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图书馆参观讲解稿（第二版）（感谢来自北京师范大学实验小学的小讲解员杜方时供稿）第一部分国家图书馆馆情（讲解地点：二层指示板前）国家图书馆最早名叫京师图书馆，成立的日子特别好记，用现今的数字写法就是：19090909，即1909年9月9日。
所以，这座图书馆已经成立100多年了，每年教师节前一天是它过生日的日子。
国家图书馆不但历史悠久，而且还特别大。
它有三个馆区，南、北两个总馆在白石桥，另一个古籍馆在北海的文津街。
三个馆区的总面积加起来是世界第三大，总面积有25万平方米，25万平方米到底有多大呢？差不多有40个足球场那么大。
为什么要有这么大的图书馆呢？这就涉及到了国家图书馆的功能。
首先，国家图书馆是国家的总书库，是全国藏书最多最全的地方。
多到什么程度呢？到2013年底，所收藏的书籍、文献数量有3244万册，这意味着如果你每天看两本书，要4万多年才看得完，而且藏书的数量还在不断增加着。
因而你可以想象得到，一定会有很多书放在那里从不会有人翻过。
那为什么还要把它们放在这里呢？其实国家图书馆，同一般的图书阅览室有很大的差别，提供阅览只是它一部分功能，它最重要的功能是国家的总书库，为各种各样的研究工作提供完整、丰富的文献材料。
那么，这么多书都是哪儿来的呢？其实，这些书不是买来的，而是免费缴送来的，我国规定，出版机构（例如出版社）凡是出版一种出版物，都要免费缴送给国图一些样本，也叫呈缴本。
一般出版社都会缴送给我们3到5册书，那么第1本存放在保存本库（此时手指提示板上相应“保存本库”内容以示说明），作为国图的孤本保存，所以保存本库的书是最多最全的；第2本进入基藏本库（此时手指提示板上相应“基藏本库”内容以示说明），提供读者闭架阅览，当天看当天还；第3到5本进入各开架阅览室和外借库，作为流通本，所以说，大家刚刚在阅览室里翻看的图书都是第3副本了。
我们国家历史悠久，遗留下的古书、典籍浩如烟海，怎么保护和利用好这些文化遗产呢？古籍的保护和收藏是国图又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我们前面提到过国图在北海旁有个专门的古籍馆，那里收存了大量的古代书籍，学者可以在那里查阅地方志和家谱，大多资料都是缩微制品。
缩微制品，就是通过缩微技术处理后，将纸质文献缩小成为用胶片保存的一种载体类型，工作原理相当于以前胶卷相机的工作原理，你们的爸爸、妈妈都非常熟悉，缩微制品相较纸质文献来说更加方便保存和携带。
在国图所收藏的古籍当中，有四种最为珍贵的专藏，号称“国图四大镇馆之宝”，他们是《四库全书》、《永乐大典》、《赵成金藏》和《敦煌遗书》，后面我们还会作专门介绍。
此外，国图的数字资源量也相当庞大，类型包括视频、音频、电子图书、电子期刊等等。
2013年底，国图的数字资源已有874.5TB，而且，每天，数字资源还在不断增加。
多少算1TB呢？我们日常用的U盘的存储量是16GB也就是说，60多个U盘的存储量才相当于1TB，那么874.5TB就相当于好几大麻袋U盘呢！下面说一下国家图书馆的开馆时间：全年每天都开放，是全世界开放时间最长的国家图书馆之一，具体开放时间为周一至周五：早九点至晚九点，周六周、日：早九点至晚五点；少儿馆是全年早九到晚五的。
成人馆对13岁以上读者开放可凭身份证或读者卡进入；儿童馆对0-15岁读者开放，也凭读者卡进入。
第二部分：国家图书馆功能介绍（讲解地点：四层走廊）目前我们站的地方是四层走廊，也是国图新馆视野最好的地方。
新馆地上5层，地下3册。
