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隋唐时期音乐机构及其历史功用———“教坊”和“梨园”学号：2009480064欧亚09级学生张玉莹授课老师文琳2012. 1月浅谈隋唐时期音乐机构及其历史功用———“教坊”和“梨园”编写摘要：隋唐时期的音乐机构是适应宫廷燕乐的高度发展而建立的，与历代社会发展、政治制度相适应，与宫廷、民间社会音乐活动的繁荣昌盛相适应。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不断地完善其体制，促进了音乐教育活动的蓬勃发展，培养了诸多的音乐人才，在教育、表演、组织、管理等方面，为后世积累了丰富的可供借鉴的历史经验。

一、首谈燕乐起源及其发展。

如上所述，隋唐时期的音乐机构是适应宫廷燕乐的高度发展而建立的，燕乐即宫廷燕乐，燕乐专指天子以及诸侯宴请宾客时用的音乐，它来源于汉族传统音乐的不断积累和汉魏以来外族音乐大规模的输入，实质上是我国封建社会音乐文化的精华在长期的沉淀基础上以及一定的政治、经济社会条件催化下的必然产物。

宫廷燕乐沿用隋朝九部乐，到了唐太宗时增为十部。

“始开皇初定令，置七部乐：一曰国伎，二曰清商伎，三曰高丽伎，四曰天竺伎，五曰安国伎，六曰龟兹伎，七曰文康伎。

”［1］隋炀帝时，又增加了康国、疏勒两个乐部，这就是隋代“九部乐”的宫廷燕乐体制。

唐代宫廷燕乐起初完全承袭隋代燕乐体制，“高太祖登极之后，享宴因隋旧制，用九部之乐。

”［2］至唐太宗贞观十一年（637年），废除“礼毕”,十四年，又将“燕乐”列为首部，于是形成了唐代的“九部乐”。

唐代“九部乐”中的“燕乐”，不同于广义宫廷燕乐的含义，而是一个具体的乐部名称。

贞观年间，“景云现，河水清”，协律郎张文手机制作了《景云河清歌》，名为“燕乐”。

这是一部宣扬帝王的功绩，歌颂太平盛世的乐舞，一般用于庄重场合表演。

哲学上有句话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那么音乐作为一种艺术，一种文化，也必须建立在一定的物质基础上，如果连饭都吃不上，连生存问题都解决不了，大家想想还会有人创造音乐、从事音乐教育吗？所以说呢，唐代音乐首先也是基于社会发展背景的，因为社会发展的好，所以音乐才能有很好的发展。

二、隋唐音乐机构的发展和建立。

提到唐代的音乐机构，不得不首先提起太常寺，太常寺是唐代掌管礼乐的最高行政机关，由太常卿主管，规模甚为庞大。

古书上是这样记载的：“唐之盛时，凡乐人，音声人、太常杂户子弟，隶太常及鼓吹暑，皆番上，总号音声人，至数万人”。

当时唐朝全国人口也只有5000万人，光太长寺就有数万人，可以想想，这样的比例在封建社会绝对是空前的。

太常寺下面有两个机构，第一是大乐署。

大乐署主管对于音乐艺人的训练和考核，它既管《雅乐》，又管《燕乐》，内部有若干位乐师担任教学。

当时政府对于音乐艺人的训练与成绩考核有着相当严格的制度。

第二个鼓吹署，顾名思义，鼓吹署即管理鼓吹乐的单位，主管用在仪仗活动与宫廷礼仪活动中的鼓吹乐，兼管百戏（古代对诸种戏、乐舞的总称），因此，“鼓吹署”属于音乐的行政管理机构，也就是卤簿与军乐的官署。

所谓卤簿，指古代皇氏要员外出时，前呼后拥的仪仗队（包括吹奏乐队），人数不等，少的时候有百余人，多的时候能有千余人，唐代的鼓吹署是由以前的清商署和鼓吹署合并而成的机构。

