿累其人其事2、《铁流》与《毁灭》3、鲁迅口袋里的一块钱口述历史阿累其人其事人民教育出版社和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初中语文课本上，都选有阿累回忆鲁迅的文章《一面》，但书下没有关于作者的注释，一般人对他并不了解。
从《一面》中看，阿累只是一个地位低下而喜欢读书的汽车售票员。
实际上他的一生经历很不平凡。
阿累，原名朱宗仁，又名朱凡榕、朱石青、朱一苇、朱凡。
１９０９年１月７日出生于江苏省涟水县王集乡的一个书香门第。
祖父朱同寿，光绪丙子科举人，选授靖江县训导。
父亲朱际云，清廪贡生，对地方教育事业有很大建树。
阿累从县立小学毕业后，先后求学于金陵大学附属中学、上海立达学园、同文书院，１９３０年６月毕业于上海艺术大学。
１９３１年“九一八”后，参加反帝大同盟。
次年，参加“左翼剧联”。
８月，受中共派遣考进上海英商公共汽车公司当售票员。
９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这年秋天的一个中午，阿累在内山书店偶然遇见鲁迅先生，这“一面”成了他一生中永恒的瞬间。
这时他的名字是朱凡榕，在报刊上发表文章时，多朱一苇，有时用凡榕、阿累。
１９３３年，阿累因参加和领导卖票工人罢工而被捕，解往南京，判刑１５年，与党失去联系。
１９３５年，由乡贤郑宾出面，请同乡、国民党要人顾祝同将阿累保释。
后来阿累赴马来西亚，在吉隆坡尊孔学校教书，又因参加和支持学生爱国运动被驱逐出境。
１９３６年８月，在陶行知的帮助下，阿累回到上海，与张天翼、陈白尘、蒋牧良等从事左翼文艺活动，同欧阳山主编《小说家》，和艾思奇办《大家看》、《少年丛书》，为徐迈进选编国内外短篇小说２０余册。
1936年10月，文坛巨匠鲁迅逝世，阿累与巴金、靳以、黄源、陈向尘、以群等组成治丧办事处，参加筹备葬仪。
他以“阿累”笔名，深情地写下纪念鲁迅的文章《一面》，又翻译了史沫特莱的《鲁迅是一把剑》。
1937年“八一三”事变后，阿累重新入党，由上海“文总”指派，潜入陈诚军队中。
又参加上海“文救”工作，率领一批年轻文艺工作者组成战地服务团。
上海沦陷后，他率团到皖南找到新四军，在陈毅领导下进行抗日统一战线工作。
后又由周恩来介绍到大别山工作。
皖南事变后，阿累到津浦路新四军二师所在地，参加抗日民主根据地工作，后调任苏北新四军政治部宣传科长、《江淮日报》主编。
不久，调任淮海行署秘书长。
1943年3月，调任涟水县县长，兼任敌工部长和涟水中学（当时叫淮海第一中学）校长。
这时，他叫朱一苇。
1945年5月，他南渡浙西，任天北专署专员。
不久，他又回到苏南。
阿累亲自写了淮海第一中学校歌：“淮海平原上，繁荣的村庄。
年轻的淮海中学，屹立在敌人的卧榻之旁。
为了抗战，为了胜利，我们把课堂作战场；培育青年一代，锻炼、成长；抗战，农工，明天，我们是新中国的榜样。
六塘河畔，沃野坦荡。
年轻的淮海中学，生活在战士劳农之间。
为了抗战，为了胜利，青纱帐里，柳岸河旁是我们的课堂。
努力学习，坚持斗争；劳动，民主，纪律，我们是新青年的榜样。
”这歌声激励许多学子参加涟水保卫战、孟良崮战役，走上革命道路。
1945年9月，阿累随军北撤山东，任第三野战币敌工委宣传部长。
1948年在豫西宝丰参与创办中原大学。
次年5月随军进入武汉，以军代表身份接管武汉大学。
8月，湖南和平解放，他先后任湖南省文教厅厅长、省委宣传部长等职。
从1953-1982年间，曾一次代理、三次出任湖南大学校长。
这时，他用名朱凡。
他熟练掌握英语、日语，精通文学、历史、哲学。
他是作家、革命家、教育家。
不平凡的革命经历，练就了他的诙谐与乐观。
他的一只眼睛天生有些斜视，结发妻子后来离他而去，他乐呵呵地调侃道：“我看她比我眼力还差，看不出我今后要当官，她能享福。
其实像我这样的眼睛，一点儿也不妨碍当官儿。
…”“文革”中，他顶着“叛徒”的帽子，遭受残酷的斗争和审查，他也总是乐呵呵的。
当人们问起阿累那两木应该成为文物的书——鲁迅赠给的《毁灭》和《铁流》对，他就会慢腾腾地说：“一本丢了。
”然后，喝一口茶，又喝一口茶，还是慢腾腾地说：“另一本也丢了。
”让人忍俊不禁，也让人想起鲁迅《秋夜》中的那两株枣树。
1986年10月，为纪念鲁迅逝世50周年，阿累以病重之躯写下文章《回忆与纪念》。
1987年1月8日，他走完78岁的人生历程，在长沙病逝。
（口述历史江苏涟水徐芳）《铁流》与《毁灭》来源：《中国收藏》 2009年4月如今，50岁以下的人熟悉《铁流》和《毁灭》这两本书的人并不多。
50岁以上的人，中学时有一篇语文课文《一面》总是学过的。
那是一个叫阿累的电车售票员写的回忆鲁迅的文字，很感人。
笔者至今记得他描写的在布面的《铁流》或者《毁灭》用手划拉“刺啦刺啦”的感觉。
鲁迅先生念他收入少，两本书只收了一本书的钱。
这是上海虹口内山书店的一幕。
人在15岁以前毕竟不知道《铁流》和《毁灭》的革命意义。
