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科尔沁草原生态的变迁
宝音朝克图
内蒙古四大草原之一的科尔沁是成吉思汗之弟哈布图哈撒尔后裔领地，又是清孝庄文皇后生长的故乡。
直到清初，科尔沁仍为水清草美的茫茫草原，牧人依然过着逐水草迁徙的游牧生活，而有清一代，这里的植被逐渐遭到破坏，荒漠现象日趋加重，最终变为横跨清代哲里木、昭乌达二盟辖境的科尔沁沙地。
清代，称尔沁草原为哲里木盟十旗，即科尔沁左右两翼各前、中、后三旗及郭尔罗斯前、后二旗和扎赉特、杜尔伯特旗牧地，当时的哲盟由西向南分别与昭乌达、卓索图盟接壤，统称东三盟。
清初，科尔沁地区虽有零星的农业，但仍以畜牧业为主，正如乾隆帝称“蒙古旧俗，择水草地游牧，以孳牲畜，非若内地民人，倚赖种地”[《清高宗实录》乾隆十四年九月丁未条。
]，这里依然保留着辽阔的天然草场，而且几乎未受人为的改造，载畜量亦未超过负荷[王玉海：《发展与变革》]。
土地的沙化不外由自然和人为的双重因素所致，可就清代科尔沁草原而言，其沙化过程中盲目开垦所导致的人为因素却占主导地位。
历史见证，清朝政府的对蒙政策及其演变伴随科尔沁走过由草原变为沙漠的整个历程。
清朝政府为了分散蒙古的力量，维持安定的后方，早在天聪年间就在蒙古地区编旗划界，实行了封禁政策。
清廷禁止蒙古各旗超界游牧和相互往来，对蒙汉族之间的交往更加防范，内地汉人到蒙古地区开垦种植亦在封禁之列，早在顺治十二年（1655年）就已规定，内地农民“不得往口外开垦牧地”，并一直推行到光绪二十八年的清末新政时期。
但封禁期间，哲里木等三盟地区的禁垦却始终未能严格执行，一直处于禁中有垦，日趋扩展的状态，最终导致科尔沁草原的沙化。
清代科尔沁草原的开垦可分为三个阶段。
一、清初到乾隆五十六年的私垦时期。
据《东三省政略》记载，早在顺治朝就有内地流民到哲里木私垦，蒙古王公亦租典土地或招民开垦。
清前期，随着内地人口日益增多和封建剥削的不断加重，该地私垦现象日益扩大。
对此，清廷为缓和社会矛盾，采取半放任的态度，甚至，鼓励移民开垦，以便解决军队和蒙民的粮食问题。
康熙帝认为，此处“田地甚佳，百谷可种。
如种谷多获，则兴安等处不能耕种之人，就近贸易贩籴，均有裨益，不须入边买内地粮米，而米价不至腾贵也”[《清圣祖实录》康熙三十七年十二月丁巳
条。
]，便派员“前往教养蒙古”。
雍正时期也曾推行“借地养民”政策，令内地贫民到蒙古地区垦荒谋生，“乐于就移”者，“免其田赋”，蒙旗王公“欢迎入殖”者，“特许其吃租”，必要时密令喜峰口、古北口、山海关等关口官弁“如有贫民出口者，门上不必拦阻，即时放出”[《清高宗实录》乾隆八年六月丁丑。
]。
该阶段哲里木等地移民人数和开垦面积急增，乾隆帝深感移民开垦蒙地，致使牧地狭窄，影响蒙民游牧，应严禁出典开垦[《清高宗实录》乾隆十四年九月丁未条。
]，于是乾隆十三年，朝廷下达典地回赎令，实行严格的禁垦，并规定将招垦的札萨克王、贝勒、贝子、公、闲散王及失察之盟长处以罚俸、罚牲畜、革职[《光绪会典事例》卷九七八“理藩院”。
]。
但由于自然灾害或战乱，清廷的禁垦政策还是无法贯彻，反之采取渐次松弛或默认态度，每遇荒年即酌开边门，令灾民出口谋生。
乾隆年间，哲里木盟开始遭受更大规模的开垦，已出现大片农区，据统计，此时郭尔罗斯前旗的流民达六千余人，由流民开垦定居的村落中科左中旗有74个，科左前旗有7个，科左后旗等处也出现了不少较大的农场，清廷设铁岭、开原等州县分别管理种地移民[《光绪会典事例》卷978“理藩院”。
]。
经过开垦，哲里木等三盟地区农业有了较大的发展，形成纯农区或“渐见牛羊牧，仍欣禾黍丰”的半农半牧区，同时，受草场开垦影响，当地部分蒙古牧民无奈“渐罢游牧”，“专习农圃”[《热河志》卷九十二。
