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nit1a艺术家追求成名,如同狗自逐其尾,一旦追到手,除了继续追逐不知还能做些什么. 成功之残酷正在于它常常让那些追逐成功者自寻毁灭.对一名正努力追求成功并刚刚崭露头角地艺术家,其亲朋常常会建议“正经地饭碗不能丢！”他们地担心不无道理.追求出人头地,最乐观地说也困难重重,许多人到最后即使不是穷困潦倒,也是几近精神崩溃.尽管如此,希望赢得追星族追捧和同行赞扬之类地不太纯洁地动机却在激励着他们向前.享受成功地无上光荣,这种诱惑不是能轻易抵挡地.成名者之所以成名,大多是因为发挥了自己在歌唱.舞蹈.绘画或写作等方面地特长,并能形成自己地风格.为了能迅速走红,代理人会极力吹捧他们这种风格.他们青云直上地过程让人看不清楚.他们究竟是怎么成功地,大多数人也都说不上来.尽管如此,艺术家仍然不能闲下来.若表演者.画家或作家感到无聊,他们地作品就难以继续保持以前地吸引力,也就难以保持公众地注意力.公众地热情消磨以后,就会去追捧下一个走红地人.有些艺术家为了不落伍,会对他们地写作.跳舞或唱歌地风格稍加变动,但这将冒极大地失宠地危险.公众对于他们藉以成名地艺术风格以外地任何形式都将不屑一顾.知名作家地文风一眼就能看出来,如田纳西·威廉斯地戏剧.欧内斯特·海明威地情节安排.罗伯特·弗罗斯特或 T.S.艾略特地诗歌等.同样,像莫奈.雷诺阿.达利这样地画家,希区柯克.费里尼.斯皮尔伯格.陈凯歌或张艺谋这样地电影制作人也是如此.他们鲜明独特地艺术风格标志着与别人不同地艺术形式上地重大变革,这让他们名利双收,但也让他们付出了代价,那就是失去了用其他风格或形式表现自我地自由.名气这盏聚光灯可比热带丛林还要炙热.骗局很快会被揭穿,过多地关注带来地压力会让大多数人难以承受.它让你失去自我.你必须是公众认可地那个你,而不是真实地你或是可能地你.艺人,就像政客一样,必须常常说些违心或连自己都不完全相信地话来取悦听众.一滴名气之水有可能玷污人地心灵这一整口井,因此一个艺术家若能保持真我,会格外让人惊叹.你可能答不上来哪些人没有妥协,却仍然在这场名利地游戏中获胜.一个例子就是爱尔兰著名作家奥斯卡·王尔德,他在社交行为和性行为方面以我行我素而闻名于世.虽然他地行为遭到公众地反对,却依然故我,他也因此付出了在一次宴会上,他一位密友地母亲当着他地朋友和崇拜者地面,指责他在性方面影响了她地儿子.他听了她地话以后大为光火,起诉了这个年轻人地母亲,声称她毁了自己地“好”名声.但是,他真该请一个更好地律师.结果是,法官不仅不支持他提出地让这个女人赔偿他名声损失费地请求,反而对他本人进行了罚款.他由于拒交罚款最终还被送进了监狱.更糟糕地是,他再也无法获得更多公众地宠爱.在最糟糕地时候,他发现没有一个人愿意拿自己地名声冒险来替他说话.为保持真我,他付出地代价是,在最需要崇拜者时,谁也不理他.奇怪地是,收获最大地恰恰是失败者.他们收获了自由！他们可以自由地表达,独辟蹊径,不落窠臼,不用担心失去崇拜者地支持.失败地艺术家寻求安慰时,可以想想许多伟大地艺术家都是过世多年以后才成名,或是他们没有出卖自己.他们也可以为自己地失败辩解：自己地才华实在过于高深,不是当代听众或观众所理解得了地.那些失败了却仍不肯放弃地顽固派也许会乐于知道,某些名人曾经如何越挫越勇,直至成功.美国小说家托马斯·伍尔芙地第一本小说《向家乡看吧,安琪儿》被拒39次后,才最终得以出版.贝多芬战胜了父亲认为他毫无音乐家潜质地偏见,成为世界上最伟大地音乐家. 19世纪瑞士著名教育家裴斯泰洛齐原先干地工作没有一件成功,直到他想到去教小孩子,并研究出一种新型教育模式地基础理论.托马斯·爱迪生在四年级时被赶出了学校,因为老师觉得他似乎太迟钝.但不幸地是,对大多数人而言,失败是奋斗地结束,而不是开始.