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园冶》与《作庭记》：中日古典造园书之比较日本园林艺术史上有两次大规模的“汉风东渐”：一次从飞鸟时代一直延续到奈良时代（公元538～794年）吸收中国隋唐建筑形式，一次是镰仓时代（公元1185～1333年）引入宋代的园林艺术。
这两者之间的平安时代，为日本古典文化的黄金时期，也是其本土文化“和风”最终形成的时代。
《作庭记》成书于平安时代，是作者橘俊纲在多年见闻的园事日记基础上编撰而成，也是东亚地区最早的一部造园书，在日本有“国宝”[1]之称，可以被视为日本本土造园技术的大成。
《园冶》，明末学人计成所著，是中国造园史上最为成功的理论专著。
与《作庭记》在年代上相差约600年。
虽然时隔迢遥，《园冶》和《作庭记》作为中日古代最为杰出的造园著作，影响都泽披后世，形成独特的造园思想和审美情趣。
本文拟从比较两部著作相似处入手，分析日本枯山水的独特所在，以期一窥中日园林艺术的异同。
一、《园冶》与《作庭记》的山水之趣世界造园体系可大分为西亚、欧洲及东亚三大体系。
东亚造园体系是以中国文化为主干的东亚汉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其总体特征是以中国造园体系为渊源，以自然式风景园为基本形式和风格。
1．“宛自天开”与“师法自然”中国园林与山水画同源同理。
魏晋时期山水画和山水诗的发展，促进同时代园林意趣的形成。
书画家王维就经营过“辋水沦涟，与月上下”的辋川别业。
唐宋以降，很多园林往往由画家设计，宋徽宗赵佶书画传世，亲自主持皇家名园艮岳园的修筑。
《园冶》作者计成在《自序》开篇就称“最喜关仝、荆浩笔意”，而文人山水画的特点也贯穿于《园冶》的山水篇。
计成既是园林艺术理论家，又有躬身亲为的能力。
他少年即以绘画知名，《自序》中尚有一段，可看出他对园林设计的书画性要求。
他的朋友吴玄想按照司马光的“独乐园”建造自家园林，并就此请教计成。
计成在相地之后认为“此制不第宜掇石而高，且宜搜土而下，令乔木参差山腰，蟠根嵌石，宛若画意”，落成后被主人誉为“独收江南之胜”。
《相地》篇中，关于园林景色的文学描写尤其多，如“杂树参天，楼阁碍云霞而出没；繁花覆地，亭台突池沼而参差。
”（山林地）写的是植物、建筑、水的有机组合；“搜根惧水，理顽石而堪支；引蔓通津，缘飞梁而可度”（郊野地）说的是山（石）、水，与建筑（桥）的设计方案；“悠悠烟水，澹澹云山，泛泛鱼舟，闲闲鸥鸟”（江湖地）说的是借景山水。
可游可居既是古代山水画的立意，也是宅居造园的主旨。
《作庭记》在这方面与《园冶》有异曲同工之妙。
《园冶》的传世之言为“虽由人作，宛自天开”，《作庭记》开篇的《立石要旨》就明宗立意：“师法自然山水，随宜因之而立石”。
《园冶》的《兴造论》中说，“三分匠七分主人”，并强调“非主人也，能主之人也。
”即造园工程三分依靠工匠，七分依靠设计规划。
《作庭记》中也有相应主张，《立石要旨》第二条为“以昔名家佳作为范，虑家主之意趣于心，并融以我之风情，立石[2]作庭。
”我之风情，即设计师的品味意趣。
中日两国的园林著作都提纲挈领地提出造园和自然的模仿关系，并非一种巧合。
也不是成书在后的《园冶》对《作庭记》的借鉴，而是两国文化同根同源的表征。
王铎认为，“道法自然”是中国古代山水园林的哲学文化奠基。
“在老子‘道’本源的影响下，中国古代苑园，沿着自然山水的文化脉络、艺术肌理、发育、迭积至艺术高峰。
”[3]道家学说虽然也以阴阳五行的方式传入日本，但对日本影响最大的学说却是源自印度、经过中国本土改造的佛教流派禅宗。
