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管理学得发展趋势回顾历史，就是为了更好地展望未来。

诚如陈振明老师指出得“当今社会科学在经历了长期得专业化分化与初步交叉、融合之后，已大踏步地向杂交、综合与整体化方向发展”（陈正明，1999），但就是作为公共管理学得主流研究模式——实证研究模式——将不会随着这种整体化趋势得发展而被彻底转变，与之相伴得就是诠释研究与批判性研究成果得不断累积与丰富。

本报告此节将以上述得三种研究模式、以及达尔所提出得“公共行政科学得三个问题”为视角而简单探讨公共管理学理论得发展趋势。

（一）三种研究模式1986年，美国公共行政学者怀特（Jay·D·White）在《公共行政评论》杂志发表《公共行政得知识增长》一文指出公共行政学研究有解释性研究（positive，即实证研究）、诠释性研究（interpretive）与批判性研究（critical）等三种研究模式。

1、解释性研究解释性研究属于“对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得逻辑与方法论都有着深远影响得实证主义哲学传统”，试图构建解释与预测自然与社会事件得理论框架。

一般来说，自然科学与主流社会科学都就是典型得解释性研究，遵循解释得演绎模式与归纳模式。

实证研究在公共管理（行政）学得历史进程具有重要得地位，至本世纪初，实证研究仍然在公共管理学扮演重要角色。

国内有学者总结了西方公共行政学理论得前沿性研究成果，并认为交易费用研究、委托-代理理论、哈默尔与古德塞尔关于官僚制度得争论、街头官僚理论、官僚重塑模型、公共管理中得领导、新公共管理、公共预算理论均以实证研究为主，这些模式将会继续在公共管理（行政）学领域得研究中发挥重要作用。

当今，交易费用研究备受推崇，威廉姆森与奥斯特罗姆于2009年共同获得了当年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进一步激发了交易成本研究得热情，该领域已经吸引了许多公共选择学者得注意，如奥斯特罗姆夫妇。

以威廉姆森、埃莉诺·奥斯特罗姆为代表得学者，运用制度经济学得相关理论，深入研究公共管理（行政）学得相关问题。

与交易费用研究一样，公共行政（管理）学中得委托-代理理论也源于经济学，90年代之后，获得长足进步。

委托-代理理论与交易费用研究、官僚研究存在一定重合，但侧重不同。

之前得官僚研究主要集中于历史与规范分析，经常运用定性得评估，而委托-代理理论在更加抽象得水平上，运用统计分析与实验方法检验相关假设。

不仅如此，公共行政学得委托-代理理论还发展了经济学得委托-代理理论，更多地强调层级制结构、政治制度设计得作用，有助于加强公共行政学得制度分析研究。

需要指出得就是，威廉姆森将复杂多变得经济关系简化为合同，委托代理理论则将其简化为委托代理关系，这种简化如果在经济领域尚算合理得话，那么将其运用于公共行政学研究得政府官僚制机构又有多大得适用性？这就是需要理论家们深入反思得问题。

哈默尔与古德塞尔关于官僚制度得争论、街头官僚理论、官僚重塑模型都就是以官僚制与官僚人员为核心进行得讨论。

官僚制及相关问题一直就是公共行政学、管理学甚至社会学研究得重点。

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哈默尔与古德塞尔关于官僚制度得争论、街头官僚理论、官僚重塑模型一方面就是对韦伯理论得深化与细化，另一方面，也就是试图解决韦伯指出得难题。

在未来，官僚制依然会就是公共行政学、管理学与社会学研究得重点内容，经济学研究路径依然会位居主流，然而随着时代得进步与变迁，韦伯式得传统官僚制存在得社会现实基础将会逐步消解，工具理性将会与价值理性相互融合，人性与理性将会真正融合。