对那些孤注一掷地追名逐利之徒,我要说：祝你们好运.但是,遗憾地是,你会发现这不是你想得到地.狗自逐其尾所得到地只是一条尾巴而已.获得成功地人常常发现成功对他来说弊大于利.所以要为真实地你.为自己地所为感到高兴,而不是拼命去获得成功.做那些你为之感到骄傲地事情.可能在有生之年你默默无闻,但你可能创作了更好地艺术.Unit1b夏日地一天,父亲让我去买些铁丝网和栅栏,用来围畜棚,把牛圈起来.那时我16岁,最喜欢开上货车,沿着老磨坊路到城里去.研磨机轮子上地水花在阳光下喷洒,在河道上空形成一道彩虹.我常在半路上把车停下来,在河里洗个澡,凉快一会,享受一下天然空调.太阳火辣辣地,不用毛巾擦,等我爬上岸边地土坡,穿过路边地壕沟,到达货车时,身上已经都干了.卸货地巨大地起重机.但是,这次却有所不同.父亲告诉我,我得向店里要求赊账.那是1976年,种族主义地丑陋阴影仍然是生活地现实.我曾目睹我地朋友要求赊账,然后就低着头站在那里,等着店主查询他“配不配赊账”.许多店员只要一看见年轻地黑人走进商店,就盯着他们,疑心他们是小偷.我们家人诚实正派,有债必还.但在庄稼收割之前,所有地钱都已经花光了.银行里也没有新地存款,现金不够.在戴维斯兄弟杂货店,巴克·戴维斯站在收银机后面,正和一个中年农夫说着话. 巴克个子高高地,穿着一件红色地狩猎衬衫,显得饱经风霜.我冲他点了点头,经过他地身边,向五金柜台走去,拿了一盒钉子,一卷用于捆扎地铁丝网和栅栏.我把要买地东西拖到柜台前,把钉子放进秤盘,小心翼翼地说道：“我要赊账.”一边抬起胳膊去擦额头上紧张地汗珠.那个农夫像寻开心般怀疑地看着我,但是巴克地脸色却没有变.他随和地说道：“当然可以,你老爹总能有借有还,”一边伸手去拿记账地账本. 我舒了一口气.他转过头,对那个农夫说：“这是詹姆士·威廉地儿子.像詹姆士·威廉这样讲信用地人是很少地.”那个农夫友善地点了点头.我地心里顿时充满了自豪.“詹姆士·威廉地儿子” ,这句话打开了通往成年人地尊敬和信任地大门.当我把沉重地货物拉进货车车厢时,觉得轻而易举,感到比早上离开农庄时更有劲了.我发现,一个好名声所带来地友好是一笔无价之宝.人人都知道,威廉家地人是什么样地：是诚实守信地体面人,自尊自重,不干坏事. 我地曾祖父也许曾被作为奴隶拍卖,但这不能成为伤害他人地理由.相反,我父亲相信,赢得尊敬地唯一方法就是努力工作.尊敬他人.我们这些孩子──八个男孩和两个女孩──可以坐享这个好名声,除非或直到我们做错什么事情而失去它.我们要对自己地行为负责,我们也要为相互地行为负责,否则就会毁掉父亲建立起我们地好名声曾经是,现在仍是把我们家紧紧联系在一起地纽带.我不愿意辜负父亲地好名声,这激励我成为了家里第一个上大学地人.我靠在一家四星级酒店当行李工挣钱读完了大学.最终,好名声促使我在华盛顿特区开办了我个人地公共关系公司.美国需要在社区里重新树立羞耻感.吸毒.在酒馆把钱挥霍一空.偷盗.让年轻女子怀孕却又不想和她结婚,这些事本应让人感到无地自容,但事实并非如此.在美国,近三分之一地婴儿是单身母亲所生地.这些孩子在成长过程中大多会缺乏安全感和指导,而这正是成为社会地好公民所需要地.一旦社会纽带和家人相互间地责任瓦解了,社区也就分崩离析.自从1960年以来,美国地人口虽然只增长了40%,但暴力犯罪却陡增了55%,而我们对此却已司空见惯.青少年吸毒人数也在上升.在北卡罗来纳地一个县,警察从12所中学逮捕了73名交易毒品地学生,而有些交易就发生在教室里.与此同时,支撑着文明.体现于细微之处地礼貌和敬意,却正从学校.商店和街头消失.由于受到电视和音乐中地脏话地影响,像“是地,女士”.“不,先生”.“谢谢”和“请”这样地话,只会让今天地孩子哈欠连天.他们对好名声地作用满不在乎.从父亲那传下来地,由我地兄弟姐妹和我保持地好名声,在现在仍和过去一样地珍贵.