禅宗的自然观在庭院艺术上的反映，可从日本古代著名造园师，也为临济宗高僧梦窗疏石的《梦中问答》中看出：“相信山河大地，草木瓦石，都有各自的本分者，一旦爱上山水，就宛如世间人情，就有人很快将这种人情作为道心，潜心钻研涉及泉、石、草、木之四种灵气的神态。
倘若钻研得好，就自然会形成道人之山水。
”[4]梦窗此言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日本的造庭观，包括平安时代萌芽的“枯山水”，都是对这种野景意趣的追求。
但由于道、禅哲学观和审美观的差异，日本庭院偏于枯寂、幽远，而中国园林更能“收四时之烂漫”。
2．叠山理水和立石遣水中日园林基本由山、水、植物、建筑四大要素构成，植物的独立性相对较小，往往依附于山水，成为山水不可或缺的因素。
山水在中日园林中所占比重极大，如以小规模园林――庭院来说，作为界限的建筑甚至可以忽略。
因此园林设计，很大程度上是山水设计，中国古典造园术语为“叠山理水”，日本为“立石遣水”。
《园冶》对“叠山”的重视远远超越“理水”。
第十章《掇山》与十一章《选石》细致入微地分述了山、石的各种情况。
山有园山、厅山、楼山、阁山等十六种，石也有太湖石、菎山石、黄石等十六种。
“理水”则没有独立成章，而是散见于各篇之中，稍微集中论述的只有《掇山》中的“涧”，“曲水”和“瀑布”，总共不过三百字，还是作为假山的附属成分。
而《作庭记》对山水都极重视，据张十庆统计，此书上下两卷共12篇，793行，而其中论述山水的都占到了726行，占全书篇幅的91％[5]。
与《园冶》相比，有以下几个特点：造园颇多禁忌。
《作庭记》有整整一章的内容关于立石禁忌，主要有方位禁忌和位置禁忌。
依据的学说也很复杂。
如“忌将原本之立石倒卧，或将原本知卧石竖立。
如若犯之，其石必成灵石作祟。
”这是“万物有灵”的迷信思想。
“三尊佛石不可正对寝殿而立，须稍侧向其他方向。
犯之不吉。
”三尊是不动明王的姿态，这是佛教思想。
“庭石之大且白者，不可立于东方。
”这是阴阳五行学说。
《园冶》无一处有禁忌，只有审美关照下的建议。
同样说立石，没有犯忌则会惹祸上身的问题，“主石虽忌于居中，宜中者也可。
”并不排除个别适宜情况。
中国造园也有风水禁忌说，诸如南北轴线上的对称，堆山立石的青龙白虎说，但远没有日本造园的讲究和细则。
至于《园冶》中丝毫没有反映出这些禁忌，与其写作宗旨有关。
《园冶》旨在告诉人们如何能够创造出一个幽美清雅的生活环境。
明清之际，营造园林的风气很盛，但鲜有杰出作品。
郑元勋为《园冶》题词中说：“若本无崇山茂林之幽，而徒假其曲水；绝少鹿柴文杏之胜，而冒托于辋川。
”计成也对拘泥定式痛恶深绝，认为假山动辄排成“炉烛花瓶”，“刀山剑树”，山非得五峰以喻五老峰，池定要凿成四方，是毫无趣味的做法。
无独有偶，与《园冶》同时代的《长物志》中提到建筑宜忌时，也是从审美角度出发，避开流俗。
如“室忌五柱，忌有两厢，前后堂相承，忌工体字”，或从实用角度出发，便利生活，“庭较屋东偏稍广，则西日不逼。
”[6]而《作庭记》是一部作庭秘传书，少了《园冶》式的浮夸句式，多了更多技术性的旨要，不仅为提供理想的生活环境作出典范，还根据本土民风禁忌，详细地规定了参照。
比较起来，《园冶》是文人情怀，《作庭记》更具世俗风尚。
遣水模拟海景。
《园冶》中关于理水涉及甚少，有则也是潭、池、瀑布、涧等小规模的、与“山”紧密联系的“水”。
而《作庭记》中水的形态主要在《立石诸样》篇中得到陈述，虽名为立石，实则以石衬水。
它将立石的形样分为五种，为大海样、大河样、山河样、沼池样、苇手样。
每种都详加说明，如做大海样，“须先立石成荒矶之样态。
其荒矶者，于池岸置若干嶙峋前突之石，离岸水面连立多石，犹似岸边水际延伸之石矶。
