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的社会经济与政治——以西汉初期为中心的“富民”与“强国”政策【摘要】通过分析西汉初期的社会经济及政治现象，透视国家政策转变对社会经济造成的巨大影响，借鉴西汉在处理“强国”与“富民”时所实施的政策【关键词】西汉、富民、强国、经济、政治中国历代封建统治者都希望实现强国并富民,但是在那样的“家天下”的时期，由于国是自己家的，所以，强国之心甚于富民之心。
在他们心中，富民仅仅是手段，强国才是目的。
而且，富民往往不是自觉的，是为了达到强国的最终目的一种无奈之举。
每个朝代从富民向强国过渡的时候往往也是国家由盛转衰的时候。
一、西汉初期统治思想的变化汉初到景帝时：道家的黄老思想占主导地位，儒家思想积蓄力量。
西汉建国后，作为一个统一的民族，首先就要在意识形态上统一。
初年，有鉴于秦朝的暴政导致速亡的教训，加之长期的战争，经济凋敝，正如《汉书•食货志》中所描述的：“天下既定，民亡盖臧，自天子不能具醇驷，而将相或乘牛车”在这样的客观条件下，统治者适合时宜的采取道家的黄老思想，它的理论根据是“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用这种“清静无为”、“无为而治”的思想，实行“与民休息”的放任自由经济政策，减轻赋税、徭役和刑罚宽大，以发展经济、巩固统治。
之后，文帝和景帝继承和完善这些政策，随之出现“文景之治”。
由于黄老之术在一定程度上与儒家的“仁政”“民本”思想相近，在这样的宽松政治氛围下，儒学得以逐渐复苏。
景帝到武帝前期：儒家登上政治舞台，取得独尊地位。
二、景帝时期在思想领域不再严厉禁止其他学派的发展，在提倡黄老的同时也使包括儒家学说在内的其他学派存在、发展，这就为后来董仲舒学说的发展及汉武帝的重视采用提供了前提条件。
而且，由于长期最高统治集团以黄老思想指导政治，在官吏中或社会上，诸子百家的思想亦很活跃，这样的情况不利于加强中央集权。
到了汉武帝时出现了太平盛世，政治稳定、经济繁荣的帝国更紧迫的提出统合文化、确立一统思想的时代要求。
吕思勉先生的《秦汉史》说“至于武帝，则有所不让矣。
夫欲法制度，定教化，故儒家莫能为。
故儒术之兴，实时势使然，不特非武帝若魏其、武安之属所能为，并非董仲舒、公孙弘辈所能扶翼也。
”由此可见儒术是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
汉初儒生陆贾书写的《新语》十二篇主张儒术治国，深的高祖称赞，之后的贾谊在《新书》中阐明“礼法并重”的思想，只可惜当时条件不允许。
加之黄老思想的“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对加强中央集权助力不显，之后的统治中更与大一统帝国不适应的地方愈加明显。
最重要的是这是董仲舒所提的儒学有其强大的生命力：这时的儒术是一种反对滥施强暴而高扬“崇儒更化”并与地主制经济、宗法专制政体最相契合的文化形态（包容阴阳家及法家的新儒学），与此同时，其“君权神授”与“天人感应”有利于加强君权，“大一统”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有利于加强中央集权，他完全适应了加强君主专制统治的需要，其被作为统治思想亦在情理之中。
因此，武帝即位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抛弃“黄老之学”选用儒生组阁。
最后政府内部上层如：丞相卫绾是武帝的老师、窦婴、田蚡、赵绾、王藏，还有最后擢居相位的公孙弘等，这些人都进一步推动了儒学的发展。
最后武帝置《五经》博士，兴太学，如吕思勉先生在《秦汉史》中指出“利禄之途，一开一塞，实儒术兴盛之大原因也。
”三、社会经济发展的表现及对西汉政治的影响秦王朝倾覆之后，全国陷入争夺政权的大混战之中，使战火弥漫甚广，广大人民非死于屠戮，则死于饥馑。
继起的汉王朝就在这种大混乱、大破坏之后的废墟上建立起来，如《汉书.食货志》中描述的“汉兴，接秦之弊，诸侯并起，民失作业，而大饥馑。
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过半。
高祖乃令民得卖子，就食蜀汉。
