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暴力发微博称：“李阳，你需要帮助。

家庭暴力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我担心我丈夫和我家庭的未来。

你孩子需要她们的爸爸。

我不知道怎么办！”微博中还附有一个外籍女子额头被打肿的照片，以及膝盖、耳朵受伤的照片。

KIM是美国人，1998年来到中国，与李阳相遇并成为他的外籍教师，后两人结婚，育有3个小孩。

披露了多处家暴细节，并称为了孩子的未来，打算与李阳离婚。

“美国人也好，中国人也好，都不希望把自己家里不好的事情说出来。

”她跟李阳之间不是第一次发生肢体冲突，但她一直隐忍，在孩子面前假装没发生过。

“这一次我觉得不行了，不能忍了，因为会误导、伤害我的女儿，让她们以为，男人打女人是应该的、是需要忍受的。

”最小的女儿Lydia就在“家暴”现场目击整个过程。

多年来从事中学生英语教育和家长家庭教育，李阳面对妻子如此“残忍”，我对李阳的看法瞬间改变了。

之前他是以一个比较完美的“疯狂”形象展现在我们面前。

发现他极大的满足于众多中小学生对他的崇拜之中，即李阳所谓的“成就感”，并且达到了近乎偏执的状态。

这种偏执造成了他的心理缺陷，又造成其身上三大责任的严重缺失。

1、是家庭责任的缺失，从李阳的口中我们得知，他是一个父爱与母爱都非常缺失的人。

他与父母之间存在着严重的交流障碍，从不曾与父亲有一个拥抱、握手，在他父亲说“今天晚上和我睡一起吧”时，李阳竟浑身起鸡皮疙瘩说宁愿去死，也不愿和父亲睡在一起。

而对于他自己的家庭，他却说家庭教育事业的实验，更是把自己的儿女当做试验品，并且和医学试验中的小白鼠相提并论，可见李阳完全不懂得父亲的意义，甚至不知道如何去饰演父亲这个角色。

他完全把妻子与儿女物化了，没有当做有感情的家人来对待。

但是李阳对自己的辩解是，我可以一年都不回家，但我还是每年回去20天。

这种辩解的苍白，更显示出李阳对于亲情观念的心理纠结。

2、是社会责任的缺失，李阳说自己从小是个自卑的人，不敢和陌生人说话，性格懦弱，甚至连去商店买东西都买不回来。

正是这样的性格让他在“疯狂”英语的教学中不断去寻求自信，来掩饰自己性格的缺陷。

然而他仍然会觉得自己是个不自信的人。

有个观众对李阳说，你影响了这么多的人，出现了家庭暴力只是一件小事情。

李阳的确影响了不少人，特别是很多中小学生，这个阶段的学生是人生观、价值观形成的重要时期。

如果他们从李阳身上看到了：家庭暴力只是小事情。

那么你怎么敢保证他们学到的只是“疯狂英语”，而不是疯狂家暴呢？俗话说“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名人在人前光鲜，也不乏生活的酸甜苦辣，李阳用一个“熬”字形容十多年的婚姻，可见其真实生活状态。

然而，纵然有苦衷，纵使很冲动，作为一个负责任的男人、三个孩子的父亲，疯狂地对妻子施以暴力，总归是突破了底线，说破大天也说不过去。

更何况，李阳不是“一般人”，“教育专家”，不仅教英语，也教家庭教育，肩负公众信任与期待，理应对自己有更高要求。

一面在台上对受众大讲家是充满爱与宽容的地方，一面回到家里大肆家暴，关键是这种强烈的反差，对公众心理和社会价值观带来冲击，其负面影响远远超过了一个普通人“喝酒打老婆”的家庭纠纷。

可见，公众人物的品德和行为，也关乎社会责任，虽然人人都会犯错误李阳作为社会的一员，公众固然需要有包容理解之心，但名人自己绝不能放任自流、无所顾忌,不能忽视它作为一名公众人物所承担的社会责任。

面对错误时那种不知面错误的态度，令人无法接受.李阳只是在教大家学用“工具”（李阳说英语只是交流工具），却没有身体力行的教大家如何去做人、如何去培养责任心。

3、是道义责任的缺失，李阳坦诚自己是个商人，是被包装出来的，他说成功是衡量一切的标准。

然而就是这种强烈的功利心，掩盖了他对社会道义责任。

李杨自己也认为，他是一个工作狂型的人物，但现在看来，“疯狂”的英语教学，只不过是他谋求商业成功的工具罢了，就如同他教学生们说：学英语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赚钱；将来你可以告诉你们的孩子，学英语是为了赚更多的钱。