水中还宜稍置孤离之石。
此乃激浪拍岸之所，浪击所成之形。
其次，再随处伴以洲崎、白滨，其上植松。
”从文字看，无论是大海样，还是其它样式，共同的特征是水面狭长、蜿蜒，以岸石和植物来区别各自的特点。
国土的典型景观是园林创作的源泉。
中国和日本园林素有山型园林和水型园林之称。
日本是岛国，自然的造化成就了日本园林艺术创作的源泉，海岛景观和丘陵景观就成为日本自然风情的内容和庭园构思的主题。
而即便是做池、河，也要仿置承浪石，即模拟海景，形成激浪拍岸、轰然溅射的气氛。
池中筑岛向来视为园中第一胜景。
《作庭记》中对“岛”的形态分类更加繁复，计有十种之多，前四种为山岛，后六种为平岛。
岛姿各具特色，别有情趣。
对池中筑岛的重视一方面是地理环境的影响，另一方面是中国先秦园林样式“一池三山”传入日本后的遗韵。
如今奈良时期的平城宫遗址中还保留着东院庭园的池岛轮廓，而中国明清时期的园林，没有池中筑岛的大规模运用，除非大面积的水域如颐和园的昆明湖。
《作庭记》遣水非常讲求水的动态和流向。
庭园水源，多由东北引向西南，东水西流被认为是“最吉”，并用阴阳五行的“青龙水泄诸恶气于白虎道”来证明这种遣水方式的合理性，其实平安京（日本平安时代的首都，也是《作庭记》的创作背景）地势东北高，西南低，只是顺应地势，也须作如此遣水。
另一方面，《遣水事》中还将立石遣水看作处理帝王和臣下关系的重大之事。
“以山为帝王，水为臣下，以石为辅佐之臣。
故水以山为依靠，沿山而行。
然山弱之时，必为水崩，是即表臣下对帝王之冲犯。
”并得出结论，凡作山水，必立以石。
选石不重玲珑。
就立石形态而言，《作庭记》与《园冶》也有差异。
《园冶》有一整章的《掇山》来描述大规模假山的构造，岩、峦、洞、穴、涧、壑、坡、矶无一不备；而《作庭记》毫无大规模叠石的踪迹。
石头只有两种形态：卧石和立石，只有主石、胁石配合或者散置、点置的区别，而没有形体大的假山。
就材料而言，中国造园向来重瘦漏透皱的太湖石。
《园冶》选石篇形容其为“性坚而润”。
白居易在《太湖石记》中写道：“石有聚族，太湖为甲。
”[7]文震亨也认为“太湖石在水中者为贵。
”[8]湖石历来是造园者的首选，以致“自古至今，采之以久，今尚鲜矣。
”[9]除了湖石，黄石也颇常用。
而日本造园不重石头个体的玲珑多姿，而讲究石头之间的搭配和群体效果。
“凡立石，若有逃石，即有追石；若有倾石，即有支石；若有仰石，即有俯石；若有立石，即有卧石。
”这种差异部分与地质有关，日本以水成岩、火成岩和变质岩为主，色彩晦暗，肌理坚实，没有中国湖石的婉转态势，也较难显出通透效果。
不过日本岩石的特质，在物质上成就了“枯山水”的独特文化。
3．“寝殿造”与士人园林《作庭记》中直接提到建筑只有最后一章《杂部》。
一共只有四句话：“唐人居家，必有阁楼。
高楼者，自不待言，大致檐短者曰楼，檐长者曰阁。
楼以眺月，阁以纳凉。
盖檐长之屋，夏凉冬暖也。
”全部内容仅以区分阁楼。
但是《作庭记》中没有提到，但与之密切相关的是平安时代的寝殿造建筑。
所谓寝殿式，就是正殿位于中央朝南，左右对称建配殿，正殿与配殿之间用回廊相连，南面庭院造池子，筑中岛，四面筑围墙，东西开门。
这是模仿中国院落的建筑模式兴建的。
贵族住宅也以寝殿式最为普遍，例如藤原氏的东三条殿和离宫建筑神泉苑等。
作者橘俊纲是平安时代高官藤原赖通之子，当时寝殿造技术正处于成熟期，藤原家的宅邸高阳院就代表当时造园的最高水平，因此橘俊纲的《作庭记》中对庭院的形态、立意、技术、禁忌等等各方面的论述，都反映了寝殿造庭院的模式。
《园冶》对建筑本身的描写复杂细腻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