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公民环境权的发展与出路摘要：我国的环境法在法律属性上作为公法之一，使得其所包含的基本支撑理论之一的环境权理论也自然而然上升到了公权利的层面。

但究其实然性而言，环境权的本质回归是每个公民应有的基本权利的实现，环境权的实现与否直接关系到每个公民的生存权，发展权的合理，合法的实现。

由于人与人之间在个体利益实现方式上的差异性，直接决定了私权在公民环境权理论上不可回避的参与性，同时也是环境权发展出路之一。

要实现公民环境权由应然向实然的过渡，环境权私权化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环境权理论更新的必由之路，藉此，笔者就环境权的本质属性及其私权化角度来谈对公民环境权理论发展的重新认识。

关键词：公民环境权环境权私权化人权一、公民环境权概念的界定和产生公民环境权这一主张是西德一位医生于1960年首先提出来的，这个医生针对有人向北海倾倒放射性废物的行为向“欧洲人权委员会”提出控告，认为这是侵犯基本人权的行为。

由此引发了是否要把公民环境权追加进欧洲人权清单的争论，环境权问题也开始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和讨论。

1970年，国际社会科学评议会在东京发表的《东京宣言》表示：“我们请求，把每个人享有其健康和福利等要素不受侵害的环境的权利和当代人传给后代人的遗产应是一种富有自然美的自然资源的权利，作为一种基本人权，在法律体系中确定来。

”1972年联合国在瑞典斯得哥尔摩召开的人类环境会议上通过的《人类环境宣言》把公民环境权作为一项基本人权规定下来，该宣言庄严宣示：“人类有权在一种能够过着尊严的和福利的生活环境中，享有自由、平等和充足的生活条件的基本权利，并且富有保证和改善这一代和世世代代的环境的庄严责任。

”由此也使得《人类环境宣言》成为人类人权历史发展的第四个里程碑。

环境权是一项以环境为客体的权利，对环境权的侵害也往往是通过改变环境而影响人的身心健康，因此理解环境权首先要理解什么是“环境”。

“环境”一词是个相对概念，是相对于中心事物而言的。

与某一中心事物有关的周围事物，就是这个事物的环境。

因此，环境这个概念既是具体的，又是相对的，讨论环境时，要包含特定的主体。

在环境权中我们讨论的是以人类为中心的环境。

实际上，环境是一个中性词，一个环境可能好或不好，或被破坏或需要保护等。

因此，谈到环境往往要加上修饰语。

尽管人们对环境的定义各不相同，但基本上都认为是指人享有健康、适宜的环境的权利。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定义：健康“不仅指在身体、精神上没有疾病或虚弱，而且在社会上也处于完全安宁的状态”。

一般认为，公民环境权是指公民享有现有的环境受到保护，使之不被破坏，以及在某些情况下使环境得到改善的，并在不被污染和破坏的环境中生存及利用环境资源的权利。

二、公民环境权私权化的本质属性 1、公民环境全私权化的理论渊源对人权的一般属性及其表现形态的分析，我们认为公民环境权符合人权的一般属性，而且人权的三种形态在公民环境权由产生、发展到法律确认，进而予以保护的过程中也得到了充分的展示，因此可以说，公民环境权就是一项从应有权利向法定权利，并最终向实有权利转化的一项基本人权。

而人权在法律的本质属性上是私权。

关于人权的基本意义，一般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人权具有谋取应然的“天赋性”，即“天赋人权”，它往往直接被体现在国内法或国际法中。

其次，人权是一项人人都享有的权利，是私权利的集合，即人权的主体是人类社会的所有成员的结合。

再次，人权的客体一般具有最重要的意义，人权往往优于其它一般权利。

学者一般认为，人权具有三种存在形态：应有权利、法定权利和实有权利。

应有权利是权利的初始状态，它是特定社会的人们基于一定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和文化传统而产生出来的权利需要和权利要求，是特定主体认为或被认为应当享有的权利。

”提出人权的应有权利状态，表明人权是不能被简单地等同于法定权利，法定权利不过是人们应用法律这一工具使人的“应有权利”法律化、制度化，并且使其能得到最有效的保障。

可以说，法定权利是法律化了的人权，而应有权利是一个比法定权利内容更为广泛的权利。

而实有权利是指人们在现实生活中实际能够享受到的权利，是权利价值的最高表现形式和权利追求的最终结果和归宿。

从应有权利转化为法定权利，再进一步转化为实有权利是人权在社会生活中得到实现的基本形式。

有些学者虽然承认公民环境权具有某种人权属性，但其不认为公民环境权具有独立性和确定性。

他们认为公民环境权与国家主权、发展权、自然资源的永久主权、生存权、生命健康权等相关权具有极为密切的联系，因此公民环境权可以被包括在其他人权之中，不具备也没必要成为一项独立而确定的人权。

而且有些学者基于公民环境权的不确定性、模糊性无法得到保障，便否认了其作为专门人权存在的意义。

笔者认为，以此作为否认公民环境权作为一项独立而确定的人权的理由是不能成立的，也是不合实际的。

因为：（1）公民环境权既是其他人权的基础,更是对其他人权的控制。

植根于自然环境而产生的其他人权是无法离开公民环境权而独立存在的,它们必须受到公民环境权的制约和控制。

有学者深刻地指出，公民环境权“本质上是一种与其它权利相冲突的权利，在一定意义上,它实际上起着控制其它权利的途径之作用。

在某种程度上,它确定了对所有其它人权的功能上的限制,特别是当对环境作广义的定义时，情况更是如此。

（2）已有的某些人权不能阻碍新的人权--公民环境权的产生和确认，也不能取代新的人权--公民环境权。

一项权利的产生是随着人类的实践和理论的不断发展而被逐步认识和确立的。

我们现在所处的是一个生态主义、可持续发展的时代，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二者协调发展已成为21世纪人类文化和法制系统发展的主流，产生新的人权理论和规则的各种条件已经具备，如果以现有权利来限制公民环境权的产生是与历史规律相悖的，也是不明智的。