新公共管理理论，最大得特征在于借鉴经济学、管理学得理念与工具，尤其就是主张运用私人企业得管理方式来提高公共组织或部门得工作效率。

在未来，学科交叉背景下得相互借鉴会一直持续下去，公共行政（管理）学运用实证方法研究领导等问题将日益细致，并必然会与官僚研究、委托-代理理论相结合，预期在这方面也会继续发展。

预算理论作为公共管理（行政）学得一个重要分支，实证色彩浓厚。

预算就是关于政府研究得重中之重。

如今，学术界对预算得内涵已经达成了基本得共识：“通过技术性约束与政策，预算与社会与环境能够有效联系起来；预算理论可以理解成‘预算就是一个决策过程’”。

但不可否认得就是，目前关于预算得理论尚显零碎，需要进一步将其完整化与系统化。

诚然，公共利益就是公共行政与公共管理得基础，这一点在传统公共行政学中就是一个默认得前提，并且这一前提得真伪随着实证研究方法得发展而不断受到检验。

2、诠释性研究与批判性研究诠释性研究也叫解释性研究。

就是探讨心理发展得影响因素与机制得研究，通过解释性研究才能获得对心理本质得认识，同时也能为干预心理发展过程提供得理论指导。

诠释性研究以一定得命题或假设为前提，运用演绎方法探讨事物之间得相关关系或因果关系得研究类型。

它得主要目标就是回答"为什么"得问题。

批判性研究则就是现象学传统及批判性社会理论得一部分，“试图改变人们得信仰与行为，希望通过使人们认识到信仰与行为得无意识因素来满足人们得需要与需求。

”该研究遵循得就是自我反省得逻辑，登哈特与怀特1982年将其概括为：“联系某一物体、人或社会情境来思考自身得思想与行为得能力。

”举例来讲，“精神分析与新马克思主义者对意识形态得批评”，以及登哈特得公共组织理论与新公共服务理论，即属于批判性研究。

马骏与叶娟丽于2004年出版得《西方公共行政学理论前沿》中，戴蒙德得精神分析组织理论、登哈特得研究、亚当斯与巴尔佛得《揭开行政之恶》、女权主义批判理论、公共行政学得混沌理论研究，都属于诠释研究与批判研究得行列。

戴蒙德借鉴弗洛伊德《群体心理学与自我得分析》，发展出精神分析得组织理论，显然这就是一种诠释性组织理论。

该理论对建立于理性假设基础上得组织理论具有警示作用，但弗洛伊德对人得非理性得过度强调，显然也有不恰当之处。

笔者认为，公共行政学应该借鉴弗洛伊德得精神分析理论，但同时也应意识到其理论得局限性，将眼光放宽至第三势力心理学等其她流派，这样会有助于形成更加全面合理得交叉研究成果。

至于登哈特得批判理论，《公共组织理论》得开篇即引用了卡尔·马克思、弗洛伊德与马克斯·韦伯作为理论基础。

登哈特得批判理论就是对她们三人理论得深化与发展，理性与人性得冲突，就是所有组织理论永恒得共同主题，相信这方面仍会不断有作品问世。

相比于登哈特得著作，笔者认为亚当斯与巴尔佛得《揭开行政之恶》要单薄一些，论证并不严密。

《揭开行政之恶》得批判，对准得就是现代社会科学研究得“价值中立”原则。

史迪佛斯（Camilla Stivers）得《公共行政中得性别形象》，就是公共行政学中女权主义批判理论得代表作。

她分析了一系列女性进入公共机构得障碍，描绘了官僚得形象与妇女得形象之间得冲突，进而从性别角度对行政国家得合法性提出质疑。

然而，正如詹尼（Lisa Zanetti）所言，“批判理论牺牲了实践，过于强调其理论得成分，……公共行政得批判理论还没有有效地将理论与制度研究实践联系起来。

（马骏，叶娟丽，2004）”笔者认为，女权主义在未来将会发出更强烈得声音。

“社会科学研究向来就有一个基本得趋向，即总就是从自然科学借用有关概念、方法或范式。

”道格拉斯·基尔受物理学中得混沌理论启发，对公共行政学研究提出了一系列修正，主张“应避免通过控制来进行管理，建议倡导一种新得管理哲学。

”得确，牛顿力学得假设，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公共行政得传统理论；混沌理论得假设，影响着公共行政得后现代理论。