其中1-4层是接待读者的阅览区，5层是办公区；地下3层包括书库和存放服务器的区域。
大家可以看到，国图的设计特别新颖，格外突出节能的理念。
它的屋顶和墙面用钢化玻璃制成，阳光可以直射进来，室内的空间布局上空下实，像个四方的、巨大的“斗”，通过这个斗的聚集作用，从屋顶涌进来的自然光可直达地下一层，照亮每一层的阅览区，所以，国图大部分时间都不用开灯。
当然也会有大太阳在头顶的时候，中控会统一拉开顶棚的灰色帘布挡住强光，使得屋内的光线始终保持明亮且柔和的状态，以保证读者有一个良好舒适的阅读环境。
国图新馆有特别宽大舒适的阅读空间，能同时容纳几千人同时阅读。
它的阅读区完全采取开架方式，读者可以自行选取所需的图书，而且每层都是相互连通的，图书可以串层取阅。
南区改造结束后，北区的格局也发生了一些变化。
北区一层开放了外借服务，想借书的读者可以从一层北面入口进入，凭成人读者卡借阅，每次可借阅三本书，借期一个月。
二层和三层提供中文书的开架阅览服务，读者可以拿着读者卡或身份证进入，直接从架上取书阅览。
四层目前提供数字资源和期刊报纸的阅览服务，读者在数字资源服务区可以免费使用国图800多TB的数字资源，读者每次可以凭借读者卡免费使用电脑两个小时。
外文书刊、港澳台图书、少数民族文献、基藏本、保存本文献目前都在南区提供阅览。
我们可以看到，阅读区的布局呈回字形设计，最大的“口”上摆放的是中文工具书，包括我们常用的字典、百科全书、图谱等类别；中“口”上摆放的是外文工具书，包括西文、日、俄文等多种小语种的常用工具书；最小的“口”是地下一层，那可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地方，是四库全书阅览区。
《四库全书》是清乾隆皇帝亲自组织编写的一套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丛书。
《四库全书》前后历经10年共誊（téng）抄了七部，经过两百年的迭经战乱，现存世的的只剩下三部半，其中我馆保存的文津阁本《四库全书》是现今惟一原本、原架、原函一体存放的一部。
《四库全书》的四部是指经、史、子、集，对应的颜色是红、黄、蓝、灰四色，也对应着春、夏、秋、冬四季（此时手指《四库全书》方向以示说明）。
目前地下一层同时存有文津阁和台湾文渊阁两套不同版本四库全书的影印本，为研究四库全书的学者提供了很大方便，也为所有的到馆读者提供了一个了解中国文化的机会。
每层中厅侧开的们可以进入外围阅览区，1层外围是社科类图书，近几年出版的小说、历史等社科类图书可以在这里找到；2层外围是科技类图书，大家在学校学习的数、理、化这一类的书都在2层收藏，3层是外文图书和期刊。
我们站的4层有数字共享空间、缩微文献阅览室、报刊阅览室，还有提供闭架图书的保存本阅览室和基藏书刊阅览室。
国图是一个非常现代化的图书馆，馆藏及外围的草坪区域都有无线网络Reader覆盖，每个读者都可以凭自己的读者卡上网。
同时，国图的图书管理系统也是特别先进的，想要找书的读者，只要输入书名或统一书号，便能搜索到那本书的具体位置，还能在电脑上看到图书放在了哪个区域的哪个书架上。
而且书架上的读书也受到了很好的跟踪，图书每次被翻阅都会受到统计，这样便可以知道哪些书受欢迎，而哪些书很少有人阅读，于是，宝贵的书架空间便可以根据读者的需求而被更合理地利用了。
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了国图馆区的布局和馆藏情况，国图还提供各种展览和培训活动，感兴趣的小朋友可以上国图官方网站了解国图馆藏信息，也欢迎大家亲自到国图参加各种活动，挖掘知识的宝藏，谢谢大家！以下为扩展内容，了解即可。
