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诉讼中自由心证的裁判方法及司法适用一、引言自由心证，是指对于证据的取舍、评价以及事实的认定，法律原则上不预先规定，而是交给法官自由判断的原则或者制度。
作为对法定证据和刑讯逼供的反动，近代自由心证发端于法国，之后迅速推广，成为大陆法系国家民事诉讼证据制度的根基。
英美法系证据制度的发展历程与大陆法系截然不同，但学界主流观点认为，其核心理念同样是“自由的证据评价”。
2001年《民事证据规定》第64条规定：“审判人员应当依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依据法律的规定，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独立进行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
”一般认为，这一规定在证据判断方面采纳了现代自由心证原则。
2015年《民事诉讼法解释》第105条就此作了大同小异的规定：“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依照法律规定，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进行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
”最高人民法院杜万华大法官认为，“此规定虽然抽象，但对自由心证是比较准确的描述。
”2019年底颁布的《民事证据规定》（以下简称《民事证据规定》）第85条原封不动地保留了原《民事证据规定》第64条的内容。
杜万华大法官在上引文章中谈到了自由心证的“操作方法”：“法官审核认定证据时必须坚持依法原则，法律规定的证据规则和程序不能违背。
全面原则要坚持。
要符合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历，在这样的情况下产生内心确信，内心确信以后要把确信在裁判文书中或在法庭庭审中公开，即公开心证的过程……简单的案子要在法庭上说清楚。
如果是普通案件，必须把对证据的采信和事实的认定，特别是有争议的部分，用裁判文书说出来，这是自由心证的操作方法。
”结合这一论述，可以从《民事证据规定》第85条中提炼出我国民事诉讼自由心证的几点原则和要求，即依法原则，全面、客观原则，运用逻辑推理、经验法则以及充分说理。
本文的任务，就是运用自由心证的一般原理，结合最高人民法院此前援引2001年《民事证据规定》第64条和《民事诉讼法解释》第105条作出的裁判文书，对上述原则进行初步的展开。
二、依法原则自由心证强调法官对证据和事实的自由评价，以法官内心确信作为确定待证事实真伪的终极标准。
但这种自由当然不是没有约束的。
如果说内心确信表达了自由心证“从心所欲”的一面，那么对于证据调查的各种法律规定，就反映了自由心证“不逾矩”的一面。
按照《民事证据规定》第85条，人民法官在证据的审核认定应当“按照法定程序”“依照法律规定”进行。
由这些规定，可以提炼出我国民事诉讼自由心证应当遵守的“依法原则”。
就内容而言，现行法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法律规范大致可以分为3类，其中每一类都可能对自由心证构成约束。
第一类是证据裁判规范，主要包括自由心证和证据评价的原则性规定、证明责任规范、证明标准规范、自认规范和法律推定规范等。
这些规范构成了民事诉讼证据制度的基本框架，所有的证明活动都应当在这些规范的指引下进行。
第二类是证据调查的程序性规范，主要是关于证据调查、收集、审查、认定的程序性规定。
2019年《民事证据规定》大大增加在证据保全、鉴定、当事人陈述、证人出庭、文书提出、电子数据等方面的规定，其中大部分属于证据调查的程序性规范。
第三类是法定证据规则。
自由心证并非完全排除法定证据规则的存在，无论是作为特定司法政策的反映，还是作为司法证明经验的固定，各国民事证据法中都保留了一定数量的法定证据规则。
这些法定证据规则对自由心证构成了直接的限制，法官在对这些规范中涉及的证据进行评价时，必须遵守相关法律规定。
案例1：在H某因与广州X公司等商品房预售合同纠纷不服二审判决申请再审一案中，最高人民法院裁定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在于一审第三人Z公司是否实际向X公司支付了案涉305个车位的价款港币7991万元。
最高人民法院援引《民事诉讼法》第64条第1款、《民事证据规定》第2条第1款、《民事诉讼法解释》第90条第1款认为，这些规定确定了举证责任分配的一般原则，即“举证义务存在于主张之人，不存在于否定之人”。
同时，援引《民事诉讼法解释》第108条第1款认为，H某、Z公司主张Z公司已经支付了案涉305个车位的购买款港币7991万元，对于该事实，H某、Z公司负有证明“该付款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举证证明责任。
对此，H某提交了8张由X公司开具的收据，Z公司提交了2001年6月8日兴盛公司向正威公司出具的表示需要延迟交付车位的函件及2005年8月3日X公司和ZN公司就案涉车位第一次拍卖签订的《关于车位的产权交接会议纪要》。
在对上述证据进行分析的基础上，裁定最后援引《民事诉讼法解释》第105条认为，H某、Z公司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Z公司已支付X公司车位购买款港币7991万元”这一事实的发生具有高度盖然性，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
案例2：在H公司因与D公司等不正当竞争纠纷不服二审判决申请再审一案中，最高人民法院裁定认为，本案再审阶段的争议焦点之一是“D公司提交的公证保全证据中的涉案爱地漆包装罐是否为伪造”。
