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仲裁协议的长臂效力
摘要：仲裁制度的本质属性是当事人之间的意思自治，这种意思自治必须通过当事人之间书面的仲裁协议来体现。但是，伴随着经济的发展，仲裁协议的效力向非签字方延伸。目前无论是国际上或是国内在仲裁领域都出了这种情况。这些情况主要出现在法人合并与分立、合同转让、傀儡公司等情况。
关键词：仲裁协议；效力扩张；法律实践
仲裁制度的本质属性是当事人之间的意思自治，这种意思自治必须通过当事人之间书面的仲裁协议来体现。因此，如果一方当事人没有签署书面的仲裁协议，自然就不受仲裁协议的约束。然而，近年来，伴随着经济的发展，各国立法和实践开始从把仲裁作为诉讼的补充方式加以限制与严格监督向鼓励与支持仲裁方面转变。这种转变体现为可仲裁事项范围的扩张、仲裁程序更为有效与灵活、仲裁主体范围的扩张等。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仲裁协议的效力向非签字方的延伸，即仲裁协议的“自动转移规则”。在一定程度上，仲裁协议的“胳膊”正在不断“伸长”。
一、国际上关于仲裁协议效力扩张的法律实践
二战以后，随着商业的发展，出现了大量未经当事人亲笔签署的仲裁协议。世界各国的仲裁实务中不可避免地会遇到大量需要判定仲裁协议是否对这些未签字人继续有效的问题。经过一段时间的学理争论以及仲裁实务的检验，国际上对这一问题已逐渐形成一些较为统一的做法。即仲裁协议应当继续约束由于法律运作引发的合同主体变更的合同继受方和原合同一方。如美国著名合同法专家科宾认为，如果债务人与让与人订立的合同中规定，因该合同发生的争议用仲裁解决，那么这一条款正如同可适用于让与人一样，它可由受让人适用或对
受让人适用。[1]在美国，也有法院的判决体现了这一观点。在technetronicsinc.v.leybold-geaeus gmbh一案中[2]，被告作为卖方与一家芬兰公司签订了一份买卖合同，合同中有仲裁条款；同时合同还规定芬兰公司有权将其在合同中的所有权利义务转让给原告(美国宾夕法尼亚的一家公司)。原告受让合同权利义务后，履约过程中发生争议。原告向宾夕法尼亚州法院提起诉讼，而被告以合同中订有仲裁条款为由，要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认为，其没有在芬兰公司与被告订立的仲裁协议上签字，因此他不受该合同中的仲裁条款约束。法院判决，未在合同上签字并不能阻止仲裁条款的执行。根据《宾夕法尼亚统一仲裁法》的规定，原告接受合同项下的权利义务构成了一项确定的承诺，即它将履行已经接受的义务，而且包括执行强制的国际商事仲裁条款的义务。
在这方面，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也作了积极的探索，并在世界范围产生了广泛的影响。2001年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在纽约召开工作组会议，会议审议了特定情况的若干典型例子，归纳为字面上不能满足仲裁协议形式要件的13种情形,倾向于认定在这些情形下均存在“书面”的仲裁协议。其中，除与“书面”和“互换函电”的形式要求相关的八种情形外，该报告还提出了五种涉及仲裁协议是否可以延伸适用于第三方未签署人问题的特殊情形，分别涉及第三方利益合同、合同转让、代位、公司合并与分立、母子公司等情形下，原当事人已经达成有效的仲裁协议，可以约束后来成为合同一方或继承了合同中某些权利义务的第三方。可以看出，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对仲裁协议效力扩张是持支持和肯定态度的。
从当今各国的仲裁实践来看，仲裁协议效力及于未签字人主要出现在以下几种情况中：合同转让、公司的合并和分立、代位清偿以及代理等。其中，债权转让后的仲裁协议能否自动转移而继续约束债务人和受让人是出现频率较高、相关判例较多的一类问题。
二、我国关于仲裁协议效力扩张的法律实践
我国现行法律对仲裁协议效力扩张没有做出明确规定。但由于现实的需要，在司法实务
