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二代农民工生存现状摘要：“农民工”是中国现有户籍制度之下的特殊群体，也是城市被雇佣者中劳动条件最差、工作环境最苦、收入最低的群体；同时也是中国产业工人中人数最大的群体。

20世纪80年代初期，出现了少量的第一批入城打工的农民；随着时间的推移，出现了第二代民工群体。

这个群体与第一代相比，无论从观念上还是在现实生存方式上有着很大的不同。

从他们的生存现状谈起，探讨他们的权益问题，试图找到改变他们现状的途径。

关键词：中国；第二代；农民工；生存现状。

“农民工”是中国现有户籍制度之下的特殊群体，也是城市被雇佣者中劳动条件最差、工作环境最苦、收入最低的群体；同时也是中国产业工人中人数最大的群体。

“民工”是“农民工”的简称，这个名称已流行很久了，大家似乎习惯了。

每逢春节，交通部门要开“民工专列”；春节后，媒体又会纷纷报道“民工潮”；有些社会学家在关心着“民工生存状况”；一些教育工作者评说“民工子弟学校”；其他如“拖欠民工工资”、“为民工讨薪”……但人们是否意识到：在这种称呼中，实际上包含着潜在的身份歧视。

从社会分工角度来看，农民本来是一种职业，然而在中国农民自古以来就带有身份的色彩。

提起农民工,人们的印象多是“大包小包、一头乱发”，但现在出现了不少与此大相径庭的“新生代”农民工：他们年龄普遍在25岁以下，说一口标准的普通话，时不时地从包里掏出名牌手机；基本没有务农经历，受教育程度较高；他们与上一代农民工有着截然不同的生活观和就业观。

第一代农民工普遍将谋生作为第一目标，建筑工地是他们的聚集地，新一代农民工的目光则投向三产服务业、制造业、纺织业、电子业等行业，赚钱只是他们外出打工的部分目的。

他们希望在城里买房，能像城里人一样生活。

因为有着更多的企盼,他们找工作时也往往更“挑剔”。

他们身上已经没有了东张西望、土里土气的老一代农民工的影子。

注重个人物质和精神生活享受，追求时髦的服装、轻松体面的工作以及时尚的休闲方式，使他们明显区别于老一代民工。

这些20岁上下的进城务工者，多是在1990年以后外出打工的。

他们被称为“新生代民工”。

劳动部门提供的信息表明，2006年春节后去广东、福建、上海等方向的新生代民工增加，这些地方每月的工资都在1000元以上，年龄18～25岁，以“三高一低”为特征：受教育程度高，职业期望值高，物质和精神享受要求高，工作耐受力低。

与父辈的差别：“新生代民工”不再老老实实地待在最脏、最累、最“没出息”的工作岗位上，不再省吃俭用攒钱往家里寄，更不会挣够钱回家盖房娶媳妇。

在受到歧视时，他们会摔门离去。

中国社科院研究员王春光用更为“学术”的语言对他们进行了描述：新生代民工有76%未婚；基本上没有务农的经历，很多是从学校毕业后就直接外出的，甚至连基本的农业常识都缺乏；从动机上看，他们基本上不是基于“生存理性”外出，而是更多地将流动视为改变生活方式和寻求更好发展的契机。

新生代民工的消费特点：个人消费支出快速增加，不再为攒钱而使自己变成“苦行僧”——这是不同于父辈显著特点。

一、城市农民工的生存现状（一）面临就业歧视与就业压力。

农民在进城成为农民工的第一步——就业上便处于不平等的地位。

这可追溯到五十年代中期。

1957年12月，国务院通过《关于各单位从农村招用临时工的暂行规定》，都明确要求城市“一切部门的劳动调配必须纳入计划，增加人员必须通过劳动部门统一调配”、“不得私自介绍农民到城市和工矿区找工作”。

从这时起，城市居民优先就业的劳动就业制度就形成了。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农村富余劳动力日益增多，这一不平等的就业制度使城乡劳动力就业不均衡的矛盾逐步激化，于是改革开放后，农村剩余劳动力便大量涌入城市，一定程度上冲击了这一就业制度，但城乡劳动力的平等就业权远未实现。