“凡习乐，立师以教，而岁考其师之课业为三等，以上礼部。

十年大校，未成，则十五年而校，以番上下”［3］学习音乐标准极高，“得难曲五十以上任供奉着为业成。

”［4］大乐署、鼓吹署是属于太常寺管辖，下面两个音乐机构是属于宫廷管辖的，第一个是教坊，教坊是管理乐工、领导艺人演出的机构。

唐高祖建国之初，便设立了内教坊，教坊是归太常寺管辖，属于宫廷内部专门设计的音乐教育部门，目的是为皇帝提供娱乐性歌舞表演。

据《教坊记》上记载，教坊的成员有男有女，还有儿童，总人数能达一万人以上。

唐玄宗时，特别重视教坊这一专业的音乐教育机构，大大拓展了教坊的规模。

共设五处教坊，其音乐教育形式是口传心教的方式。

教坊是适应唐代宫廷燕乐的需要建立的音乐机构。

“武德后，置内教坊于禁中。

武后如意二年，改曰‘云韶府’，以中官为使。

开元二年，又置内教坊于蓬莱宫侧……”［5］唐朝教坊已从政府管理的音乐机构中独立出来，成为宫廷教习，管理音乐的场所，并由皇帝直接委派人员兼任领导职务。

唐代教坊集中了高水平的歌舞、器乐人才。

唐玄宗时，教坊已有无处。

唐代扩大教坊的结果，使宫廷音乐的发展具备了极为优越的条件，从而满足了统治阶级的声色之娱，客观上促进了唐代宫廷燕乐的高度发展。

教坊的设立，客观上为俗乐的不断发展提供了多方面的条件，促进了音乐分工，培养了一大批宫廷音乐家，音乐技能逐渐流传入民间，促进了民间音乐的发展。

第二个是梨园，梨园因设于禁苑附近之梨园而得名。

“开元二年，以上天下无事，听政之暇，于梨园自教法曲，必尽其妙，谓皇帝梨园弟子。

”［6］梨园是宫廷中培养歌、舞人才和器乐表演人才的地方。

由皇帝亲自组建并经常由皇帝亲自组织排练，梨园中音乐教育内容多数是法曲，也有一些器乐的合奏，唐玄宗的创作也多半交给梨园表演。

可以说，它是宫廷音乐艺术精华最集中的地方。

从总体来看，梨园的学习内容比较窄，主要任务是演出和排练，梨园造就了一大批具有较高水平的音乐家，如李龟年、雷海青、永新（女）等皆为梨园艺人。

这些人成为全国音乐界的精华，为唐代音乐的高度兴盛及其音乐分工化的发展，起到了重大作用。

梨园弟子是从太常乐工中精选的，有三百人之多，由唐玄宗亲自组织排练，“为丝竹之戏，音响齐发，有一声误，玄宗必觉而正之。

”［7］由是观之，梨园可能是专习法曲、专搞器乐的组织，它与教坊的区别在于，教坊专习歌舞，掫弹家处于从属的低位，均有女性入选，梨园则以“丝竹之戏”的器乐演奏为主，多有男性担任，唐代教坊的扩展和梨园的建立均在开元二年（714年），正直唐玄宗即位之初的“开元盛世”也是唐代宫廷燕乐的黄金时代。

天宝年间的安史之乱使唐代燕乐由盛转衰，梨园也于唐代宗大历十四年（779年）宣告解散，从此以后，中国封建社会再也没有出现过唐代那样高质量的音乐机构了。

总体看，较完善的音乐形式与内容必须有与之相适应的高水平的音乐人才;高度繁荣的音乐文化是音乐人才培养成果显著的标志和最好的说明。

因此,音乐教育为唐代音乐文化提供了重要的基础和有利条件,不仅推动唐代的音乐繁荣,并对以后的音乐发展产生积极的影响。

三、浅析隋唐时期的中外音乐文化交流。

隋唐中外音乐文化的交流融合, “丝绸之路”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西汉时期张赛两次出使西域, 打通了横贯亚洲的中西陆路交通, 开辟了一条被中外历史学家称之为“丝绸之路”的重要交通线, 从魏晋到隋唐, “丝绸之路”从陆路逐渐扩展到海路, 到唐时期, 已经有了多条畅通的国际交通线。

陆路可通中亚、西亚、巴基斯坦、印度、尼泊尔、缅甸、朝鲜半岛等地海路可达印度尼西亚的爪哇、斯里兰卡、印度, 可经东南亚越印度洋、阿拉伯海至波斯湾沿岸, 还有三条线路可达日本另外, 还初步开辟了到达埃及和东非的海上交通。

陆、海“丝绸之路”延续了千年之久的兴旺岁月, 成为沟通了古代人类之间文明交的纽带, 使当时中国和外国、外族的音乐, 畅通无阻的沿着这重要渠道, 进行中外音乐文化的广阔交流。

