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历史角度解读中西方文化对税收本质的认识
1. 纳税人权利义务关系的分析
（1）西方国家税收活动的民主性、法治性决定了税收关系的平等性，这种平等性不仅体现在日常税收实践中，还上升到了理论形态，由英国古典经济学派创建为现代税收学理论体系。

无论是配弟还是斯密，他们阐述的税收原则，第一项就是税收公平。

在纳税人之间，他们强调普遍纳税，不允许凌驾于税法之上的特权。

他们注意到政府课税具有绝对的转嫁性，为了税负公平，提出了以收入所得课税为主体的税制构想，今天已成为发达国家较普遍地实行的税制。

在国家与纳税人之间，他们也认为应是一种平等的利益交换关系。

赋税在本质上是纳税人因从公共安宁中所分享的好处或利益，而向国家缴纳的公共经费。

斯密进一步提出，赋税的本质就是国家和纳税人之间的一种利益交换关系，纳税人负担的轻重应和享受国家利益的数量相适应。

为此，斯密根据社会成员享受公共利益的多少(即三种不同的收入类型)设计了三大税系，李嘉图又对此加以发展，最后终于出现了现代直接税。

这些理论和制度成果反映了权利与义务的平衡，反对绝对的不受限带的权力和单方面强制的义务。

这样，以主人的姿态主动申报纳税才会形成风气。

(2)从历史发展看，中国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古国，相比较而言，文化远长于西方国家，同时也有着悠久的赋税史，也提倡公平与减少纳税人税收负担等，有些理论甚至是西方纳税理论的模板，被西方广为借鉴。

但长期岁来统治阶级的苛捐杂税、横征暴敛，使人们对税收有一种畏惧和害怕的心理。

在人们心中，纳税不是为自己而是为国家，且对于因纳税所能得到的回报不清楚，对于税收用于公共服务的程度漠不关心。

法律规定公民有纳税的义务，过多地强调税收的强制性和无偿性，强调纳税是每一个社会成员应尽的义务，但对于其权利却没有明确的规定，致使权利与义务不对等。

所有这些都使指纳税人成为税收中被动的一方，只知纳税，不知争取自己所应享有的权利。

2.从纳税心里来讲
（1）西方自觉主动的纳税心理。

西方人已经把依法纳税内化为一种自觉的行为。

西方文化中的道德文化主要是知识型和宗教型的，西方人的精神寄托与宗教有关，行为主要受法律的约束。

偷税是一种不道德或无知的象征，这种纳税心理在西方人心中占有重要地位。

因此，偷税行为在西方社会中普遍遭到谴责和蔑视。

西方文化追求个性的独
立与解放，要求民主与自由，注重个体的发展，但这一切都不能超越法律的范围，人们的行为通过法律来规范和调整。

所有的违法行为不但要受到法律的制裁，还要受到社会和公众的谴责。

（2）中国被动的纳税心理
在中国古代，封建国家强权压制，导致征收赋税的随意性加大，人们纳税意识低下，缺乏主动纳税心理，甚至对税产生逆反心理。

剥削阶级往往以赋税为名进行横征暴敛，并将其大肆挥霍，用之无度。

这与注重现实生命的人文精神形成鲜明对比和强烈反差，因此由传统儒教文化与现实之间的矛盾，直接产生了对赋税的逆反心理，使人们“谈税色变”，形成一种畏惧感，这就是目前企业各种偷税心理的文化根源。

在此心理长期的影响下，偷逃税成了很自然的事情，没有什么不光彩的，人们对此持温和甚至同情和支持的态度。

在传统文化中不敢最先惟恐最后的中庸思想和趋之若鹜的攀比心理的驱使下，形成一种你偷我也偷，不偷白不偷的税收心理。

3.税收的法制化
（1）西方国家重“法治”，西方国家已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税收法制和实践系统。

上至总统，下至平民，都在税收法制的约束之中，概莫能外。

为保证税收法制的顺利实施，美国、日本、俄罗斯、法国、德国、意大利、新加坡等国家建立了专门税收警察或税收法庭等强力机构。

在美国，没有一个机构能像美国税务局那样精确地掌握美国人的一切。

（2）我国古代的税收立法虽然也规定了课征的比例，但有法不依、法外征收现象严重。

同时，我国古代“人治”色彩导致了“人情税”、“以罚代刑”的情况时有发生。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税收立法有了较大的发展，尤其是经过1994年的税制改革，初步建立了我国税收法律制度的框架。

同时，也意识到税收立法级次底等问题。

税收法制建设已经成为现代社会的要求，国家也已经把建设法治社会的要求提到了议事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