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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与民俗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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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和民俗的关系
摘要: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是人们进行沟通交流的各种表达符号。

人们借助语言保存和传递人类文明的成果。

民俗,即民间风俗,指一个国家或民族中广大民众所创造、享用和传承的生活文化。

它起源于人类社会群体生活的需要,在特定的民族、时代和地域中不断形成、扩大和演变,为民众的日常生活服务。

民俗就是这样一种来自于人民,传承于人民,规范人民,又深藏在人民的行为、语言和心理中的基本力量。

人们借助语言保存和传递人类文明的成果。

语言和民俗关系紧密,与我们生活息息相关。

关键词:民俗社会习惯载体
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是人们进行沟通交流的各种表达符号。

人们借助语言保存和传递人类文明的成果。

所谓民俗,就是指产生并传承于民间的,具有世代相袭特点的文化事项。

它随着人类的产生而逐步产生发展,成为人类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并深刻影响着人类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

可以说,人类生活在由民俗构筑的世界里,无时无刻不感受着民俗文化的熏陶。

所以,任何一个社会的语言不可避免地反映社会文化的各个方面。

事实上,反映社会文化的语言易为人们所理解和接受,可大大加强语言的功能。

一,语言和民俗都是社会习惯
语言起源史告诉我们,语言是随着人类社会的产生而产生的。

语言的产生绝非一朝一夕所就,通常都要经历漫长的过程。

民俗抑或晚于语言问世,但其形成过程也很漫长。

语言和民俗都是人类社会中“习惯成自然”的产物,都是社会习惯。

从这个意义讲,语言和民俗具有如下共同特征:
首先,语言和民俗都是人类意识、思维的社会表现。

作为人类历史发展的文明产物,语言和民俗无不发端和存在于一定的社会之中。

语言是思维的直接现实。

民俗是思维的直观体现。

个人可以独有意识和思维,但作为它的“直接现实”的语言,却面向广大社会; 个人的意识和思维属于一己,而这种意识和思维一旦演变为民俗事象,则同样为广大社会所共有。

因此,语言和民俗所涵蕴的意识、思维,实际上都是社会的意识、思维; 它们所表现的主体、客体,相应地也只能是身为社会存在的群体。

其次,语言和民俗都是人类约定俗成的历史遗产。

它们都是长期相沿的文化结晶。

所谓一“长期相沿”,一是说语言和民俗的形成都经历了漫长的传承阶段,二是说人们对语言和民俗的一致认同源于自然而然的沿袭之中。

当然,在局部范围内,语言和民俗也在不断地发展变化,代谢翻新; 但就总体而论,两者仍属“昨天”的传统,“历史”的遗存。

它们拥有足够的时间,从容地调整、规范自己。

因此,较之其他社会习‘质,语言和民俗又显得异常地稳定。

在此规范和稳定的氛围中,语言和民俗这两股“历史”的文化沿流,默默而依依地相辅而行。

第三,语言和民俗都是人类传统文化的自群壁垒。

一般地讲,饱经历史长河洗礼的传统文化,都具有程度不同的自群保守特征。

语言和民俗尤然。

大量语言和民俗调查表明,任何一个小小的语言共同体或民俗共同体,无不格循于自己的乡土传统或民族传统,顽强地保守着长期形成的“社会习惯”。

这就造成了不同语言、不同民俗的千差万别,出现了特色鲜明的自群壁垒。

然而,事物又总
是相比较而存在的。

自群的语言共同体、民俗共同体,并非独自孤立地存在。

它们总是在自群中心的前提下,有节而又不停地和另外许多共同体发生着交往和交融。

于是,自群保守的另一面,便又经常促使语言和民俗的差异性得到这样那样的融合。

在不同的语言和民俗的传播中,充满着既相排斥又相融合的复杂局面。

当然,就总体讲,这局面仍维系着语言和民俗作为“社会习惯”的传统风貌。

二,语言是民俗的重要载体
语言是人们交流思想的媒介,它必然会对政治、经济和社会、科技,乃至文化本身产生影响。

语言这种文化现象是不断发展的,其现今的空间分布也是过去扩散、变化和发展的结果。

语言材料直接反映民俗,或是语言体系折光反射民俗;有五种承载方式。

(一) 语言单位源自民俗。

“语源”恰好反映“俗源”。

这种语言单位,以语词、词组和短语居多。

如“打平伙”、“打牙祭”,前者源起民间聚众会餐,与餐者各自均摊费用或食物,合在一起享用,既改善生活,又增进交往; 后者源起平素多进蔬食的人们,隔若干时日肉食一次,以改善饮食: 两者都来自民间的古旧食俗。

