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诗经》的部类
摘要：《诗经》作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部诗歌总集，其部类凡三：一曰风，一曰雅，一曰颂，其发展历程又是各不相同的。
而且后人对这三部类的解释又各有千秋，这些解释又都是具有深远影响的。
关键词：诗经部类影响深远
《诗经》作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部诗歌总集，也是中国诗歌的一个源头。
它共收入了自西周初年（公元前11世纪）至春秋中叶（公元前6世纪）大约五百年间的诗歌305篇，最后编订成书于大约公元前6世纪。
《诗经》的部类凡三：一曰风，一曰雅，一曰颂，“风”包括十五国风，“雅”分大雅、小雅，颂分周、鲁、商三颂。
“是以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谓之风。
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谓之雅……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知神明者也” 。
可见，“风”是带有地方特色的音乐，是十五个地区的土风歌谣。
“雅”是周王朝直接统治地区的音乐，“雅”有正的意思。
“颂”，清代学者阮元说，“颂”字就是“容”字，也就是“舞容”（舞态、舞形）的意思②。
可见“颂”是用于祭祀的歌舞曲。
那么对于《诗经》三部类的风、雅、颂，到底是由何而来，或者说是其到底具有怎样的意义了，本文试从文献学和历史学的角度来，对其具体含义做一说明吧！
一、风，地方乐调，这一部分共选了十五个国家和地区的乐调，称十五国风，共160篇，内容都是民歌，这十五国风是：周南（今陕西，河南之间），召南（今河南，湖北之间），邺，镛，卫，王，郑，齐，魏，唐，秦，陈，桧，曹，豳。
其中周南、召南产生于汉水和长江中游，其余为黄河中下游。
十五国风绝大部分是周室东迁以后到春秋中叶的作者，大部分是民歌。
当然这只是“风”一种解释而已。
但是“国风”保存了大量劳动人民的口头创作，具有浓厚的民歌特色。
这部分诗歌内具有鲜明的现实主义特色，其语言朴素、鲜明，富于形象性，形式上多是四言成句，隔句用韵，富有奏感和音乐感。
同时多处出现章节的复叠，有一唱三叹的艺术美感，是《诗经》的精华部分。
在傅斯年先生的《诗经讲义稿》中还总结出了这样一种说法，即“风”乃诗歌之泛称。
《诗·大雅》：“吉甫作诵，其诗孔硕，其风肆好。
”③又《小雅》：“或堪乐饮酒，或惨惨畏咎。
或出入风议，或靡事不为。
”④郑笺以为“风犹放也”，未安，当谓出去歌诵，然后上与堪乐饮酒相配，下与靡事不为相反。
则可见，据上引《诗》之辞为风；诵之则曰讽（动词），泛指诗歌，非但谓十五国。
又以风名诗歌，西洋亦有成例如Aria，意大利语谓风，今在德语曰Arie，皆用为一种歌曲之名。
以风名诗，固人情之常也。
关于“风”还有另外一层说法，即“风”与“讽”乃是一字，此类隶书上加偏旁的字每是汉所作的，本是一件通例，“风”“讽”二字原为一字尤可证。
《毛诗·序》：“所以风。
”《经典释文》：“如字。
徐，福凤反，今不用。
”按，福凤反即讽（去声）之音。
又“风，风也。
”《左传·昭五年》注：“以此讽。
”《释文》：“本亦作风。
”又风讽读音很是相像。
所以从这些看来，这点还是可以相信的。
二、雅，“雅”是周王畿的乐调。
王畿，都城地区，就是渭水流域地区，雅诗就是这一地区的乐调，之所以如此，有两种解释：第一种是雅即为夏，夏即为中国，所以雅也可称之为夏，然则《诗经》之《大雅》、《小雅》皆是周王朝及其士民，与夏何干？此情形咋看似可怪，但其实不然。
这里有两个原因可以说明之。
（1）、成周（洛邑）、宗周（镐京）本皆是夏之地，夏代区域以所谓河东者为本土，南涉河及于洛水，西涉水及于夏地，故东西对称则曰夷夏，南北对称，则曰夏楚，所以来说，两周之京邑正在其中。
（2）、周人自以为承夏之统者，在《诗》则曰：“我求懿德，肆于时夏”，⑤，“无此疆尔界，陈常于时夏。
”在《书》则曰：“惟乃丕显考文王，克明德慎罚，不敢侮鳏寡，庸庸祗祗，威威显民，用鼓造我曲夏”⑥。
由此观之，雅即夏也未尝不可。
第二种是雅，正也，雅乐即正乐，当时称诸侯国的地方音乐为俗乐，周天子的都城是全国的中心，出于尊王观念，把王畿之乐称为“正乐”。
朱熹也说：“雅者，正也，正乐之歌也。
”⑦所以对于雅是正乐之说基本是可以肯定的。
“其篇本有大小之殊，而先儒说又有正变之别。
以今考之，正小雅，燕飨之乐也；正大雅，朝会之乐，受釐陈戒之辞也。
