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与一个时代的跳动
前言：
也许在别人的眼光里，这个题目很大，大得不断挖掘就是一个无底的洞，愈加深挖愈有其思维的深度和广度，看起来这似乎不是一个作为刑法初学者所能阐释得清楚的问题。

虽然我并不能阻挡别人对我观点的评价，对我一些浅显见解的不屑一顾甚至嘲弄，但是无妨，我还是想谈一谈，即使语言很卑微，即使内涵缺乏真实的力量。

陈兴良教授的《刑法哲学》一书中以一段文字来作为题记，让我很受启发，由此有了写下这篇读后感的冲动和念想。

文字内容如是所述：我们的时代是一个反思的时代，崇尚思辨应该成为这个时代的特征。

刑法学如欲无愧这个时代的重托与厚望，必须提高自身的伦理层次，引入哲学思维，使刑法的理论思辨成为时代本质的思维，与时代变革的脉搏跳动合拍。

刑法学是一门使人变得睿智与理性，变得充满公平正义的学科。

以至于学习刑法的我们能够不再以单一的视角，不再以狭隘的思维去看待那些纷繁复杂的事件。

记得小的时候最喜欢看的就是以检察官如何如何将犯罪分子绳之以法，让社会正义得到伸张，或者讲述警察追赶逃犯，把犯罪团伙一网打尽等等题材的电视剧，那时候真的是一种非常简单而又稚嫩的想法，不过现在回想起来我还是很珍惜那份最真挚的冲动情感。

越加深入地学习刑法学，我就逐渐发现，我们以前的那种带有个人非常强烈情感色彩的想法实在是有的偏激和片面。

关于被定死刑的犯罪分子，我们常常嗤之以鼻，认为此人就是罪大恶极，
十恶不赦。

但是，学习刑法学之后我们才开始认真地思考以下的一系列问题：死刑是否完全有必要？是否应该废除还是保留？死刑是否正义？中国自古以来便有“杀人偿命，天经地义”的浓厚思想观念，并认为这是一种非常正当的行径。

还处于几千年前的原始社会时期，便有了血亲复仇的解决矛盾和问题的方式，但凡伤害个人，伤害整个氏族的其他个人或者群体，都将以会以血的代价偿还所犯下的罪孽。

时至今日虽然还存在诸如此类野蛮行为的残余，但是在现今大多数的观念里恐怕都是难以想象的，是非常残忍的杀戮。

正因为如此，这种观念才影响了后世的刑法。

并且，死刑在中国古代社会曾经泛滥成灾，以极其严厉苛刻的刑罚千方百计维护统治者的利益和传统的伦理道德。

但是历史文明的发展是不可阻挡的趋势和潮流，死刑也有它没落的时代，有关于死刑存废的激烈讨论和争议。

不可否认，其一，死刑有其强大的威慑力和震慑力，能够以剥夺人生命的代价来预防犯罪的发生，使犯罪分子不敢触碰因犯罪而判处死刑的底线，对于社会的稳定发展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其二，虽然死刑的执行给犯罪分子家属带来了身心的悲痛，但对于社会的大多数尤其是受害方的亲属来讲，罪犯的处死能够大快人心，能够让社会的正义得到彰显，让受伤害的一方得到些许心灵上的慰藉。

但是，还有一些细微之处同样值得我们思考，死刑是野蛮的沿袭，是基于非理性地做法，违反了自然法思想，天赋人权，生命是神圣不可侵犯，更不能以非自然力来加以剥夺的观念。

而且，死刑的执行虽然是依法杀人，但也助长了人内心恶的成分，违反了人道主义的原则。

记得老师曾经在课堂上讲过这样一个事例，
让我印象深刻，并且把这样一些现实性的东西真正融入自己的思考。

大致的内容如下：当抢劫犯抢劫运钞车时，本事就可能构成死刑的犯罪，所以犯罪团伙横竖都是死，再杀一些人也是死，所以可能做出更加残忍的行为，但如果抢劫运钞车的行为不构成死刑，很有可能犯罪分子只是抢了钱就不再杀害人命。