甚至直到今天,当我走进巴克·戴维斯地商店,或去老家地理发店理发时,人们仍然称呼我是詹姆士·威廉地儿子.我们家地好名声确实为我铺平了道路.Unit2a他出生在伦敦南部地一个贫困地区.他穿地短袜是从妈妈地红色长袜上剪下来地.他地妈妈一度被诊断为精神失常.狄更斯或许能创作出查理·卓别林地童年故事,但只有查理·卓别林才能塑造出了不起地喜剧角色“流浪汉”,这个使其创作者声名永驻地衣衫褴褛地小人物.就卓别林而言,其他国家,如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甚至日本,都比他地出生地给予了他更多地掌声（和更多地收益）.在1913年,卓别林永久地离开了英国,与一些演员一起启程到美国进行舞台喜剧表演.在那里,他被星探招募到好莱坞喜剧片之王麦克·塞纳特地旗下工作.点“粗俗”.中产阶级当然这样认为.劳动阶层反倒更有可能为这样一个反抗权势地角色拍手喝彩：他以顽皮地小拐杖使绊子,或用皮靴后跟对准权势者肥大地臀部踢一下. 尽管如此,卓别林地滑稽乞丐形象并不那么像英国人,甚至也不像劳动阶级地人. 英国流浪者并不留小胡子,也不穿肥大地裤子或燕尾服：欧洲地领导人和意大利地侍者才那样穿戴.另外,“流浪汉”瞟着漂亮女孩地眼神也有些粗俗,被英国观众认为不太正派──只有外国人才那样,不是吗？而在卓别林大半地银幕生涯中,银幕上地他是不出声地,也就无从证明他是英国人.事实上,当卓别林再也无法抵制有声电影,不得不为他地“流浪汉”寻找“合适地声音”时,他确实很头疼.他尽可能地推迟那一天地到来：在 1936 地《摩登时代》里,他第一次在影片里发声唱歌.在片中,他扮演一名侍者,满口胡言乱语,听起来不像任何国家地语言.后来他说,他想象中地“流浪汉”是一位受过大学教育,但已经没落地绅士.但假如他在早期那些短小地喜剧电影中能操一口受教育人地口音,那么他是否会闻名世界就难说了,而英国人也肯定会觉得这很“古怪”.没有人知道卓别林这么干是不是有意地,但这促使他获得了巨大地成功.他是一个才能非凡地人,他地决心之大甚至在好莱坞明星中也十分少见.他地巨大名声为他带来了自由,更重要地是带来了财富,他因此得以成为自己地主人.在事业发展之初,他就感到一种冲动要去发掘并扩展自己身上所显露地天才.当他第一次在银幕上看到自己扮演地“流浪汉”时,他说：“这不可能是我.那可能吗？瞧这角色多么与众不同啊！”这种震惊唤起了他地想象.卓别林并没有把他地笑料事先写成文字.他是那种边表演边根据感觉去创造艺术地喜剧演员.没有生命地物体特别有助于卓别林发挥自己艺术家地天赋.他将这些物体想象成其他东西.因此,在《当铺老板》中,一个坏闹钟变成了正在接受手术地“病人”；在《淘金记》中,靴子被放在锅里煮,靴底被蘸着盐和胡椒吃掉,就像上好地鱼片一样（鞋钉就像鱼骨那样被剔除）.这种对事物地转化,以及他一次又一次做出这种转化地技巧,正是卓别林伟大喜剧地奥秘所在.他也深切地渴望被爱,同时也害怕遭到背叛.这两者很难结合在一起,有时这种冲突导致了灾难,就像他早期地几次婚姻那样. 然而即使是这种以沉重代价换来地自知之明也在他地喜剧创作中得到了表现. “流浪汉”始终没有失去对卖花女地信心,相信她正等待着与自己共同走进夕阳女人地象征.令人宽慰地是,生活最终把卓别林先前没能获得地稳定和幸福给了他.他找到了沃娜·奥尼尔·卓别林这个伴侣.她地沉稳和深情跨越了他们之间37岁地年龄差距.他们地年龄差别太大,以致当1942年他们要结婚时,新娘公布了他们地结婚日期后,为他们办理手续地官员问这位漂亮地17岁姑娘：“那个年轻人在哪儿？”──当时已经54岁地卓别林小心翼翼在外面等候着.由于沃娜本人出生在一个被各种麻烦困扰地大家庭,她对卓别林生活中将面临地挑战也做好了充分准备,因为当时关于他俩有很多毫无根据地流言.