（3）公民环境权是一项确定的人权。

从其主体来看，其是确定的，即生活在这个环境中的所有社会成员；从其对象来看，其也是确定的，即人类环境整体；从其实施方式来看，其是多样的，主要有使用、参与管理、请求保护、行政救济和司法救济等；从其产生和存在的正当性来看，其来自于环境保护对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性和急迫性；而且公民环境权是权利和义务相统一的权利。

基于对公民环境权这些构成要素的分析，笔者认为公民环境权是一项独立而确定的人权。

2、从环境法和环境权性质的角度来看环境权的私权化环境法的性质之争即环境法究竟是公法还是私法,相应的环境权的性质之争即环境权是公权还是私权,这两个问题是一致的,后一个问题是前一个问题的反映。

公法、私法的划分最早由古罗马法学家乌尔比安提出,被大陆法系的资本主义国家沿用至今。

关于公法、私法的区别有各种学说,尚无定论。

其中比较重要的学说有：（1）利益说。

以法律保护的利益为划分标准,公法为保护国家利益的法,私法为保护私人利益的法。

(2)主体说。

以法律关系的主体为划分标准,公法关系的一方或双方主体为国家或公共团体,私法关系的双方主体均为私人或私人团体。

(3)权力说。

以权力关系为划分标准,公法是规定国家与公民之间权力服从关系的法,私法是规定公民之间权利对等关系的法。

(4)调整对象说。

以法律调整对象为划分标准,公法是调整国家与公民之间的政治生活关系(公权关系)的法,私法是调整公民之间民事生活关系(私权关系)的法。

关于公法和私法的划分,社会主义国家一般不予赞成。

我国法学界过去也持否定态度。

随着改革开放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提出,当前我国法学界通说均认可了此种划分,认为这种划分适应市场经济的客观需求分析以上各种公法、私法划分的学说,笔者认为公法的本质是以国家利益为本位,主要调整私人与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强调私人利益服从国家利益。

而私法的本质是以私人利益为本位,主要调整私人与私人之间的利益冲突,强调私人利益之间的对等协调。

私人利益与国家利益是两种独立的利益形式,有一致的一面,也有对立的一面,两者应是目的和手段的关系,即国家利益是实现私人利益这一目的的手段。

近代社会,尤其是近代资本主义社会处于自由竞争阶段,自由市场经济带来思想和法律理念上的自由、平等、极端个人主义,表现为私人利益至上,私人权利本位。

国家与市民社会各司其职,互不干涉,界限分明。

人们认为“干涉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国家权力以不干预私法关系的形成为最高原则。

这样公法与私法、公权与私权即权力与权利之间泾渭分明,两相对峙。

这个时期的立法公私分明,基本无交叉、重合的现象。

刑法、行政法成为典型的公法,民法成为典型的私法。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人类进入现代社会,随着科学技术和经济的发展,自由放任的经济模式即依靠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对经济进行自发调节已不能适应现代经济的发展。

国家适度干预的经济模式即通过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对经济进行广泛的宏观调控和适度的微观控制,以矫正市场的固有缺陷成为必要的选择。

于是,人们又认为“服务最多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国家权力逐渐介入私法关系,加强了对其的监督和控制。

这样公法介入私法,公权介入私权，出现了所谓私法公法化的趋势。

由于国家对经济的干预主要采取宏观调控的方式,宏观调控采取的是“国家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模式,即国家对经济的干预也要通过市场这一中介才能起作用,因此私法也开始被引入公法领域,私权被引入公权领域,形成了所谓公法私法化的倾向。

公法、私法的相互影响、相互渗透,不仅造成了公法和私法的复合领域,而且开拓出了既非公法也非私法的新领域。

这就是所谓的第三法域——社会法,如经济法、环境法。

环境法的性质是社会法,环境权的性质是社会权。

如上所述,社会法是在公法、私法相互融合的过程中,适应经济社会的发展而产生的。

社会法中既有公法规范又有私法规范,但社会法并不是公法和私法的简单相加,即1+1≠2。

因此,与其说私法公法化,还不如说公法社会化、私法社会化,即公法和私法通过社会化而紧密交融在一起,再也不可能完全黑白分明,针锋相对。

而在社会化过程中,还诞生出一个独立的法域即社会法,它既带有公法和私法的痕迹,又具有公法、私法所不具有的独特品格即社会性。

社会法的本质是以社会利益为本位,调整私人与社会之间、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利益冲突,强调在符合社会利益的前提下,保护私人利益和国家利益,即以社会利益对私人利益和国家利益进行限制。

社会利益与私人利益及国家利益既有一致的一面也有对立的一面,只要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分离现实存在,社会利益与国家利益就是两个相互独立的利益形式,两者的关系应是目的与手段的关系,即国家利益是实现社会利益这一目的的手段。

而私人利益与社会利益也是相互独立的利益形式,只不过两者的关系更为密切,互为目的与手段。

由于环境权是一种社会权,既涉及私权,又涉及公权,具有公、私双重品质。

即环境权既是私人权利,又是国家权力,更是社会公共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