，无疑，这种价值观断定对于广大中小学生来说是极为不利的；“成功是衡量一切的标准”，李阳单一追求成功的做法，为达目的可以不择手段。

如李阳所述，他可以为了追求成功，而不顾及妻子、儿女、家人的情感。

而这种以立足于个人的利益，完全是偏执的把自己也当做了追求成功的工具，却极大忽视了社会大众的情感感受和严重影响到青少年的价值判断，与社会道义是背道而驰的。

最新数据显示，我国家庭暴力发生率高达35.7%，这类家暴的现象不再是“私事”“家丑”，已日益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现在，疯狂者似乎已经冷静下来，承认错误，夫妻调解，向妻女及公众道歉，作出“非暴力”承诺，接受心理咨询，并一再亮相媒体，称自己是家暴“反面教材”，希望此事能推动立法，推动解决家暴问题。

而“家暴”击中的是社会的痛点。

家庭暴力的认识误区误区一：“两口子打架是家务事，不需要别人插手和干涉”、“家丑不可外扬”。

事实：1.家庭暴力不是家务事，而是违反人权的社会问题。

2.家庭暴力是违法行为，受害人有权提出请求，居（村）民委员会、所在单位领导应予以劝阻、调节，公安机关应予以制止。

3.及早帮助有问题的家庭，就能将一个有问题倾向的家庭挽救过来。

案例分析：KIM遭遇家暴后，及时在微博上公布情况（求助于舆论监督），并在事件发生后直接走进公安局（求助于公权机构），这些无疑都是正确有效的作法。

误区二：“家庭暴力在农村比较普遍”，“只有没有知识的人才会打老婆”、事实：1.家庭暴力的发生不分城市与农村，社会上各种层次的男人都有虐妻的可能，包括那些有学识、有地位、在公共场合或朋友面前彬彬有礼、做事干练的人。

有人进行过调查研究，发现一半的家庭暴力施暴者，是文化程度高、职业层次高、社会地位高的“三高”人士。

案例分析：准备“让三亿中国人说一口流利的英语”的李阳老师，在将外籍妻子的头部撞向地板十几次之后，恐怕已经很难实现他的另一个梦想了——“让三亿外国人讲一口漂亮的汉语”。