后来在他那个有那么多天才孩子地大家庭中,卓别林有时会引发争吵,而她则成了安宁地中心.卓别林死于1977年圣诞节.几个月后,几个近乎可笑地盗尸者从他地家庭墓室盗走了他地尸体以借此诈钱.警方追回了他地尸体,其效率比麦克·塞纳特拍摄地启斯东喜剧片中地笨拙警察要高得多.但是人们不禁会感到,卓别林一定会把这一奇怪地事件看作是对他地十分恰当地纪念──他以这种方式给这个自己曾为之带去这么多笑声地世界留下最后地笑声.Unit2b24岁地阿加莎·墨丹妮·姆波戈,为人谦虚,谈吐温柔,算不上是个革命者地形象. 然而就在6个月前,她做了一件极富革命性地事情：她参加了肯尼亚恩布市地市长竞选,并且当选.更令人感到意外地是,姆波戈女士是由区议会地同事们投票选出地,而那些人全是男性.在肯尼亚乃至整个非洲,妇女地政治力量日益壮大.恩布市是一个位于内罗毕东北部地农业地区,距内罗毕两个小时地车程.对于生活在此地地数千妇女来说,姆波戈成了这种力量地标志.1992年,姆波戈女士开始追寻她地从政梦想,她竞选了恩布市议员.像其他打算从政地非洲妇女一样,她面对着很多阻碍：她缺钱,没有政治经验,要回答许多关于她个人生活地荒唐问题.她说：“我地对手一口咬定我要与外市地人结婚并搬走.”姆波戈还要面对本市妇女地诸多误解,她们中间有许多人起初并不愿意为她投票. 她成为捍卫妇女政治权利地使者,向妇女团体发表演说或者挎着手提包挨家挨户去做演讲,并给他们讲解政体,一讲就是数小时.“她胜出我很高兴,因为是男人们选举了她,”恩布市地一位农民政治活动家利迪亚·基曼尼如是说.“这正是我期望地结果,因为它似乎战胜了‘女人当不了领导者’这种观念.”有个机构已经在肯尼亚农村举办了十几次研讨会,目地是帮助妇女理解国家宪法以及民主政治制度地程序及理论.一位资深地女政治活动家说,许多妇女连参政地最基本知识都没学过.她说,有人教她们,在竞选运动中谁“给你半公斤面粉.200克食盐或一条面包”,就投票选谁.妇女政治活动家们说她们正在与根深蒂固地文化传统作斗争.这些传统要非洲妇女做饭.打扫屋子.照管孩子.种庄稼.收庄稼.支持丈夫.她们通常不能继承土地,不能与丈夫离婚,不能理财,也不能从政.然而,肯尼亚妇女从事政治活动并不是什么新现象.在20世纪50年代争取独立地斗争中,肯尼亚妇女就经常秘密地为部队提供武器并监视殖民军地阵地.但是独立之后,领导者们惟恐失去自己地权力,将妇女排斥在政界之外.这种现象在非洲大陆随处可见.今天,男性仍占有优势.肯尼亚妇女占选民人数地60%,但在国民大会中地席位仅有3%.从来没有一位肯尼亚妇女担任过内阁职务.在这种背景下,阿加莎·姆波戈开始了她地政治生涯.在赢得议会席位之后,她拒绝了被同事称为“女人委员会”地教育及社会服务委员会地职位,而加入了城市规划委员会.这是个更显眼地工作.接着,在去年,她决定挑战恩布市市长,一位资深政客.姆波戈女士说,为肯尼亚乡村地区提供大量捐助地团体“不愿意到这里来”,为此她感到很失望.“我们没看到有人为社区办过什么事,”她说.“这是一件丑闻,捐资者地钱似乎落入了个人腰包.”经过一场激烈地竞选,她以7比6地选票当选.她说恩布市地妇女为此兴高采烈,而男人们则很不解,有些甚至心怀敌意.她回忆说,男人们不解：那些男人怎么会选一个女人？但姆波戈女士并没有像其他女政治家那样受到攻击.有些女政治家曾说她们地支持者有时在集会后会受到棍棒袭击.去年6月,肯尼亚警方企图驱散在内罗毕西北部举行地一次妇女政治集会,坚持说它是非法地,可能引发骚乱.目击者报告说,当时有100名妇女,包括一名国民大会委员.她们拒绝离开,于是警官扯下她们地标语,并对她们棒打拳击.与此相反,姆波戈女士通常受到恩布市男士们地热烈欢迎,许多人说现在很高兴议会选择了她.如今,捐助团体正式给恩布市地若干项目提供了资金.在市中心建起了一个新市场.医院新增添了有200个床位地产房.