辞气不同，音节亦异。
”⑧在朱子的这句话中，可以得到一个信息，雅是分作大雅和小雅的，而且大、小雅的分类是按照内容来分，而非其他。
大、小雅类于后代的大小曲，大小调，其中小雅较接近于“国风”可能是未被贵族改造的王畿地方音乐。
大雅31篇，小雅74篇，共105篇。
多数是贵族之作，少数是人民。
关于产生年代，“大雅”大部分是西周初的作品，“大雅”小部分、“小雅”大部分是西周末年的作品。
三、“颂”，颂是祭祀用的宗教音乐，内容分为赞美神灵和歌颂祖先的功德，又《毛诗序》说：“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
”这是颂的含义和用途。
“颂”的最杰出代表是《周颂》，那就以《周颂》为例来探讨探讨“颂”与其他《诗》中的不同之处吧！
《周颂》有两件在《诗经》各篇中较不同的事：一、不尽用韵，二、不分章。
《周颂》最先，故少韵；《鲁颂》、《商颂》甚后，用韵一事乃普遍，便和《风》、《雅》没有分别了。
其实《周颂》并非不分章，自汉代以来所见其所以不分章者，乃是旧章乱了传经者整理不起来，所以才有现在的这一面目。
现在看《周颂》各篇文义，都像是不完全的，《闵予小子》、《访落》、《敬之》、《烈文》合起来像一事，合起来才和《顾命》所说的情节相合，此种嗣王践祚之仪，不应零碎如现在所见《周颂》本各章独立的样子。
又《载芟》、《良耜》、《丝衣》三篇也各像一事，《载芟》是耕耘，《良耜》乃收获，《丝衣》则是收获后燕享。
三篇合起有如《七月》，《丝衣》一章恰像《七月》之乱，不过《七月》是民歌，此应是稷田之舞。
又《清庙》以下数章，尤其表现出不完全的样子，只是它们应该如何凑起来，颇不易寻到端倪。
《鲁颂》、《商颂》虽然有演变，然究竟应该是继续《周颂》者，果然《鲁颂》、《商颂》无不是长者，若把他们也弄得散了，便恰是现在所见《周颂》的面目。
《周颂》不分章非原不分章，乃是“不得其所”之后零乱的不分章。
其所以在《三百篇》中独遭这个厄运者，由于这些事物的本体原是靠政府保存的，政治大变动便大受影响，只剩了些用旧名而变更成了新体的各种舞乐在民间了。
东汉末年文化远高于西周末年，然灵帝以后之大乱，弄得中原众乐沦亡，魏武平荆州，获杜夔，善八音，常为汉雅乐郎，尤悉乐事，于是以为军谋祭酒，使创定雅乐。
东汉之乱尚至如此，况与西周乎？
其实《诗经》对后世的影响主要并不在它的躯壳体制，还在于其非常杰出的
艺术写作手法，即所谓的赋、比、兴，与风、雅、颂并称诗经“六艺”，而至于《诗经》的内容则对后世影响很大，这是不言而喻的。
此外还有一点值得注意，就是被孔门和汉儒们借了它所阐发的那一系列关于诗的解释和理论。
这就是“诗言志”、“思无邪”、“美刺”、“比兴”，以及“温柔敦厚”的诗教，这些几乎成了诗歌创作的指导原则，深刻地影响着中国文学达两千年之久。
汉儒们把《诗》奉为经典，同时也就把自己对《诗》的解说抬到了经典的地位。
《诗经》本身怎么样已经不重要了，而儒家的这套理论和理解却被诗歌创作的指南。
“诗言志”最早见于《尚书·尧典》：“诗言志，歌咏言，声依咏，律和声”。
所谓“志”就是心中的情、意，诗是用言语来表达主观情、意的。
其实“诗言志”。
注重于表现说，这与西方的模仿说又是有所不同的，这值得注意。
“思无邪”是孔子对《诗》三百的评论，“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⑨“无邪”就是“正”，即符合儒家所倡导的道德规范，于是“思无邪”也就成了对于诗歌创作思想倾向的基本要求。
“美刺”说是汉儒就《诗经》提出来的，在《诗大序》中就已经涉及美刺的观念。
汉末的郑玄在《诗谱序》中有一段话概括了这种说法：“论功颂德，所以将顺其美；刺过讥失，所以匡正其恶”。
“美刺说”的重要性在于明确了诗歌的社会政治作用，为后来的诗歌创作提出一个目标。
而在用诗歌进行“美刺”特别是“刺”的时候，又要委婉含蓄，要用比兴的手法，要有分寸，这就是“温柔敦厚”。
汉儒围绕《诗经》所提出的这些概念，对后世的诗歌创作起到了规范化作用，影响十分深远。
愿我们能常怀赤子之心，去读读《诗经》的原本吧，也就是所谓“四家诗”里边的“毛诗”，其固然不是很纯正，但是绝对比那些加进个人思想的作品好，因为那时我们思考着。
注释：①《毛诗序》
②[清]阮元：《研经室集》卷一《释颂》，清道光三年文选楼刻本。
③出自《诗经大雅荡之什》,清庙之什
④出自《诗经小雅谷风之什》
⑤出自《诗经周颂时迈》
⑥出自《尚书康诰》
⑦出自朱熹《诗集传》
⑧出自朱熹《诗集传》
⑨出自《论语为政》
参考文献：袁行霈《中国文学概论》，傅斯年《诗经讲义稿笺注》，南昌教育学院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