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务派对国际法的认识和运用本文从网络收集而来，上传到平台为了帮到更多的人，如果您需要使用本文档，请点击下载按钮下载本文档（有偿下载），另外祝您生活愉快，工作顺利，万事如意！随着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不断深人，对近代国际法在中国传播及其影响的研究已成为一个崭新的领域，而且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洋务运动时期，是近代国际法输人中国、中国接受和运用国际法的最重要的时期，本文主要讨论洋务派®对国际法的认识和运用。

一、洋务运动时期国际法在中国的传播近代国际法之传人中国，始于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林则徐是近代国际法输人中国的最早倡导者、组织者和实施者。

早在广州查禁鸦片期间，林则徐就主动了解世界各国的情况，曾组织翻译了一批西方书籍，其中包括瑞士法学家滑达尔的著名国际法著作《万国法》，摘译了其中有关战争、敌对措施等内容，如封锁、禁运等部分章节，后被魏源收人其所著《海国图志》第52卷《夷情备采》之中，这是近代国际法输入中国的开端。

随着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结束，总理衙门成立，外国公使进驻北京，外国人在中国各通商口岸游历、通商、传教，并把持了中国海关行政事宜，清政府对外交往日益频繁。

但中外对彼此法律的了解存在着严重的不对等的情况。

正如恭亲王奕訢等所奏称的那样：“査中国语言文字，外国人无不留心学习，其中之尤为狡黯者，更于中国书籍，潜心探索，往往辩论事件，援据中国典制、律例相难。

臣等每欲借彼国事例以破其说。

无如外国条例，俱系洋字，苦不能识”。

m19世纪60年代初，在中国海关任职的英国人赫德，曾将当时国际法的权威性著作——美国外交官惠顿的《万国公法》中关于使节权的24节译出，以供总理衙门参考。

不久，他得知美国传教士丁韪良正在着手翻译这一部著作，便鼓励其完成这项工作。

[2](P377)在赫德的支持下，1863年，丁韪良完成了《万国公法》全书的翻译工作，命名为《万国律例》，并向总理衙门呈出《万国律例》4本，声称此书“凡属有约之国，皆宜寓目，遇有事件，亦可参酌援引。

”总理衙门认为书稿“大约俱论会盟战法诸事，其于启衅之间，彼此控制箝束，尤各有法”，于是派出章京陈钦、李常华、方濬师、毛鸿图等4人，“与之悉心商酌删润，但易其字，不改其意”。

⑴w1864年，总理衙门资助该书正式刊印，更名为《万国公法》，这是近代介绍到中国的第一部完整的西方国际法著作。

总理衙门得到300部，凡通商口岸都发给一部，作为对外交涉的重要依据。

此后，丁韪良又相继主持编译了有关西方国际法著作多部。

主要的有德国外交官马尔顿所著的《外交指南》，以《星轺指掌》为书名;美国国际法学家吴尔玺所著《国际法研究导论》，以《公法便览》为书名;德国法学教授(原籍瑞士)步伦所著《国际法》，以《公法会通》为书在京师同文馆和江南制造局成立后，相继出版了一大批国际法相关著作，主要有《星轺指掌》、《公法便览》、《公法会通》、《陆地战例》、《公法总论》、《各国交涉公法论》、《各国交涉便法论》等/«(P44)总理衙门经过频繁的对外交涉，逐渐认识到国际法的重要性，它要求中国驻外公使时刻留意公法，中国驻外公使也把学习和掌握国际法知识作为外交工作的重要内容。

