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台纵横lantaizongheng右江革命根据地的红色歌谣生动再现了百色起义及右江革命根据地创建过程的真实历史，凝炼了百色起义精神所蕴含的“奉献拼搏、争先创优”的基本内容，深刻体现了“顾全大局，无私奉献；舍生忘死，英勇无畏；移风易俗，革故鼎新；实事求是，敢为人先；政策制定，贴近实际”的精神内涵。
一、顾全大局，无私奉献右江革命根据地军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顾全大局，无私奉献，谱写了一曲曲英雄赞歌。
在《歌唱韦拔群》歌谣中再现了右江地区革命先驱韦拔群献身革命、投身农运的感人事迹:“从前民国十二年，革命浪潮卷东兰，轰轰烈烈闹共产，英雄拔哥（韦拔群）人人赞，拔哥一心为穷人，又为后代乐万年。
从前民国十二年，革命浪潮卷东兰，那时好人数拔哥，他为穷人把身献。
”[1]12“快乐事业，莫如革命”是右江革命根据地各族军民无私奉献，以革命事业和人民利益为重，为共产主义事业献身的体现。
百色起义前后，陈洪涛在《为男志在革命》歌谣中表达了对革命事业的赤胆忠心：“别妻子爹娘，撕断肝肠；为男志在革命，别爹娘。
战乱纷纷众遭殃，背井离乡；救国拯民保家园，就出庄。
为民为社稷流血，重值泰山；人生自古谁无死？但受众彰。
别妻别子扛上枪，时正当；莫迟疑莫眷恋，趁血气方刚！”[2]2231930年11月9日，为动员红七军主力安心北上，韦拔群在整编动员报告中指出：“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队伍，要无条件地执行党给予的一切任务。
我们是工农红军，要无条件地为工农利益去战斗。
我们的目的是解放全人类，革命者处处是家乡。
现在，你们要远离家乡，希望你们安心战斗，将来必定会胜利打回家乡来。
”同时，他还编唱了一首《勉励战士歌》送给北上的战士：“出外干革命，莫要恋家庭。
跟着共产党，做个好红军。
为民为自己，事业真光荣。
革命成功了，共享幸福年。
”[3]1二、舍生忘死，英勇无畏面对白色恐怖和敌人的疯狂“围剿”，右江革命根据地军民前仆后继，浴血奋战，保卫苏维埃政权。
在《保卫红色苏维埃》歌谣中唱道：“石磨绕着轴心转，葵花向着太阳开；保卫红色苏维埃，大家向党靠拢来。
劳苦人民一条心，团结打倒反动派；石磨绕着轴心转，葵花向着太阳开。
哪怕炎海上刀山，也要踏出新世界；保卫红色苏维埃，大家向党靠拢来。
”[1]135韦拔群抱着“不怕难，不怕死，坚决为人民的利益牺牲自己的一切”的革命信念义无反顾地投身革命，在全家20人已有16人惨遭反动派杀害情况下，仍坚守西山，直至最后壮烈牺牲。
红七军北上之时，《树大不离根》的歌谣在军中传唱开来：“树大不离根，骨肉不离身；哥的生和死，连着红七军。
活是红军兵，死是红军神；树大不离根，骨肉不离身。
”[1]114表达了红七军战士革命到底的决心。
1930年11月10日，红七军从河池出发时有7000多人，经过7个多月的艰苦跋涉，转战5省，行程7000多里，到达江西与中央红军会合时，只剩下2000多人，大部分牺牲在征途中。
在右江革命根据地反“围剿”时期，右江各族人民始终坚持革命斗争，作出了巨大牺牲。
1931年，凤山的恒里岩被围8个月，直至弹尽粮绝，洞内军民无一人屈服，男女老幼壮烈牺牲达374人。
在《歌唱恒里岩》中唱道：“十二座大山，高不过恒里岩。
恒里岩高万丈，恒里岩美名传。
血肉筑城墙，石头当炮弹。
誓死不投敌，革命意志坚。
围困一年多，人人不动摇。
白匪无人道，辣椒火薰烧。
艰难熬日月，援助又断绝。
三百七十条脉，恒里留英名。
”[1]76展现了一幅气吞山河的“反围剿”场景。
三、移风易俗，革故鼎新右江苏维埃政权大力提倡民族平等，破除落后观念，倡导新型风尚。
《如今瑶胞得解放》对此体现得淋漓尽致。
歌中唱道：“如今瑶胞得解放，瑶家子弟进学堂。
民族平等样样好，瑶家骑马上圩场。
有挑有担自己挑，哪个请夫就推翻。