（二）工作待遇差，基本权益不能得到合法保障。

正是由于这些歧视性制度的存在，劳动者职业的有无与好坏不再取决于一个人的能力和工作态度而取决于人的某些特定属性，受歧视的群体就要支付更高昂的代价，他们只好去竞争那些本地人不愿意干的重、累、脏、险性质的工作，而且往往是报酬低、待遇差的临时工作岗位。

虽然现阶段经过一系列改革，农民工拥有了更多的平等权，但这一制度并未彻底清除。

另外，农民要想进城打工，还必须交纳各类或多或少的费用。

仅仅是办理能在城市就业、临时居住的各类证书要花去几乎是普通农民工一个月的收入。

假如要通过职介所找工作，再加上其他杂费，一个月收入也不够。

因此大多数农民就被迫转入地下，成为城市“黑工”。

这样一来，劳资双方建立的劳动关系不具合法性，便无法通过加强政府管理来规范，农民工的合法权益便根本无法得到保障。

（三）居住条件恶劣，生活质量差。

由于前面两点原因和户籍问题，农民工不可能在城市购买住房，有厂房的工矿企业的民工便睡在拥挤的集体宿舍，没有厂房的，例如最突出的建筑行业，民工只能挤在狭小拥挤的临时工棚，这些永远都不可能成为一个家。

而农民工失去一份工作、换工作更是家常便饭，没有工作又没有地方借宿的时候，露宿街头也是常见的事。

正是因为他们无法在城里经营一个家，无法在城里安置他们的父母、子女，于是每到春节前夕，便有南来北往的农民工为了从一个不是家的住宿地回到一个可以称之为家的住宿地而挤满全国各地的大小车站。

这不仅对农民工来说是一件迫不得已的事，对社会来说会造成诸多的不便与浪费，而且与我国城镇化的发展战略是相违背的。

（四）子女难以享受平等的教育服务。

进城打工者大多为青壮年，而这些人中又很大一部分已有妻小，一般都是夫妇一同外出打工。

很多外出打工者希望能把孩子带到自己打工的地方接受教育。

但这并非易事，在城市中小学读书，很多城市会因农民子女户口不在本城为由拒收他们或收取高额的借读费、建校费、增容费等各种名目的费用，这只能让许多农民工子女望而却步。

当然也可进入政府批准的民办私立学校，但这类学校同样是收费较高，往往是俗称的贵族学校，其收费当地普通居民都难以接受，更何况农民工。

2006年初国务院发布了《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要求保障农民工子女平等接受义务教育。

明确提出输入地政府要承担起农民工同住子女义务教育的责任------城市公办学校对农民工子女接受义务教育要与当地学生在收费、管理等方面同等对待等等。

而做到这些，在目前情况下也实为不易。

因为这不仅涉及我们现行的税收、财政、户籍管理等一系列制度，也涉及城乡二元结构等更具根本性的诸多复杂因素。

二、权益问题确实二十多年来，农民工的血汗劳动和低廉工资，成为推动中国经济迅猛增长的最重要因素之一，但他们却由此受惠不多。

1980年后出生新生代的打工仔打工妹越来越多。

现在的打工仔打工妹们已经不再是二十多年前的那些茫然、木讷，仅想出来挣点活命的钱的农民，他们是现代传媒和通讯技术教育出来的新一代工人阶级，他们有更强的城市生活动机，更不能容忍社会不公和身份歧视，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往往会采取一些比较激烈的对抗性行为，来直接或间接地表达他们的不满。

国家统计局公布，2004年全国农民工月平均收入539元，而同期城镇工人是1.335元，也就是说，因为雇佣农民工，雇主每人每月可以节省796元。

全国因雇佣农民工而节省的开支相当于当年GDP的8.5％，这大体相当于中国当年经济增长的速度，这还不包括福利、保险的节省，可以说是农民工的劳动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农民工群体有1.2亿人，其中进入制造业的占30%，占全国出口加工制造业就业人数的68%，中国的进出口额11.547亿美元，主要靠制造业，推动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人正是这些新生代的农民工，没有这个群体的发展，就没有中国的可持续发展。

