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政治泛化的极端
在那个政治挂帅，一切以政治立场为主导的荒谬年代，政治触角长长
的深入到家庭人伦、工作生活、学术创作等各个阶层的方方面面。在 《怀念萧珊》中作者悲痛万分的描述“我站在死者遗体旁边，望着那
张惨白的脸，那两片咽下千言万语的嘴唇，我咬紧牙齿，在心里唤着
死者的名字，她究竟犯了什么罪？她也给关进牛棚，挂上牛鬼蛇神的 小纸牌，还扫过马路。究竟为什么？理由很简单，她是我的妻子。她
出歌德的“遵命文学”，若真有自己独立思想的声音也被不分是非、 不辨真伪的残害。其中在悼念的几篇文章中揭示出知识分子在那个极
端的环境下被奴役、迷失、压制中走向极端的灵与肉的惨痛记忆。
在《悼念老舍同志》中作者谈到“今年上半年我又看了一次茶馆的演
出，太好了。在戏快要闭幕的时候，那三个老头在一起最后一次话旧，
都必须先从自己做起，不能把责任完全推给别人，免得将来重犯错误”
《随想录》思想主题
随想录开篇序里作者写了一篇 《没有神》的一段话作为作家版代序言：
我明明记得我曾经由人变兽，有人告诉我这不过是十年一梦。还会再 做梦吗？为什么不会呢？我的心还在发痛，它还在出血，。但是我不要在
做梦了。我不会忘记自己是一个人，也下定决心不再变为兽，无论谁拿着
托克维尔说“当过去不在照耀未来，人类的心灵就会在茫然中游荡。
过去式需要被物质化的，过去是需要通过文本和记忆的形式来留存的。
只有当过去被嵌入到当下时代的意识结构之中，过去才没有真正地
‘过去’。”
如果过去最终成了沉默的历史，或者成了被选择性地记忆因而变成一
种怀旧情感的投射对象时，那么我们就是在第二次伤害过去。苦难虽
一位外籍华人知名的女作家曾经说到“中国的知识分子是很了不起的，
他们是忠诚的爱国者。西方的知识分子如果受到四人帮时代的哪些待 遇、那些迫害，他们早就跑光了。可是中国的知识分子，不管你给他
们准备什么条件，他们能工作时就工作。”
老舍同志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最好典型。让我们侧耳倾听：我爱咱们的
国啊，可是谁爱我呢？
不等于正义，但若是将苦难完全从历史记忆中清除，或者将苦难转换
成“苦难美学”，却不可能通达历史的正义，对苦难的讲述和阐释超 越了简单的受害者的控诉逻辑。
作者“无力的叫喊”留了下来，时时警醒着我们，用过去的苦难涤荡着
我们的心灵，以健全的人格做未来的主人。
知识及知识分子的生存生态
在那个知识和知识分子都是都可能是造反对象、政治泛华极端的年代，
含着眼泪打哈哈，‘给自己预备下点纸钱，祭奠祭奠自己’。我一直 流着泪水，好多年没有看到这样的好戏了，这难道仅仅是在为旧社会
唱挽歌吗？我觉得有人那这扫帚在清除我心灵中的垃圾。坦率的说，
我们谁的心灵中没有封建的尘埃呢？出了剧场脑子里还印着常四爷的 一句话：我爱咱的国啊，可是谁爱我呢？”这是老舍同志的遗言，让
我们泪流满面。
老舍夫人回忆说“我永远忘不了我自己怎样在深夜用棉花蘸着清水一
点点替自己的亲人清洗头上、身上的斑斑血迹，不明白是哪里出了问 题，不明白为什么会闹成这个样子· · · · · ”
为什么会闹成这个样子呢？因为我们极端的文化压制的政治运动让我
们从人变为兽，没有思想，有灵魂的生命便已覆灭，兽性发作，把我 们民族的灵魂都推入了深渊。
气还一片浑浊，清除污染仍任重道远。