其俗其称,专语专用,语、俗完全相印。

(二) 语言单位陈述民俗。

一个词,一句或一席话,直接道出一宗民俗事象。

如讲节俗的“腊月八,把猪杀”、讲婚俗的“闹房三日无大小”、讲葬俗的“孝子不抬丧”、讲宴俗的“主不吃,客不饮”、讲农俗的“插秧酒,打谷饭,挖红若,吃破烂”,等等。

( 三) 语言单位旁涉民俗。

在这里,民俗事象通常被用作喻体,而“俗”在言外。

如,“出殡忘了抬棺材,好大意”、“乳名都是父母起的,坏名都是自己惹的”: 前者以“出殡抬棺材”之俗,喻指本体“粗心大意”; 后者援引父母给婴幼“起乳名”之俗,以对比强化本义“自毁其名”。

( 四) 语言单位夹带涉俗语词。

它是另一类“旁涉民俗”。

这些涉俗词语,或为中心语,或为一般词,统称“民俗语汇”。

如“宁为房上鸟,不作屋中妾”、“隔着锅台上炕”: 前者的“妾”,语涉旧时“纳妾”之俗; 后者的“炕”,语涉搭炕取暖之俗。

这些民俗语汇,有如一颗颗宝石,镶嵌在语言单位中,使之熠熠闪光,更富生活表现力。

( 五) 语言单位以集合形式反射民俗惯制或风貌。

某些语言单位,就其自身讲,并不涉及具体的民俗事象,但它们的总和,即其“集合形式”,却折光地反射着民俗。

如“一方一俗”、“万民同俗”、“入境问禁”、“入乡随俗”等语,与具体民俗事象无涉,却总体地道出了人们的民俗观。

再如许多社会谚、生产谚、自然谚,也未必直接陈述民俗,却凝聚一方或八方民众的智慧和经验。

透过这些智慧和经验,仍可洞见彼时彼地的文化风尚,世俗人情,从而领悟若干民俗的惯制和风采。

语言反映民俗的这一方式,是蕴藉的,却又是经常的、大量的、普遍的。

语言充当民俗的载体; 反过来,民俗也反映语言的变迁。

但是,两者毕竟分属两类文化,虽相辅而行,却非简单同步,更非完全汇流。

就时间讲,尽管都表现为历史的范畴,而语言比民俗稳定得多,一般历时更长; 就空间讲,尽管都广为传播,覆盖面却不尽重合—有的乡俗仅在某狭小方言土语区传承,而有的民俗大项,竟可横跨某种或数种语言的广裹地区。

语言和民俗各自遵循固有的发展规律,各有消涨变迁。

这样,它们在彼此照应的同时,也难免出现某些时空的错位: 一方面,业已消亡的旧时习俗,可以滞留于现行语言,如新娘“坐轿”之俗早已过时,而“大姑娘坐花轿——头一回”,却仍留语言之中。

因此,语言素
有“风俗化石”之誉。

另一方面,在现存古俗中,也能追寻已泯古语的踪影。

如清人顾张思《土风录》所载“喷嚏曰人说我”一俗,迄今仍传于世。

穷溯其源,可知先秦曾云“愿言则嚏”,而此语仅存古籍,早已不见口传。

所以,民俗也可称“语言化石”。

总之,语言和民俗既不是非社会的自然现象,也不是超社会的个人行为。

它们自始至终是人类意识、思维的社会表现。

没有社会,就没有语言、没有民俗。

其次,语言和民俗都是人类约定俗成的历史遗产它们都是长期相沿的文化结晶。

所谓一“长期相沿”,一是说语言和民俗的形成都经历了漫长的传承阶段,二是说人们对语言和民俗的一致认同源于自然而然的沿袭之中。

当然,在局部范围内,语言和民俗也在不断地发展变化,代谢翻新; 但就总体而论,两者仍属“昨天”的传统,“历史”的遗存。

它们拥有足够的时间,从容地调整、规范自己。

因此,较之其他社会习‘质,语言和民俗又显得异常地稳定。

在此规范和稳定的氛围中,语言和民俗这两股“历史”的文化沿流,默默而依依地相辅而行。

参考文献:
[1]马学良李耀宗, 论民俗语言[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1994,5
[2]贾稀儒,语言是民俗的一面镜子[J],青海民族学院学报1994,2
[3]艾娣雅,语言与民俗[J],语言与翻译2000,4
[4]杨淑敏,语言与民俗[J],山东师大学报19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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