如清代派遣的第一位驻外公使郭嵩焘就认为：熟悉公法为“今日办理洋务机宜之一”。

[3](P361>在出使英国之前，他专门向丁韪良请教外交知识和外交礼仪等。

此外，清政府还相继派出一些人专门学习国际法知识，如马建忠被总理衙门“派充出洋随员，并令于各国交涉、公法、律例等事认真讲习”，他“出洋以来，肄习交涉、公法、律例、格致、政治、文辞，均经考试取中，领有官凭”。

miS37’P37)同时，在洋务派创办的各级学堂中，已经相继开设了一些国际法及其相关课程。

如京师同文馆，开设了国际公法、世界历史、世界地理等;如李鸿章在上海创办的广方言馆，开设了外国公理公法、行海理法、外国风俗国政等。

m(PI82)这些都有利于国际法在近代中国的传播。

二、洋务派对国际法的认识在洋务运动期间，洋务派对近代国际法的了解逐渐深人，主要有以下几种认识。

1.以“万国公法”定曲直，认为“公法可恃”一些驻外使节甚至主持外交的亲王、大臣多有这样的认识。

如曾纪泽认为：“至于万国公法，西人未必尽遵，然大小相维，强弱相系，诚能遵守，可以保世滋人，谋国家者所宜宝贵也。

”薛福成认为“西人风气，最重条约，至于事关军国，尤当以万国公法一书为凭”。

认为“公法可恃”的最典型代表是李鸿章。

他长期负责外交事宜，倡导遵守国际公法，主张严格按照签订的条约办事。

1875年，李鸿章在与日本公使森有礼面谈时，针对日本使臣认为“和约不过为通商事可以照办，至国家举事，只看谁强，不必尽依著条约”;“万国公法亦可不用”等言论，予以驳斥说“此是谬论，恃强违约，万国公法所不许”/lw(#4P34)“两国和好，全凭条约，如何说没用?”UW(S4’P34)他在《请饬官吏讲求条约片》中要求清政府：“应请旨严饬各直省督抚，督饬所属地方官讲求条约，先事防维，傥遇有外国官民被戕之事，迅即饬属査明，严缉真正凶犯，勒限办结，傥有任意迁延虚饰等弊，致开边衅，立予重惩，庶期消患未萌，免蹈前辙。

”疑，以致于在中日甲午战争之前，面对日本的武力挑衅，李鸿章仍盲目相信国际法，认为“我不先与开仗，彼谅不动手，此万国公例，谁先开战，谁即理诎。

”2.认为中国应利用公法规则，保护国家利益最主要的代表人物是郭嵩焘、曾纪泽、薛福成等。

作为近代中国第一代驻外公使，他们为中国融人国际社会，并利用国际法规则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做出了不懈的努力。

如薛福成在《论中国在公法外之害》指出;“各国之大小强弱，万有不齐，究赖此公法以齐之，则可以弭有形之衅。

虽至弱小之国，亦得藉公法以自存”;“三十年来，日本、暹罗尽力经营，以求附乎泰西之公法。

日本至改正朔，易服色，以媚西人，而西人亦遂引之人公法矣。

中国与西人立约之初，不知《万国公法》为何书。

有时西人援公法以相诘责，秉钧者尝应之曰：‘我中国不愿人尔之公法。

中西之俗，岂能强同;尔述公法，我实不知。

’自是以后，西人辄谓中国为公法外之国，公法内应享之权利，阙然无与。

如各国商埠，独不许中国设领事官;而彼之领事在中国者，统辖商民，权与守土官相埒;洋人杀害华民，无一按律治罪者;近者美国驱禁华民，几不齿中国于友邦。

此皆与公法大相刺谬者也。

公法外所受之害，中国无不受之。

盖西人明知我不能举公法以与之争，即欲与争，诸国皆漠视之，不肯发一公论也;则其悍然冒不韪以凌我者，虽违理伤谊，有所不恤矣”;“若势有不逮，曷若以公法为依归，尚不受无穷之害。

……近年以来，使臣出驻各国，往往援据公法为辩论之资，虽有效有不效，西人之旧习已稍改矣。

”UH(P41?)因此，薛福成曾向清政府建议，“宜将万国公法，通商条约等书，多为刊印，由各省藩司颁发州县。

将来流布渐广，庶有志之士与办事之官幕书吏，咸得随时披览，一临事变，可以触类旁通，援引不穷矣。

”nH(P8])再如曾纪泽，利用国际法规则，经过艰苦努力，改订了崇厚与沙俄所签订的《里瓦基亚条约》(《交收伊犁条约》)，争回了部分国家权益。

3.认识到公法乃“强者之法”，公法对待中国严重的不公正主要的代表人物有王韬、郑观应、张之洞等。

王韬认为“所谓万国公法者，必先兵强国富，势盛力敌，而后可人乎此;否则束缚驰骤，亦惟其所欲为而已”;“此盖国强则公法我得而废之，亦得而兴之;国弱则我欲用公法.而公法不为我用。