过了中年，阅读和阅历都充斥了《铁流》和《毁灭》对立面的东西的时候，文本的非现实意义才充分显现。
《铁流》和《毁灭》的精神毕竟是我们现在所缺少的。
身处热火朝天的革命时代，我们觉得文学少了艺术雕琢；当热情褪去，人只追求感官享受的时候，我们又觉得文艺过分强调雕饰，反少了精神或者灵魂。
《铁流》和《毁灭》按今天的标准，算是中等篇幅的小说，不像《静静的顿河》那样属于巨著。
笔者选择它们作为藏书的话题，是因为它们的俄文版或者英文版有着精美的封面和插图。
《铁流》的译者是曹靖华，《毁灭》的译者是鲁迅。
他们两位都是在乎书籍装潢的，两本书因此有很好的插图配饰。
1973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再版本继承了讲究设计的《铁流》、《毁灭》传统。
在俄苏文学很不“吃香”的时候，笔者曾以很低廉的价格搜罗了许多莫斯科上世纪前半叶的出版物。
这里展示的《铁流》和《毁灭》封面和插图只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
《铁流》和《毁灭》都凝聚了鲁迅先生的心血。
在这个消费文化的时代，我们无心倡导大家读这两本书，但是，从画面上，大家还是可以体会一个不以财物为追求目标的时代的人的精神面貌。
鲁迅口袋里的一元钱来源：文化月刊随手翻翻鲁迅日记，忽然发现，“一元”是鲁迅日常花销中频次极高的一个数量词。
如：1913年5月18日，午后往琉璃厂买《七家后汉书补逸》一部六册，一元。
1915年2月28日，唐端午镜一枚，一元。
1920年3月17日，孙冠华嫁妹，送礼一元。
1924年1月17日，往鼎香村买茶叶二斤，每斤一元。
1924年8月8日，午抵潼关，买酱莴笋十斤，泉一元……在上世纪上半叶，一元并非可忽略不计的小数额。
当时的消费水平和今天没有可比性，但也能大约评估出其使用价值，可相当于当今人民币三四十元。
根据上述所列，鲁迅时代的一元钱，可以买到一筐水果或一斤茶叶，可以去小市淘得一部古书或一面古镜或几枚古钱，可以去稻香村、晋和祥等店选购几包饼饵、肴馔。
一元钱，对鲁迅来说，或许还是同事朋友家结婚做寿的礼金，是去外地带给亲友的一份地方土产的花费，是买给海婴的一件小玩具的价格，是付给家里一个佣人两天的工钱。
1912年8月22日，“晚钱稻孙来，同季市饮于广和居，每人均出资一元。
”1926年10月，鲁迅在厦门大学任教，一次大家集资60元请来放电影的，鲁迅在信中告诉许广平：“我出一元，可坐特别席。
”一元钱，若是赠给生活在贫困线下的人们，就如同雪中送炭——1912年10月24日，捐贫儿院银一元。
1915年11月4日，出江西赈捐一元……1914年8月11日，佣剃去辫发，与银一元令买帽。
1916年5月17日，下午自部归，券夹落车中，车夫以还，与之一元。
这一元钱，是爱心，是关怀，是感谢，代表着鲁迅一份真挚的心意。
鲁迅在1936年，还写过一篇《我要骗人》。
那天他在电影院门口遇到一个为水灾劝募的小女孩，因手头并无零钱，小女孩便流露出深深的失望。
鲁迅特意在破开整钱后拿了一元钱捐出去。
“而其实，一块来钱，是连给水利局的老爷买一天的烟卷也不够的。
”这一元钱，也根本不可能落到灾民手里。
然而面对着这个热情、天真的女孩，鲁迅又不能直言相告，唯一能做的就是善意的欺骗。
鲁迅人生的后三十年，其收入来源主要有三项，即薪水、版税和稿费，粗略统计每月少则三四百元，多则达八九百元。
这个收入水平比照当时物价，应属于高薪阶层。
但是，鲁迅养家开销甚大，在北京期间，他所任职的教育部经常克扣薪水；定居上海后，仅以卖文为生，在动荡的社会环境中，鲁迅和家人的生活很难说有什么保障，因此鲁迅从不小视一元钱的收支。
在一元钱的交往上，即使是亲兄弟、好朋友，鲁迅也会把账算清楚。
1935年1月10日，“夜蕴如及三弟来并为买得《饮膳正要》一部三本，价一元。
”次日，“上午同广平携海婴往须藤医院诊，并以《饮膳正要》卖与须藤先生，得泉一元……”日本医生须藤一直为鲁迅及家人治病，关系密切，素有互赠，但这部书既是转卖，鲁迅也就按实收钱，决不为虚文浮礼所累。
还有一件小事。
1932年秋，一个叫阿累的青年工人到内山书店避雨时翻看到鲁迅翻译的《毁灭》，他很想买，可是身上的钱不够——只有一块多，而且那是他和一个失业工友几天的饭钱。
鲁迅其时正巧也在店里，略知原委后，便将那本《毁灭》免费相赠，同时向阿累推荐了曹靖华翻译的《铁流》，原价一元八角也仅收了一元钱成本。
鲁迅的关怀使阿累更加坚强起来，在被人随意辱骂、踢打的时候，阿累总是昂着头对自己说：“鲁迅先生是同我们一起的！”鲁迅逝世后，阿累在悲痛中以《一面》为题，记下了这次感人至深的邂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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