中，各司法机关进行了必要的探讨。
2001年2月1日起执行的《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若干问题的处理意见》第五部分援用了《仲裁法》第19条。该《意见》如下：“根据仲裁法第十九条规定，‘仲裁协议独立存在，合同的变更、解除、终止或者无效，不影响仲裁协议的效力。’因此，在仲裁协议有效的情形下，订立仲裁协议的主体发生合并、分立或终止，其权利义务继受者与仲裁协议相对方未达成新的仲裁协议或未达成放弃仲裁的协议时，原仲裁协议对各方当事人具有约束力，各方当事人应当按照原仲裁协议，通过仲裁解决争议。”该规定非常明确地认为：作为合同权利义务概括转让中的法定概括转让，当事人合并与分立时仲裁条款也转让。
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对武汉中苑科教公司诉香港龙海（集团）有限公司的判决中确认仲裁条款效力案也是我国司法机关对仲裁协议效力扩张进行认定的一个经典案例。
在该案中，武汉东湖公司与某香港公司签订合营合同，合同订有仲裁条款；后，经香港公司同意，东湖公司将其在合营公司中的股权全部转让给武汉某科教公司，受让人武汉某科教公司还与香港公司签订协议书，对原合营合同的部分条款（如出资等）作了变更，在该协议书中未提及仲裁条款。武汉某科教公司与香港公司在合资经营合营公司期间发生争议，香港公司依据仲裁条款向有关仲裁机关提请仲裁，武汉某科教公司则向武汉中级人民法院请求仲裁条款无效。
武汉中级人民法院认为，武汉某科教公司与香港公司签订的协议书，是对原合营合同的认可和部分变更，该协议书未明确规定仲裁条款，由于仲裁条款具有相对独立性，故原合营合同中约定的仲裁条款对该合同的受让人无约束力。
这家香港公司不服，向最高人民法院提起申诉。最高人民法院明确指出，武汉某科教公司与香港公司签订的协议书只是对原合营合同部分条款的变更，未变更的原合营合同的其他
条款仍然有效，应视为武汉某科教公司与香港公司对原合营合同中的仲裁条款是认同的，双方因合营合同而发生的争议，应按约定提交仲裁机构解决。
在再审程序中，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1999年1月按照最高人民法院的意见作出了民事裁定书，撤销了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的裁定。
此案给我们的启示是，债权转让如果伴随合同的部分变更，未变更的原合同其他条款，包括仲裁条款仍然有效，而不需另行声明仲裁的合意。
最高人民法院对“中国有色金属进出口河南公司与辽宁渤海有色金属进出口有限公司债权转让协议纠纷上诉案”的裁定体现了对受让人仲裁意愿的认定。
1998年8月10日，中国有色金属进出口河南公司（河南公司）与鑫泉贸易（私人）有限公司（鑫泉公司）签订AL0606／98号合同，约定鑫泉公司供给河南公司氧化铝，河南公司供给鑫泉公司“SML“牌铝袋。该合同第5条约定：“仲裁：FTAC中国”。1999年10月2日，鑫泉公司与辽宁渤海有色金属进出口有限公司（辽宁公司）签订“债权转让协议书”，约定AL0606／98号合同项下，河南公司欠交鑫泉公司的铝锭折款和进口氧化铝的货款利息及应承担的延期交货的违约金等受偿权利全部转让给辽宁公司，用以清偿鑫泉公司欠辽宁公司的债务。同日，鑫泉公司拟函将上述“债权转让协议书”通知河南公司。同月12日，鑫泉公司将“债权转让协议书”和“关于债权转让的通知”及该两份文件的邮寄送达证据进行了公证。1999年10月8日，辽宁公司根据债权转让协议书向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起诉，请求判令河南公司按债权转让协议的数额偿还债务。河南公司对高院的管辖权提出异议。
河南高级人民法院认为：仲裁条款对仲裁机构约定不明，应属无效。辽宁公司是以债权转让纠纷为由提起诉讼的，其与河南公司未直接签订合同，事后双方又未能达成仲裁协议，故辽宁公司在本院提起诉讼，符合法律规定。裁定驳回河南公司对管辖权提出的异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