误区三：“男人打老婆常常是被女人的唠叨逼出来的”。

事实：1.女人唠叨挨打，有些女人不唠叨也挨打，“唠叨”只是男人打老婆的借口。

2.家庭暴力反映的是男女不平等的社会现象，很少有男人被女人打的现象。

3.使用暴力是施虐者的选择方式，人们处理家庭矛盾有不同的方法，暴力并不能解决问题。

能够正确处理家庭矛盾的恰恰是具有男女平等意识的人。

案例分析：李阳妻子：“我承认，我对你大喊大叫，你要我闭嘴而我没有。

但你其实可以选择离开。

”实际上，李阳夫妻当天为琐事“交流”了四个小时，并非李阳之妻单方面唠叨。

误区四：“夫妻床头打架床尾和”、“夫妻俩的事忍一忍就过去了”。

事实：1.这是淡化暴力受害人寻求帮助的借口。

2.一般施暴者都是通过暴力来达到控制配偶的目的，他们通常不会自动改变施暴行为，假如被虐妇女一味忍受，只会促使丈夫形成打人的习惯，甚至暴力行为一次比一次严重。

3.受害者应清楚而坚决地表示：决不接受任何形式的暴力！必要时积极寻求外界帮助。

案例分析：希望这些家庭中的受害者们可以像李阳妻子一样，勇敢维护自己的权益，坚决表示不接受暴力行为。

被虐妇女缺乏外界的支持与理解，如别人谈论和耻笑、没有相关部门的保护、亲朋好友劝和不劝分的态度，使她们求助无门，宁愿保密不为人知，免遭更多伤害。

她们暂时无法摆脱受虐环境误区五：“宁愿有一个常常殴打妈妈的爸爸，也比父母离异好”。

事实：1.“好”或“不好”不在于表面上维持一个完整的家，而在于哪一种环境更有利于孩子的健康成长。

2.长期生活在暴力家庭中，会使孩子产生紧张和恐惧感，养成使用暴力解决问题的习惯。

3.人们可以选择不同的生活方式，离异家庭并非等于有问题的家庭，应该尊重每个人的选择。

案例分析：当李阳妻子和孩子孤单地呆在医院时，李阳却在录制电视节目和发微博。

作为一个教育家，他不可能不清楚这样的举动会对孩子造成怎样的影响。

国外如何应对家暴比如在加拿大，一位中国人因儿子淘气，大声训斥了妻子几句，不到20分钟，便有两名警察半夜登门，调查“家暴”嫌疑。

因为“主动介入”、“一切以保护妇女儿童为第一”，是当地社会处理“家务事”约定俗成的惯例，相关法律也支持此种行为。

只要有人报案，且警察登门后发现证据确凿，施暴者将被带走，并可能提起公诉，而被害人则会受到严密保护，法官如认为施暴者今后仍可能伤害被害人，还可在判决中追加“禁止与受害人接触”的条款。

在美国，处理家庭暴力的案件要比处理偷窃案件严厉得多。

如果一个妻子打电话到警察局说遭到丈夫的暴力，五分钟后警察就会到达。

如果警察发现妻子身上有伤痕，这个丈夫就会马上被逮捕，被警察带走，然后根据伤情的程度，进行民事或刑事诉讼。

案例分析：李阳妻子Kim的做法十分正确法律体系之差距目前世界上已经有40多个国家和地区，制定了反对家庭暴力的专门法律。

如日本，在2001年就制定了《防治家庭暴力和保护受害人法》，以及专门的援助受害人等的法律。

英国二十多年来，已出台了一系列涉及防治家庭暴力的法律。

我国的台湾和香港，都制定了当地反对家庭暴力的专门法律。

而总体来说，我国反家暴立法空白，缺乏可操作性，。

不仅缺乏禁止家庭暴力的全国性专门立法，在明确规定家庭暴力问题的婚姻法、妇女权益保障法和未成年人保护法中，规定家庭暴力问题的条文也只有少得可怜的8个。

而且在仅有的8个条文中，3个原则性宣示条文只是表明了国家对家庭暴力问题的态度，没有任何操作性可言。

案例分析：李阳妻子在微博上表示，自己正在学习“家庭暴力防治法”。

但实际上，我国目前还没有一部真正的《家庭暴力防治法》，李阳妻子正在学习的仅仅是一部“专家建议稿”。

这部建议稿最初形成于2003年，即是说，李阳妻子在靠一部8年前的建议稿“撑腰”。

救助体系之差距比如在加拿大的很多省，都建立了完备的家庭暴力社会支持系统，联邦政府还加大了司法的力度和社会服务的资金。

当有受虐妇女报告她的人身安全受到威胁时，她可以申请到保护令，让施暴者不能靠近她。

还可以进入庇护所，离开暴力的环境。

而我国的家庭暴力社会支持、救助体系，至今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

现在更多的是一些社会组织在发挥作用，救助活动比较零散。

案例分析：据一份调查显示，妇女遭受家庭暴力后，社会无法及时提供避难的场所，没有救助机构和干预措施，有10%的妇女躲在娘家，有10%的妇女躲在朋友家，有20%的妇女躲在外打零工，有60%的受害妇女怕连累亲戚朋友，又没有谋生的技能，只好再度回到家中，暴力往往会再度发生。

而目前法律上约束家庭暴力的条文少得可怜，且不乏原则性宣示，缺乏操作性。

在此背景下，对家暴事件的舆论浪潮，使得反家暴立法呼声更为高涨。

事实上，国家层面的法制建设也在推进，目前反家庭暴力法已经进入到最后的调查论证阶段，今年8月14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将反家庭暴力法纳入预备立法项目，标志着该法的研究论证工作正式开始。

当然，家庭暴力问题并非靠法律就能药到病除，其中牵涉到司法、经济、社会结构、生活方式、思想观念、风俗习惯等多方面的复杂问题，需要全社会的合力参与，压缩家暴意识与言行的生存空间，促进“抑暴土壤”的生长，用法律回击家暴者的拳头，用各类救济渠道维护受害者权利，从而提升家庭这一社会细胞的文明和谐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