D公司提交了其印有“滑雪人物版面”的“IadI爱地漆”包装罐的两份证据保全公证书，据此主张涉案包装罐在1995年12月17日吴江市的固定电话号码升位之前已经生产完成，因此该包装罐上使用的“滑雪人物版面”包装装潢构成了在先使用。
H公司主张公证书中显示的涉案包装罐是伪造的证据，应对该项主张承担举证责任。
最高人民法院通过援引《民事诉讼法解释》第105条、第108条认为，“对于H公司为证明D 公司提交的涉案包装罐为伪造的证据的证明标准，应该充分考虑到由于该公司无法获得D公司伪造涉案包装罐的直接证据的客观困难，因此应该根据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证据规则的规定，公平、合理地确定H公司的证明标准……”在此基础上，裁定对本案相关证据进行了详尽分析，认定D公司提交的武汉第0835号公证书、吴江第1504号公证书中所指的涉案包装罐是伪证，不予采信。
上述两个案例的一个共同点是，都结合现行法关于证明责任分配和证明标准的相关规定，对本案待证事实能否成立进行了分析。
应该说，这在疑难案件的证据调查和事实认定中是非常必要的。
证明责任分配决定了证明活动的主体，法定证明标准决定了证明所需达到的标准和尺度，这两个制度互相配合，为自由心证划定了框架和边界。
其中，案例1将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直接融入到对证据的整体评价中，从而不仅从事实上、而且从法律上回答了为何不能认定再审申请人主张的事实。
案例2涉及对公证文书证明内容的真伪，由于公证证据的形成完全在证明责任主体的控制之外，最高人民法院对这一否定性证明的证明标准做了适当调整。
一方面，公证文书的内容具有很高的证明力，要推翻非常困难。
另一方面，再审申请人提供的证据都是间接证据，如果按照一般民事诉讼中的把握，未必能达到“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
这种情况下，根据案件具体情况对法定证明标准作出适当调整，对本案的事实认定具有重大意义。
上述分析整体上较为得体，也确实为案件中的证据调查确立了方向，为裁判文书中的事实说理设定了框架。
但从法律适用的角度，两个裁定也尚有待提高之处。
这主要表现在证明责任分析环节。
案例1中，法官通过援引《民事诉讼法》第64条第1款、《民事诉讼证据规定》第2条第1款、《民诉法司法解释》第90条第1款认为，“举证义务存在于主张之人，不存在于否定之人”。
尽管在本案中，将涉案款项已经支付的证明责任分配给再审申请人是正确的，但援引上述条款确定证明责任分配，这种法律适用策略的精确性欠佳。
对于证明责任分配真正重要的法律规范是《民诉法司法解释》第91条，法官应当依据当事人是否主张了法律关系成立、消灭、变更或者受到妨碍的事实，而不是按照“举证义务存在于主张之人，不存在于否定之人”这样的模糊标准，来确定本案中待证事实的证明责任分配。
在案例2中，裁定书在没有原因法条的前提下将证伪公证文书的证明责任分配给了申请人。
在笔者看来，这不是证明责任的问题，而是公证文书证明力的问题。
按照《民诉法解释》第93条第1款第7项，已为有效公证文书所证明的事实，当事人无需证明，但对方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
不管我们将本条规定理解为“真实推定”，还是理解为“免证力”规范，都难以将其归入证明责任规范。
三、全面、客观原则根据《民事证据规定》第85条，人民法院应当“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由此可以提炼出自由心证的全面、客观原则。
从字面上，全面和客观是两个原则，但就诉讼证明的逻辑而言，这两个原则却是密切相连，不可分割的。
客观性是对证据评价的终极要求，而为了最大程度接近客观，就需要对证据的整体进行全面分析，而不是被个别证据“牵着鼻子走”。
可见，这个原则落脚于客观，重心却在全面。
关于全面原则，2001年《民事证据规定》第66条早已规定，“审判人员对案件的全部证据，应当从各证据与案件事实的关联程度、各证据之间的联系等方面进行综合审查判断。
”该规定被2019年《民事证据规定》第88条原封不动地继承。
另外，我们还注意到，在《民事证据规定》中多处出现对相关证据进行“综合判断”的表达，比如第45条（书证控制）、第52条（提供证据困难）、第66条（当事人出庭等）、第92条（私文书瑕疵）、第93条（电子数据）、第96（证人证言）等。
这表明《民事证据规定》更加注重对证据的综合判断，而这一变化本身就可以作为我国民事诉讼证据制度迈向自由心证的一个证据。
为何强调对证据进行全面审核，而不是采严格的“一证一认”呢？这首先是因为，证据调查的目的不是为了确认某一个证据的证明力如何，而是为了确认待证事实的真伪。
待证事实可能是主要事实，也可能是间接事实或辅助事实。
但无论如何，待证事实都是法院经过争点整理程序固定下来的，对于证明法律关系成立、消灭、变更或者受阻有实质意义的争议事实。
而针对一个待证事实可能出现多个证据，所有这些证据包含的信息汇总到一起，决定了法官对待证事实的心证状态。
既然证明的终极目的是确认待证事实的真伪，那么法官当然应当对所有这些信息进行综合审查和判断。
其次，全面审核证据更符合民事诉讼证明的要求，有利于法官尽快获得对待证事实的心证。
在法官掌握的大量证据中，有些证据可以彼此印证，有些证据可能互相矛盾。
对于彼此印证的证据，法官可以通过恰当的逻辑推理予以认定，而对于互相矛盾的证据，法官则可以不予认定，或者要求当事人进一步举证证明。
通过综合判断的方式，法官可以充分利用现有证据，逼近案件真实；另一方面，也可以避免孤立审核时可能出现的耗时费力、事倍功半的局面。
最后，对证据进行全面审核，并不否定对个别证据进行单独审核认定的可能性和必要性。
如果一个证据对于待证事实的证明较为重要，比如是能够单独证明一个待证事实的直接证据，或者是构成间接证明关键链条的间接证据、辅助证据，那么对该证据单独进行审核认定无疑是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