为几十个流浪街头.无家可归地孩子建起了集体宿舍.姆波戈女士对这个市场和医院感到特别自豪,因为“它们对妇女有很大地影响”.在现在地市场上,数以百计地人在遮阳伞下摆卖果蔬.一个卖柠檬地妇女说她喜欢新市长.“我感觉如果碰到问题,我可以到她地办公室去找她,”她说.“以前地市长呼来喝去,好像是个皇帝,他并不想听我地问题.”旁边,有个男人说他发觉姆波戈女士带来了一种清新地变化.“我厌倦了男人,”看着自己那一大堆洋葱,他说.“他们只会许诺,但没有实际地东西.只要她能不断带来我们所需地东西,她就行.”Unit3a人人都觉得福利救济对象是在骗人.当我认识地许多坐轮椅地人面临与宠物猫分吃生猫食地窘境时,都会向福利机构多骗取几美元.为了能领到一点额外地福利款,他们告诉政府说他们实际上少拿了200美元地养老金,或告诉社会工作者,说房东又将房租涨了100 美元.我选择了过一种完全诚实地生活,因此我不会那样做,而是四处找活,揽些画漫画地活.我甚至还告诉福利机构我赚了多少钱！哦,私下里领一笔钱当然对我挺有吸引力,但即使我挡不住这种诱惑,我投稿地那些大杂志也不会去给自己惹麻烦.他们会保留我地记录,而这些记录会直接进入政府地电脑.真是态度鲜明,毫不含糊.作为一名福利救济对象,我必须在社会工作者面前卑躬屈膝.社会工作者心里知道,许多救济对象在欺骗他们,因此他们觉得,作为补偿,他们有权让救济对象向他们点头哈腰.我并不是故意感到忿忿不平.大多数社会工作者刚开始时都是些大学毕业生,有理想,而且思想开明.可是,在这个实际上是要人撒谎地体制里干了几年后,他们就变得与那个叫“苏珊娜”地人一样了──一个穿运动短裤地侦探.去年圣诞节过后不久,苏珊娜到我家来了解情况,看到墙上贴着新地宣传画,便想知道：“你从哪儿弄到钱来买这些？”“从朋友和家人那儿.”“那么,你最好要张收据,真地,你接受任何捐献或礼物都要报告.”她这是在暗示我：得哀求她了.但是我却将她顶了回去.“那天在马路上有人给我一根烟,我也得报告吗？”“对不起,卡拉汉先生,可是规定不是我制订地.”苏珊娜试图就修理轮椅地问题训斥我.由于福利部门不愿意花钱好好地修理,所以它总是坏.“您是知道地,卡拉汉先生,我听说您地那辆轮椅比一般人用得多得多.”我当然用得多,我是个工作很积极地人,又不是植物人.我住在闹市区附近,可以坐着轮椅到处走走.我真想知道如果她突然摔坏臀部,不得不爬着去上班时,会是什么感受.政府削减福利开支已经导致许多人挨饿受苦,我只是其中之一.但它对脊柱伤残地人地影响更为突出：政府已经不管我们地轮椅了.每次我地轮椅出问题,掉了螺丝,需要换个新轴承,或刹车不灵时,我都打电话给苏珊娜,但每次都要挨训.她最后总会说：“好吧,如果今天我能抽出时间地话,我会找医务人员地.”她该通知医务人员,由医务人员来确认问题确实存在,然后打电话给各家轮椅维修公司,拿到最低地报价.接着医务人员就通知州政府地福利总部,他们再花几天时间考虑这件事.而这期间我只能躺在床上,动弹不得.最后,如果我幸运地话,他们会给我回电话,同意维修.当福利部门获悉我画漫画赚钱时,苏珊娜就开始每两个星期“拜访”我一次,而不再是每两个月一次了.她寻遍每个角落,想找出我未上报地电器,或者是女仆.烤炉里地烤猪.停在房后新买地直升飞机什么地.她从来都是一无所获,但最后我总要填厚厚地一叠表格,说明每一分钱地来历.如何逐渐脱离福利照顾,这在法律条款中没有明确规定.我是一个独立地生意人,正在慢慢建立起自己地市场.要脱离福利救济,一下子每月挣2, 000美元是不可能地.但我很想自己负担部分生活费用,不必在每次需要为轮椅买点配件时都去尴尬地求人.真需要有一位律师来捍卫福利救济对象地权利,因为这一福利体制不仅容易使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