这真的是一个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

陈兴良教授《刑法的价值构造》一书中有关刑法机能介绍了三个方面的内容，其中之一就是人权保障。

2004年，第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宪法修正案，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载入宪法，从此开启了人权保障的新篇章。

保障人权一直是一个比较热门的话题，近些年来频繁爆料出的对于人权践踏的事例就是公安机关的刑讯逼供和法院冤假错案的发生。

公安机关的确有权力采取一些手段去对嫌疑犯进行必要的侦查，以确定案件发生的事实和真相，但是这一切行为都应该合理合法，按照法定程序来办。

被告人即使在被指控为有罪的情况下，但其仍然是一个公民，被告人的其它一些权利并未被剥夺，人权依然应该受到法律的保障，而不能由公安机关随意践踏人权，以致被告人遭受非人的待遇，这是现代社会制度里所不能容忍的事情。

同时，法院对于案件的裁定，也应该严格按照无罪推定的原则，不能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草率定案，对人权的尊重应该放到一个非常突出而重要的位臵。

法律理论中，国家对于公民人身及财产的保护，以使不受犯罪的侵害，让社会生活中的人们过上一种安宁、平和的生活，这种出于社会的一种需求被称为“公共安全”。

与此相对应，公民个人的力量是微小的，在强大的国家机器面前，人们总是处于不利的地
位，易受到国家公权力的任意侵犯，因此也就产生了另外一种需求，被命名为“法律安全”。

（以上是从《看得见的正义》一书中看到的这样一种说法）刑法在保护社会免遭犯罪侵害方面担当着重担，是刑法存在的重要价值，但是在如何维护社会稳定的同时，更好地保护个人的权利，尤其是个人的法定权利，这是一个需要我们认真反思和探讨的问题。

《刑法的价值构造》一书中以“刑法是一种不得已的恶。

用之得当，个人与社会两受其益；用之不当，个人与社会两受其害。

因此，对于刑法之可能的扩张和滥用，必须保持足够的警惕。

不得已的恶只能不得已而用之，此乃用刑之道也”作为题记，刑法产生的目的不是单纯地为了惩治犯罪，而是为了减少犯罪的发生，达到预防犯罪的效果。

刑法的出现代替了原有的那种以个人独裁的专制形式，是一种目前看来较为良好的稳定社会治理社会的方式，但是刑法不能光靠重典治理，适当时机，刑法应当谦抑。

刑法谦抑性的含义是指立法者应当力求以最小的支出，少用甚至不用刑罚，而用其他惩罚措施代替，获取最大的社会效益，有效地预防和抗制犯罪。

（此句摘自《刑法哲学》Page6）的确，刑法是一种惩罚性较强的手段，它所剥夺的人的权利更多且更严重，尽管对社会犯罪的震慑力较大，但是能不动用刑法的就尽量少用为好，其付出的成本太高，常人难以承受。

对于某些危害社会的行为，国家只要能用民事行政手段的就应该将其作为优先权来考虑，这些措施不足以达到惩治犯罪的目的，不足以抵抗时，才能运用刑法来处理问题。

除此之外，非犯罪化与非刑罚化已经成为如今不
可阻挡的一种趋势。

尤其是在社会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市场化经济越来越活跃，很多市场经济行为由原来的违法犯罪变得危害性降低，甚至没有社会危害性，这个时候如果不适当减少刑法对于有利于经济发展的行为进行不必要的干预，经济的发展必然受到影响，尤其是经济类的轻微犯罪处以死刑更是有些说不通。

所以，顺应时代发展需要，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刑法修正案（八），减少了13个死刑罪名。

这是刑法谦抑性的一种明显表现。

刑法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良好手段和方式，是时代进步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元素。

刑法不仅要使正义得到实现和彰显，更要以人们看得见的方式实现。

唯有此，刑法才能当之无愧的承担这个时代的历史重担，与时代脉搏跳动合拍。

13级法学正大学子班吴兵
学号：130301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