作者在《文学的作用》篇章里谈到“文学有宣传的作用，但宣传不能
代替文学。文学作品能产生潜移默化、塑造灵魂的效果，当然也会做
出腐蚀心灵的坏事。”这就要看社会时代所赋予她的什么环境，在那 个知识浩劫的时代，一切自由的思想都被压制，我们都成为“沉默的
大多数”，头脑简单向前冲，有发出声音的也都遵从“长官意志”写
壳，人人之间互相鞭打着共同推进火坑。
电影《归来》中的阐释的有家不可归的哀痛，让我们对这段政治泛化
极端历史所造成的无可救赎的伤痛只能哽咽在喉，时时警醒着我们谨 记自己是含有思想和情义的人，只要思想尚存，人情还在，生命就不 会灭亡。
另外一篇《我和读者》中写道“后来我跟读者渐渐地疏远了。我缺少
时间，也缺少精力，堆在我身上的头衔越多，我花在写作上的时间越 少，我终于成了不需要作品的作家。”政治触角已长长的深入到了知
志》等），揭示出“文革”的恶性威力和影响并未随着它的结束而消失 （如《“毒草病”》等），他以噩梦中与鬼怪搏斗的场景不断向自己加
以警醒，对以自己为代表的知识分子群体在需要坚守独立思想和独立
人格的时候纷纷缴械投降而缺失社会担当的深刻反省，或者反复呼吁 “建立一个‘文革’博物馆”（《“文革”博物馆》），来为世人留下这一民
响。
在《多印几本西方的文学名著》中作者抨击“‘四人帮’掌权的时候， 除了他们喜欢的和对他们有力的书以外，一切都不准看、不准印。他 们还搞过焚书的把戏，学习秦始皇、希特勒，搞愚民政策，煽动年轻 大学生上街大破四旧，禁、毁了成千上万的书。”在《望乡》中谈到 有些人说会腐蚀青年人的心灵，叫喊禁止该影片放映时，作者进行了 强有力的回应“为什么今天还有不少人担心年轻人离开温室就会落进 罪恶的深渊，恨不得把年轻人改造成为没有程序性的五百型的机器人 呢？
患了病，得不到治疗，也因为他是我的妻子。想尽一切办法一直到逝
世的前三个星期，靠开后门才住进医院。但是癌细胞已经扩散，肠癌 变成了肝癌。”
从作者极其悲痛的文字的呐喊中可以窥见那时代政治触角深入到社会
最基本单元的家庭人伦里所带来的各种惨痛结局。我们被由人变为兽， 人间最基本的亲情友情的温情脉脉都已被剥夺，社会变成了冰冷的空
到我要是某某的什么什么就好了，是啊，要是如此，那么最后的结局对骗 子来说一定是大圆满的。有一句古话：木朽而蛀生之矣。有了封建特权，
怎么能要求不产生骗子？难道你能够用禁、压、抓解决问题吗？”
当今社会此种现象也皆是。体制制度是根本性的，只有正本清源，完善制
度设计，增强制度执行力，才能只靠人性在完善的制度里发挥最大的善。
铭记苦难，不让历史重演
米兰昆德拉曾在《笑忘录》说：人与强权的斗争是记忆和遗忘的斗争。
在《随想录》里作者也一再呼吁要铭记历史的苦难，不做健忘的民族， 作者以无畏的精神和民族责任感和公共情怀把十年的灵与肉的浩劫真 实的呈现我们后代人的眼前作为我们谨记的警钟。作者在《绝不会忘 记》中写道“四人帮垮台才三年，就有人不高兴别人控诉他们的罪恶 和毒害。这不是健忘又是什么！我们背后一大片垃圾还在发愁、污染 空气，就毫不在乎的丢开他、一味叫嚷着向前看！好些人满身伤口， 难道不让他们敷药裹伤？
者那样，简单地把一切责任都推给了“四人帮”，因而认为粉碎“四人帮” 就解决了所有问题。巴金的反省包容了对历史和未来的更大的忧虑。
这一反省在《随想录》中并不是一下子就完成了的，而是经历了一个
逐渐深入的过程。。
最初是在《一颗桃核的喜剧》中，巴金这样责问自己：“我常常这样想：