更比低待遇不可容忍的是这些低工资还不一定能兑现。

近年来，国内因拖欠农民工工资而引发的纠纷大量增加，其中不乏命案，屡屡引起广泛关注。

除了拖欠工资外，农民工合法权益被侵害还表现在工作环境恶劣、缺乏劳动保护、超时疲劳工作现象十分严重，以及由此引发的职业病和工伤频发。

出人意料的是，有调查显示，许多工人还是想加班，常见的说法是，“因为不加班工资很低”，由此可见，雇主把单位时间的劳动报酬压到最低，迫使工人选择用加班形式多挣一点钱。

这就是两代农民工的差别所在，背景是两个时代的不同。

时至今日，出生成长在改革开放时代的新生代农民工，外出打工动机是寻求个人发展，并不像其父兄一辈是为了解决自身和家庭温饱问题；多数新生代农民工从小到大衣食无忧，或多或少读过小学和初中，深受电视文化和信息文明的熏陶浸染，与其父兄一辈相比，缺乏吃苦耐劳的品性，却又崇尚个性张扬、追求自我价值；反映在求职就业过程中，新生代民工敢于挑肥拣瘦，敢于用脚投票———炒老板鱿鱼。

他们是农民工中最活跃的“跳槽者”。

从劳动力市场供求角度看，这是新生代农民工敢于同市场博弈的结果；作为劳动力供给者，新生代农民工面对厂方提供的低廉工资待遇和恶劣工作环境，不再像其父兄一辈那样忍辱负重，无所作为；相反，他们一走了之，重新寻找适合他们发展的地方和舞台；近些年来这些年轻的农民工薪酬行情大幅上涨，不仅仅是新生代农民工在劳动力市场价格博弈中的一次胜利，更是具有社会积极意义的一次进步，说明他们更容易融入城市的氛围和现代企业管理制度。

三、新生代民工的发展困惑社会学家们的调查显示，由于农村依旧贫困，返乡的外来工大多数仍然会寻找机会外出打工，打工几乎成为他们改变命运的唯一途径，但城市又不允许他们定居下来，于是，农民工就只能在城市与乡村之间进退，并随着民工潮的涨伏而钟摆式地在城市与乡村间来回摆动。

未来在哪里？对这一问题的回答，第一代民工和新生代民工有着显著的差异。

对大多数第一代民工而言，他们清楚地知道自己只是城市的“过客”，他们来自农村，归宿也在农村。

对于新生代民工来说，他们往往不清楚自己的未来在哪里。

他们向往城市，却不被城市所接纳；根在农村，却对农村日益疏远。

对他们而言，城市意味着一种新的生活方式，意味着不一样的前途，不一样的命运。

他们希望通过进城务工经商，告别祖祖辈辈“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

外出的经历更让他们深刻地体会到城乡之间的巨大差异，“死也要死在城市”的心声。

但是城市高昂的生活成本、严格的户籍制度、冷漠的社会歧视等一道道有形无形的门槛不断粉碎着他们的城市梦。

城市文化的耳濡目染又不断消解着他们对家乡存有的情感认同和社会记忆，生活方式的巨大差异也使他们渐渐不再适应农村的生活方式。

总之，比起第一代民工，他们真正成了既融不进城，也回不了乡的“边缘人”。

四、原因分析（一）二元制的户籍制度及相应不平等的就业制度使农民工处于不公平的处境。

在改革开放以前，制约我国社会发展的主要是农产品的供给问题和工业发展落后的问题，因此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国的做法是把农民限定在其土地上以保证粮食的生产，同时实行以农补工的政策，由此实行了城乡分治、属地管理为原则的二元制的户籍制度，在这一户籍制度下，农民是难以离开其土地的，而且农民和城市人口享受的各发面的权利是不平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