’’U3]OM9〜53)郑观应在《盛世危言》中指出：“虽然公法一书，久共遵守，乃仍有不可尽守者，盖国之强弱相等，则借公法相维持，若太强太弱，公法未必能行也”;“然则公法固可恃，而不可恃也。

且公法所论，本亦游移两可”。

对于中国，公法存在严重的不公正，比如“所立之约，就通商一端而言，何其矛盾之多也?如一国有得，各国均沾之语，何例也?烟台之约，强减中国税，则英外部从而助之，何所仿也?华船至外国，纳钞之重数倍于他国，何据而区别也?中国所征各国商货关税甚轻，各国所征中国货税皆务从重，何也纳之吝也?”他认为国际公法能否为我所用，与中国能否自强自立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所以明确指出：“所谓势均力敌，而后和约可恃，私约可订，公法可言也”;“由是观之，公法仍凭虚理，强者可执其法以绳人，弱者必不免隐忍受屈也。

是故有国者，惟有发愤自强，方可得公法之益;倘积弱不振，虽有公法何补哉?”张之洞严厉批评笃信公法之说者，认为“夫权力相等则有公法，强弱不俟，法于何有?古来列国相持之世，其说曰：‘力均角勇，勇均角智。

’未闻有法以束之也。

今日五洲各国之交际，小国与大国交不同，西国与中国交又不同，即如进口税，主人为政，中国不然也;寓商受本国约束，中国不然也;各国通商只及海口，不人内河，中国不然也;华洋商民相杀，一重一轻，交涉之案，西人会审，各国所无也;不得与于万国公会，奚暇与我讲公法哉!知弥兵之为笑柄，悟公法之为赘言，舍求诸已而何以哉?”当然，后一种观点在洋务派的外交实践中不占主导地位。

三、洋务运动时期对国际法的运用1.成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和派遣驻外使领官员这是国际法在中国近代国家政权机构构建方面的运用。

在这以前，中国一直没有独立的处理外交事务的机构，根据中英、中法天津条约的规定，外国公使进驻北京，按照国际惯例和国际法的要求，必须建立一个相应的、独立的、负责对外事务的机构。

因此，奕訢等向清政府提出“章程六条”，其中第一条就是在“京师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以专责成’UH‘S7I’P18)1861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正式成立，这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第一个正式的外交机构。

中国之有驻外使臣，从郭嵩焘开始。

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外国公使进驻北京，根据国际法，中国同样派公使进驻西方各国。

在中英等国的天津条约都明确规定，“大清皇帝、大英君主意存睦好不绝，约定照各大邦和好常规，亦可任意交派秉权大员，分诣大清、大英两国京师。

”nwP132>各国公使进驻北京，中国也得派使臣分赴各国，享受对等之权利;1868年，中英天津条约续约的第二条载明，中国得遣使领分驻英国属地;1876年，中英《烟台条约》又有关于中国派使节分驻英属各地之规定。

对此，清政府都以种种借口加以拒绝。

1865年，总理衙门曾接受总税务司赫德的建议，派斌椿带领同文馆的学生游历欧洲各国;1867年，美国外交官蒲安臣任期届满回国，被清政府任命为“办理各国中外交涉事务大臣”，以记名海关道志刚、候补知县孙家穀为副使，组成一个非正式的外交使团出国，游历了欧美各国;1870年，天津教案的爆发，清政府派遣崇厚为出使法国钦差大臣，但由于普法战争爆发，无人受理崇厚一行，这算是近代中国人第一个正式的外交使团。

而中国真正派驻外国使节和设立驻外使馆，则是从郭嵩焘开始的。

1876年，清政府任命郭嵩焘为出使英国钦差大臣，这是清政府正式派遣常驻各国公使的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