魏晋南北朝是一个分崩离析、动荡不安的时代, “礼崩乐坏, 其来自久” , 不惟古乐失传, 就连兴盛一世的汉乐府也凋零不堪。

正当中原音乐处于衰微之时, 各种“胡乐”涌人中原, 至隋唐形成了“七部乐”、“九部乐”和“十步乐” , 呈现出繁荣的景况。

这是中国古典音乐的辉煌时期, 考其因由, 很大程度上与其周边外来文化的交流有关。

由于外来音乐的传人, 给中国古典音乐注人了新的血液, 使之焕发出蓬勃的生命力。

隋唐是我国封建政治、经济与文化高度发达的历史时期。

由于政治相对稳定、各民族关系的进一步加深与融合，统治阶级在音乐上开明的政策，促使了国内各民族音乐文化的进一步交流融合。

同时丝绸之路为中国与各国文化的交流开启了方便之门，唐代的中国更是成为亚洲各国音乐文化交流的中心。

从三、四世纪起, 中国人喜欢上从库车、喀什、撒马乐罕等西部地区和印度所传人的异国音乐”。

相沿至隋, 多元的“胡乐”渐被纳人一体, 致有隋初的“七部乐”。

《隋书·音乐志略》载“始开皇初定令, 置七部乐一曰国伎, 二日清商伎, 三曰高丽伎, 四日天竺伎, 五曰安国伎, 六曰龟兹伎, 七曰文康伎。

又杂有疏勒、扶南、康国、百济、突厥、新罗、楼国等伎。

及大业中, 场帝乃定清乐、西凉、龟兹、天竺、康国、疏勒、安国、高丽、礼毕以为九部乐。

器工依创造, 既成, 大备于兹矣”唐高祖即位, 大体沿用隋代的“九部乐”。

《旧唐书·音乐志》说“武德初未暇改作, 每燕享因隋旧制, 奏九部乐“一日燕乐、二曰清商、三曰西凉、四曰扶南、五日高丽、六日龟兹、七是曰安国、八曰疏勒、九曰康国”。

唐太宗贞观十六年, 增加高昌乐, 乃成“十部乐”。

从北魏至唐初极盛的“胡乐” , 来源相当广泛。

有来自朝鲜半岛的高丽乐、新罗乐和百济乐, 有来自日本诸岛的楼乐, 有来自印度的天竺乐, 有来自柬埔寨的扶南乐, 有来自中亚一带的安国乐、康国乐、突厥乐, 还有通过“西域”及河西走廊与当地民族音乐交融而成的龟兹乐、疏勒乐、高昌乐、西凉乐。

值得注意的是, 经过一段流传之后, 隋代盛行的天竺乐在唐初消失了, 而代之以扶南乐。

其实, 天竺乐并未消失, 而是融人了龟兹、疏勒、商昌、西凉诸乐, 唐代这一地区佛教盛行。

朝鲜半岛原先分为高丽、新罗、百济三国, 隋唐时渐归统一, 故此三国音乐均纳人高丽乐中。

从南北朝的“胡乐”到隋唐的七部乐、九部乐、十部乐, 反映了一个历史事实, 中国音乐的发展与外来音乐有着密切关系。

正是因为从四面八方传人了域外音乐, 才打破了中国音律的沉寂, 丰富了中国音乐内容及表现形式, 出现了中国古代音乐的辉煌时期。

隋唐时期，中国音乐也同样影响着外国。

由于隋唐国力的强盛，各个国家先后派遣“遣隋使”、“遣唐使”来中国，他们的主要任务是学习中国文化，并把这些文化带回本国。

在这些国家之中，受影响最大的当属日本。

从隋高祖开皇二十年（600）至唐昭宗乾宁元年(894) 近300 年间，日本派来中国的“遣隋使”、“遣唐使”一共有二十二次，每次来华人数不等。

中唐时期，遣唐使的组织规模特别盛大。

许多留学生从中国带回了珍贵的乐谱，乐器。

至今还在日本正仓院收藏的唐尺八四管、紫檀琵琶、紫檀五弦琵琶、紫檀阮咸都是在唐朝时期和别的乐器一同传到日本的。

还有一方面是由于当时海上交通不便，使得很多去日本的中国音乐家无法回国，这些人对日本的音乐文化的发展起到不可磨灭的作用。

唐朝的燕乐传入日本后备受重视，成为了日本的“雅乐”。

如今这种音乐仍发挥着巨大作用，并成为日本国乐的象征。

我国的琴也是于唐朝时期传入日本，琴在日本宫廷十分盛行，几乎每次音乐演出都要弹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