四大镇馆之宝之一：四库全书《四库全书》是清乾隆皇帝亲自组织编写的、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丛书。
最初成书四部，分藏于紫禁城文华殿后的文渊阁、圆明园的文源阁、承德避暑山庄的文津阁、沈阳故宫的文溯阁，合称“北四阁”。
后来为了方便南方士子读书又续抄三部，分贮于扬州的文汇阁、镇江的文宗阁、杭州的文澜阁，合称“南三阁”。
两百年间，七部《四库全书》迭经战乱，屡遭焚难，文源阁、文宗阁、文汇阁藏本已不复存世，文澜阁本也曾一度散失。
文渊阁本则于上世纪四十年代末被运到台湾收藏，书架、书函依然留在故宫。
文津阁本1913年从承德启运，1914年到京后暂存故宫文华殿，1915年由京师图书馆正式接收，现为国图镇馆之宝。
国图保存的《四库全书》是现今惟一原架、原函、原书一体存放的一部，共128架，6144函，36304册。
四大镇馆之宝之二：永乐大典《永乐大典》是中国古代最大的一部类书，就是工具书。
因明成祖朱棣组织编纂，于永乐六年（1408）冬成书，所以取名《永乐大典》。
此书收存了历代重要典籍七八千种，按韵编排，一字不改进行抄录，正文22877卷，凡例和目录60卷，装成11095册，总字数约3.7亿。
100多年后的明嘉靖皇帝对其十分钟爱，某日宫中着大火，嘉靖皇帝一夜之间连颁三道圣旨抢救《永乐大典》。
之后嘉靖特意命人照原本重录，以另外保存。
重录本与永乐正本的格式、装帧完全一致。
明亡后，永乐正本不知下落，嘉靖重录本也逐渐亡佚。
国图《永乐大典》的拥有量达到221册，实际收藏量达到161册（有60册在古物南运时存在美国，后被还到台湾）。
目前，《大典》残本散落在10多个国家的30多个单位，大约400册左右。
四大镇馆之宝之三：赵城金藏金代熙宗皇统(1141—1149)初年，潞州(今属山西长治)崔进之女法珍因被和尚治好了哑病而许愿为寺庙做一件善事。
她断臂化缘，在山西、陕西部分地区募资刻藏经，这部佛教大藏经就是《赵城金藏》。
它以我国第一部木刻版汉文大藏经《开宝藏》和少部分《契丹藏》为底本，历时二三十年完成。
因刻于金代，后被供养在赵城县(今属洪洞县)广胜寺，每卷卷首又加刻广胜寺刊刻的《释迦说法图》，该经书被叫做《赵城金藏》。
全世界保存下来的金代全藏刻书极少，全藏约七千卷左右，六千多万字，其它流传下来的金代藏经仅有十几卷，而这部《赵城金藏》约留存4500余卷，较为完整，又是传世孤本，因而被视为稀世瑰宝。
四大镇馆之宝之四：敦煌遗书1900年6月22日，地处西陲的甘肃省敦煌莫高窟发现了藏经洞，其中堆满了数万件4至11世纪的古代文献，这一发现震惊了世界。
这些被称为敦煌遗书的文献包括汉文、古藏文、回鹘文、于阗文、龟兹文、粟特文、梵文等多种文字，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哲学、宗教、文学、民族、民俗、语言、历史、科技等多领域。
今天的国家图书馆专藏了这批敦煌遗书中的1万6千多件。
敦煌遗书命运多舛。
20世纪30年代初，华北局势紧张，全部敦煌遗书和其它部分贵重文献被装箱南运上海，秘密藏于英租界中。
直到1950年才陆续运回北京国家图书馆。
新中国成立后，经私人捐赠、国家调拨和国图采进，敦煌遗书数量逐年递增，总数达到了16000余件。
马叙伦、顾子刚、周定宣、丁宝铨、王敏及郑振铎（其旧藏由高君箴捐）等均向国图捐赠过敦煌遗书。
其中著名的有陆机的《辩亡论》、唐代初年的《尚书》、孤本《李陵变文》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