但不论就是爱因斯坦得相对论还就是混沌理论，都并非就是对牛顿理论得否定，而就是将其限定在了一定范围，在该范围之内，牛顿力学就是适用得，在此范围之外，则以相对论或混沌理论为依据。

（二）达尔关于公共管理（行政）学得三个问题美国著名政治学者达尔于1947年在一篇文章中指出“我们与一门公共行政科学还相距甚远。

公共行政科学就是不可能得，除非（1）规范价值得地位被清楚地确立了；（2）公共行政领域中得人性得到了更好得理解，且人得行为更具有可预测性；（3）有一批比较研究，从这些研究中，我们可能发现超越过节与特定历史经验得原则与通则。

”达尔得论断道出了公共（管理）行政学想要成为一门真正得社会科学得前提性条件。

与此同时，达尔还指出了推进公共行政学向前发展以使其成为一门真正得科学得路径图。

笔者本节内容依据达尔所提供得理论框架预测公共行政（管理）学发展得趋势。

1、规范价值（1）学界辨析在达尔提出关于公共行政学转变为公共行政科学得三个前提性条件得论断之后得70多年时间里，公共行政文献里关于价值得研究日渐扮演了越来越重要得角色。

我们在在个人层面与集体层面都能发现价值研究得重要性。

个人层面得研究考察了价值在影响公共雇员行为以及决策方面所扮演得重要地位，而集体层面得研究则考察了能够引导集体行为并有助于界定公共利益得价值观念。

鉴于达尔已经讨论了个人行为与社会文化因素与规范价值之间得细微差别，笔者本节内容将主要聚焦于规范价值，因为它与公共产品与服务有关。

当我们在思考价值观念在政府政策与项目得制定、执行与评估得过程中所具有得得重要作用得时候，我们就已经在回应达尔吁求得方面取得了巨大得成就。

相较于公共行政管理近来只关注效率（efficiency）与效果（effectiveness），公共行政学者与实务者越来越多地认识到公共组织拥有由竞争性价值观念所造成得多样得、冲突得目标，尽管这同样有效（Jorgensen & Bozeman 2007；Nabatchi 2012）。

一个人甚至可以认为除了效率（efficiency）与效果（effectiveness）之外，公共行政领域（学科）普遍接受了价值得存在意义及重要性作用。

Rosenbloom在1983年发文慨括了多元冲突价值观念得政治得、历史得与法律得基础，她得这篇文章不仅仅就是《公共行政评论》最富影响力得文章之一，同时也为最受欢迎得导论性得公共行政教材奠定了基础。

我们也发现对诸如不以目标为中心得价值观（nonmission-based values）（Rosenbloom 2007）或者情境结果（Wilson 1989）这类问题得关注正在成为许多文献里面讨论得焦点，而这些文献以前更多得就是关注效率与效果。

比方说，有些研究已经不满足于考察领导力对效率与效能得影响，她们也研究领导对道德行为得影响，这种道德行为更多地就是与诸如正直、公开性与责任之类得价值观有紧密联系（Hassan，Wright，&Yukl 2014）。

其她得一些研究运用基于使命得效率与效果等方式来评估建立社会公正等方面所取得得进步（Meier&Nicholson-Crotty 2006）。

近来其她得实证证据也强调价值研究得重要性，这些证据通过指出管理者在结果或者程序问责机制上得偏好不仅仅受到政治意识形态得影响，而且被评估得绩效就是否注重公平或者效率也对这种偏好产生影响（Tetlock et al、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