]，由牧民向农民转变。
二、乾隆五十六年到光绪二十八年的奏准开垦时期。
随着流民人口的增多，为解决禁垦与私垦之间的矛盾，东北三省将军及蒙古王公便采取报请朝廷奏准开垦的作法。
这一阶哲盟地区开垦面积急剧扩大，比如，嘉庆四年，吉林将军奏准在郭尔罗斯前旗“借地安民”，到喜庆十一年，该旗流民增至7000余人，次年又查出3010户，十五年又新增流民6953户。
到咸丰朝，该旗共开垦土地已达50-60万晌[《东三省政略》“蒙务”上“筹蒙篇”。
]。
再如，道光二年，清廷在科左中旗和前旗查出种地移民200余户，垦地2000余晌[《清宣宗实录》道光二年七月庚辰。
]，三年又查出科左中旗招留民人255户，共垦地3184晌，科左前旗招留民人103户，耕种熟地1546晌[《清宣宗实录》道光三年九月庚午。
]，六年上述二旗又有新招流民765户[《清宣宗实录》道光六年七月癸未。
]。
鸦片战争后，由于内忧外患，清廷禁垦蒙地的政策较前放宽，哲里木盟的农垦速度随之加快，科左前旗和科左后旗的可垦土地在光绪二十八年以前就已开垦殆尽。
三、光绪二十八年到宣统三年的官垦时期。
由于边疆危机的日益加重，在清末新政期间，清廷彻底废弛对蒙各项禁令，光绪二十八年起却采取“移民实边”政策，企图放垦蒙地，筹饷练兵，巩固边疆。
从此蒙地开垦由私垦转向官垦，清廷令东三省将军、热河都统等督办东三盟垦务，掀起前所未有的开垦高峰，也引起了大规模的蒙地抗垦斗争。
在哲里木盟，郭尔罗斯后旗自光绪二十七年至三十四年，先后丈放三次，共放63万余晌，到清末该旗共放垦土地90万余垧。
扎赉特旗自光绪二十八年至宣统三年先后丈放两次，共放五
十七万余晌；科尔沁右翼前旗自光绪二十九年至三十四年先后丈放三次，共放77万余晌；科尔沁右翼后旗自光绪三十年至宣统三年丈放两次，共放59万余晌；杜尔伯特旗自光绪三十年至三十四丈放两次，共放50,400余晌；科右中旗自光绪三十二年至宣统三年一次丈放28万余垧。
科左中旗自光绪三十四至宣统三年丈放三次，共放33万余晌；郭尔罗斯前旗自光绪三十三年至宣统二年丈放两次，共放30万余晌。
综上所述，经过清代的开垦，哲里木盟科尔沁左翼前、中、后三旗牧场已开垦殆尽，其余各旗开垦面积也占土地总面积的60%以上，甚至超过80%，而尚未垦种者也多为山川、湖泊或墓地、村落、寺庙等设施所占土地，此时的牧场可谓“残山剩水”，科尔沁已失去昔日的草原风光。
清代的开垦大大加快了三盟农业的发展，同时也严重地破坏了当地的生态系统，导致形成占据中国四大沙地之首的科尔沁沙地，覆盖西拉木伦河至老哈河之间的5万余平方公里土地。
这归根于人们对当地生态系统缺乏了解，忽视资源开发与生态保护两者之间的矛盾问题，导致生态系统内部结构的破坏。
清代东三盟境内北部为松嫩平原，中部为辽河平原，南部则多为河谷平原和山间谷地，属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适宜耕种或游牧。
但是从草原地带的土质来说多为黄土或疏松的沙质沉积物，地面植被覆盖层较薄，表层植被若遭破坏，下层沙质立刻活化，将出现地表风蚀和水土流失的恶果。
清代，对生态毫无保护的前提下，进行盲目的开垦，正是加速脆弱的生态急据恶化的重要动能。
其次，开垦过程中，清廷采取蒙汉分治的措施，在移民集聚区大量设置府厅州县，随着农区的扩大，蒙民所占牧场必然大大缩小，草场单位裁畜量相对加重，甚至超负荷，成为加速牧场沙化的又一客观原因。
载《清史镜鉴：部级领导干部清史读本》第四辑，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201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