如今瑶胞得解放，瑶家子弟进学堂。
不给土豪抬轿子，不给劣绅当肉床。
民族平等样样好，瑶家骑马上圩场。
”[3]6此歌谣反映瑶胞过去受剥削压迫和被剥夺教育权的状况，歌颂了右江革命运动给瑶族同胞的生产、生活带来的翻天覆地的变化。
随着新思想、新观念的建立，右江民众的生活方式、生产观念和思想观念也发生了深刻变化。
右江苏区旧习俗的改造与改变涉及面极广，这在妇女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剪短发闹革命》歌谣反映了苏区妇女反封建的实际行动。
歌谣中唱道：“现在是文化世界，妇女兴剪发，得自由结婚，得自由得平等，得自由恋爱。
我俩来带头，我俩相对看，我俩一起做，现在得自由，如今我穷人得自由，才能手拉手。
”[1]89昔日右江地区的婚配情歌，大多只能表达对封建旧礼教、旧习俗和包办婚姻的愤懑以及对婚姻自由的向往。
然而，对于获得翻身解放的右江苏区妇女而言，男女平等、婚姻自由已不再是水中月、镜中花了。
《自由婚姻真潇洒》就用对比的方式反映了新旧婚姻制度的变化：“自由婚姻真潇洒，婚嫁由眼挑心花。
父母媒妁皆废话，问爹问娘做什么！从前婚姻真恶劣，封建婚姻太无法。
自由婚姻真潇洒，婚嫁由眼挑心花。
从前鸡仔就下定，如今不用依爹妈。
父母媒妁皆废话，问爹问娘做什么！”[3]7期间，反映右江苏区努力生产、自食其力、民与商峥嵘的《无名歌》也流传盛广。
歌谣中唱道：“工人农民自食其力，劳动不愁穷。
工农齐力创生产，民与商峥嵘。
”[1]68此歌谣反映了翻身解放的右江各族人民全身心投入根据地建设和革命斗争的热情，以及苏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景象。
四、实事求是，敢为人先百色起义是邓小平“实事求是”思想的源头。
右江革命根据地创建和发展过程中，组建了广西最早的革命团体———“改造东兰同志会”；制定了广西最早的民主革命纲领———《敬告同胞》；创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广西最早的农民革命武装并发动武装斗争；成立了广西最早的县级农民协会———“东兰县农民协会”；创办了广西最早的传播马列主义的红色学堂———“广西农民运动讲习所”；最早在广西倡导和推行民族平等政策。
同时，遵循统战规律，认真做好旧军队中从红色歌谣看百色起义精神内涵□简华春91兰台世界2012·11月上旬兰台世界2012·11月上旬上层军官的统战工作；遵循起义规律，做好百色起义前的准备工作；遵循政权发展规律，在不同的区域采用不同的革命政权形式；遵循土地分配规律，根据不同的情况采取不同的土地分配形式，组建了广西最早的农业合作组织———“东里共耕社”。
这种实事求是，敢为人先的精神，正如《甘给成立农讲所》歌谣所描述的那样：“甘给成立农讲所，十县青年去报名；苦水要吐腰要伸，跟着拔哥闹革命。
拔哥讲课句句新，马列真理照前程；甘给成立农讲所，十县青年去报名。
革命熔炉炼好钢，右江农运火更红；苦水要吐腰要伸，跟着拔哥闹革命。
”[1]97五、政策制定，贴近实际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
为满足农民对土地的要求，右江革命根据地领导人邓小平、韦拔群、雷经天、陈洪涛等制定了切合右江地区的土地政策。
1930年4月，在韦拔群家乡东兰县武篆区东里屯、凤山县中亭乡开展土地革命试点工作，以农民自愿为基础，采取“共耕”、“平分”等不同的土地分配办法。
东里屯办共耕社，附近三个自然屯所有穷苦农民全部报名参加，积极支持共耕社。
正如一首歌谣中所唱的：“东里田地共同耕，个个有份才平等；同种同收才温饱，共耕利益我百姓；过去穷人无田地，革命胜利才有份；东里田地共同耕，个个有份才平等。
”[4]475随着土地革命运动的开展，右江苏区出现了“分田分地真忙”的生动景象。
分到田地农民的喜悦心情溢于言表。
在《千田万垌落金霞》歌谣中唱道：“村前流水欢哗哗，邓斌（邓小平）做客到我家；倡议办起共耕社，他和拔哥栽金花。