我们不能单怪林彪，单怪‘四人帮’，我们也得责备自己！我们自己‘吃’ 那一套封建货色，林彪和‘四人帮’贩卖它们才会生意兴隆。不然，怎么
巴金一遍遍地虔诚而痛苦地忏悔，剖析自己的灵魂，猛烈地批判封建
伦理道德、深挖国人灵魂中的奴性，以人格的魅力参与现代伦理文化 的建设。他对过去的反思，他追求真理的精神也赢得了文化界的尊敬。
被誉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良心”。
内容简介
他在《随想录》中真实地记录了“文革”给他和他的家人及朋友带来的
身心摧残（如那儿篇非常感人的著名篇章《忆萧珊》、《怀念老舍同
作者在文章中不断呼吁要建立“文革博物馆”，在《文革博物馆》中
写到“最好建立一个文革博物馆，每个中国人都有责任。我相信许多 在文革中受尽血与火磨练的人是不会沉默的。决不让我们的国家在发 生一次文革，因为第二次灾难，就会使我们的民族彻底毁灭。要产生 第二次文革，并不是没有土壤，没有气候，因为靠文革获利的大有人 在~~~建立文革博物馆是一件非常必要的事情，唯有不忘过去，才能 做未来的主人。”
鞭子在我背上鞭打，我也不再进入梦乡。当然我也不再相信梦话！ 没有神，也就没有兽。大家都是人。 被作者称为“无力的叫喊”的篇篇文章都是不曾愈合的伤口，是十多年创 伤的脓血。作者通过对当时知识分子群体的生存生态的剖析让我们时刻铭 记那场历史浩劫的苦难，通过对自身独特而深入的反省来警醒知识分子应 然的社会担当。作者由外看到内，开始了反思的历程。
族灾难的见证。事实上整整一部《随想录》也正可以看作是巴金用纸
和笔建立的一座个人的“文革”博物馆。
《随想录》缘起

巴金写《随想录》的出发点非常明确，就是要对“文化大革命”作 出个人的反省，让我们铭记历史，剖析当时知识分子的的生存生态以 及知识分子的社会担当，来弄清这苦难的来龙去脉，我们该怎样让这 苦难不再重演，成为更加美好未来的血的养料。正如他在后来所写的 《随想录》合订本新记中说的：“拿起笔来，尽管我接触各种题目，议 论各样事情，我的思想却始终在一个圈子里打转，那就是所谓十年浩 劫的‘文革’。……住了十载‘牛棚’，我就有责任揭穿那一场惊心动魄的大 骗局，不让子孙后代再遭灾受难。” “我们解剖自己，只是为了弄清 浩劫的来龙去脉，便于改正错误，不再上当受骗。分是非、辨真伪，
要说他们只能看删减后的望乡，否则听到卖淫、五块钱这类的字眼，
就会——，真是以己之心度人之腹。这是极其可悲的民族虚无主义！”
然而在当今时代，我们依然出现这种愚蠢而不知回头。如《泰坦尼克 号》的电影的放映在中国大陆依然是删减后的，还有基辛格的《论中
国》中在翻译的中译本一些内容都被删去。我们的思想开放自由的空
现代文学家、翻译家、出版家，“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最有影响的作家之
一，中国当代文坛的巨匠。2005年10月17日因病逝世于上海。
内容简介
《随想录》收录巴金先生文革结束后创作的一百五十篇文章，分为
《随想录》《探索集》《真话集》《病中集》《无题集》共五集，统
称随想录。内容朴实、感情真挚，充满着作者的忏悔和自省，以罕见 的勇气“说真话”，为中国知识分子树立了一座丰碑。在《随想录》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