共耕条例是天梯，千田万垌落金霞；村前流水欢哗哗，邓斌做客到我家。
邓斌徒步走千村，问寒问暖到壮家；倡议办起共耕社，他和拔哥栽金花。
”[1]163因地制宜开展土地革命，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充分调动了右江苏区人民群众的革命热情和生产积极性，使右江革命根据地能迅速、有效地发展起来。
参考文献[1]梁文化.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红色歌谣[M].南宁：广西美术出版社，2009.[2]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党史研究室.韦拔群陈洪涛史料专辑[M].内部资料，2006.[3]黄耿.右江战歌[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8.[4]河池市委.韦拔群精神论[M].解放军出版社，2009.★本文为百色学院重点科研项目“右江革命根据地红色歌谣研究”系列论文，课题号：2007KA05。
★作者为百色学院经济与旅游管理系副教授。
现代战争是综合国力的较量，经济抗衡占据重要位置。
一般而言，两国交兵查禁敌货是抵制敌方经济进攻的普遍策略，它与禁运资敌共同构成对敌经济封锁的两方面。
禁运资敌是防禁我方物资外运资敌，而查禁敌货则是防止敌方以其消耗品在我方大肆倾销。
抗战期间，国民政府推出一系列查禁敌货政策以应对日货倾销，为集中财力物力支援抗战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日军全面侵华后，鉴于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日本短期内难以在军事上取胜，遂提出从经济上推翻中国政府的政策，加紧了经济进攻，一方面大肆搜刮中国的战争物资，遏制中国的抗战实力，壮大其侵华力量；另一方面以廉价的消耗品对中国倾销。
日本对华商品倾销目的有二：一是以日货吸收国民政府的法币，再以法币套取外汇基金，充实其金融实力；二是以日货换取中国外销物资，运销海外再换取外汇，增强其经济实力。
这两者均以配合其经济进攻政策为宗旨，其根本用意在于“设法造成法币的崩溃，取得在中国的国外资金，由此在财政上使中国中央政府自行消灭”[1]272。
为此，日本在中国沦陷区各地普遍设立“实业百货店”、“物资交换所”及“物资通济处”等机构，专门从事向大后方走私和倾销日货的活动。
日本向中国倾销的货物自然是无益抗战的消耗品，为使其商品能够渗透进内地，日本想尽办法：（1）货物改装，假冒他国货物直接从海关运进；（2）伪装过关，用备有各类敌我旗帜和证照的轮船直接从沿海往返输入；（3）陆路偷运，用牛车、土车、肩挑等方式从陆路运进；（4）勾结权势，与特殊势力勾结，利用国民政府的交通工具报运或偷运输入；（5）夹带运入，贵重物品如高丽参、烟土、医药品等由轮船账房水手带运[2]。
日货潮涌而来，有如水银泻地无孔不入，其数额令人震惊，以1939年为例，海关统计显示，该年仅前三季度日货进口超过2.46亿元[3]，约占总进口额的1/4，大大高于战前水平。
而且这些统计数额仅为正常途径输入的日货，若将走私日货计算在内，则其比重将远远超过此数，据学者估算，每年输入中国的日货数额至少在3亿—4亿元之间[4]，足见日货在中国倾销的剧烈程度。
二1.统一查禁法规。
国民政府虽然早在抗战之初即已电令各地查禁日货，但并未颁布具体的查禁法规，使得各地只能依据本地情形制定相应政策。
由于各地方政策法规存在的较大差异，不仅容易给奸商以可乘之机，而且也未能把事实上已等同于敌货的货物一概查禁。
比如，沦陷区很多尚未内迁的中国企业被日本“合作”或强迫收买，已成为日本侵华的工具，其产品性质与日货无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