”到惠帝高后年间经济才有所好转，在《汉书•高后纪》中描述为“孝惠、高后之时，海内得离战国之苦，君臣俱欲无为，……而天下晏然，刑罚罕用，民务稼穑，衣食滋殖。
”由于汉初的帝王都奉行黄老之说，采取了“拱己无为”的不扰民政策，经济才不断得到恢复和发展。
到了文景时期，经过几十年的恢复经济已出现欣欣向荣的气象，《汉书•刑法志》“及孝文即位，躬修玄默，劝趣农桑、减省租赋。
……吏安其官，民乐其业，畜积岁增，户口寝息。
”这样到了汉武帝时期国民经济显示了空前的繁荣。
《汉书•平准书》云“至今上即位数岁，汉兴七十余年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
”在以农业为基础的封建社会中，农业的兴衰，乃是整个国民经济荣枯的关键。
所以《汉书食•货志》有：汉武帝下诏说：“方今之务，在于力农。
”以赵过为搜粟都尉。
过能为代田，一亩三甽，岁代处，故曰代田，古法也。
”推行代田法，以及漕运与灌溉相结合的水利政策，使农业由粗放式向集约式转变，因此农业有了较大的发展；除了农业的发展，畜牧业亦有很大发展，冶铁业是各项手工业的先导部门，也是为了发展农业的现实的需求，在这种情况下冶铁业有了很大发展。
丝织业也比较发达主要是官府经营的丝织业作坊，突出的是首都长安、临淄，另外还专门设有服官，负责管理作坊的织造，可见当时的丝织业已成为重要的经济产业。
在漆器，瓷器和手工业方面也有所发展从铸造的铜镜中可以看出来。
在商业方面：由于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引起了商业的发展，《汉书.食货志》说：“时民近战国，皆背本逐末”还有《史记—货殖列传》云：“汉兴，海内为一，开关梁，驰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
”这些足以说明汉初商品贸易的发展和对社会的影响。
西汉初期是中国古代商业非常发达的一个时期，如李剑农先生在《先秦两汉经济史稿》中指出“盖汉初实为中国商人第一次获得自由发展至安定时期也。
”国家的稳定和交通的发展为商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环境。
不仅国内贸易，而且对外贸易也非常发达。
通过丝绸之路，西汉甚至与古罗马、印度等国家有间接的贸易关系。
西汉文化对东亚和东南亚国家的影响深刻，历史上的越南、朝鲜、日本等国家都接受西汉文化的影响，虽然经济上实现了很大的发展，但是文景时的无为而治也引起严重的后果：一是地方割据的诸侯王有一定的政治、社会势力，威胁中央的政权，是国家政治中的不稳定因素，当时发生的“七国之乱”可以得到证实，不过景帝时采纳了御史大夫晁错《削藩策》的意见，使之得以平定，暂时缓和了中央和地方的矛盾。
二是社会贫富分化严重，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那些先富起来的大户进行土地兼并，失去土地者流离失所，加剧了社会矛盾。
但随着这种自由放任政策而来的就是地方势力的崛起，兼并之风盛行，一些大商人“衣必文采，食必粱肉，亡农夫之苦，有仟佰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过吏势，以利相倾，千里遨游，冠盖相望，乘坚策肥，履丝曳缟。
”他们与豪族地主相勾结，在经济上控制主要命脉，威胁政权的经济基础。
所以汉武帝时不得不改弦更张，改变指导思想，实行强有力的国家干预经济政策，和强硬的外交政策，“武帝因文、景之蓄，忿胡、粤之害，即位数年，严助、朱买臣等招徕东瓯，事两粤，江、淮之间肃然烦费矣。
唐蒙、司马相如始开西南夷，凿山通道千余里，以广巴、蜀，巴、蜀之民罢焉……兵连而不解，天下共其劳。
”三是对匈奴的忍让、和亲，使匈奴力量壮大，成为汉朝的威胁。
这就是无为而治引起的内忧外患。
政治和经济政策到了必须调整的时候，调整的总目标是从富民转向强国，而这一重任恰巧落在了汉武帝身上。
三、西汉政治制度的调整：从富民走向强国西汉的政治基本是汉承秦制，汉的许多措施都与秦有很多相似之处，特别是汉初，在中央实行三公九卿制，在地方实行“郡国并行制”，军事上有中央常备军和地方预备军，法律上在《秦律》的基础上制定《汉律》，废除了《秦律》中夷三族及连坐法。
但也有其独创性，文帝时“开关梁，驰山泽之禁”就是取消了在关口津梁处检查来往行人的制度和禁止在山林川泽樵采、捕捞的禁令，变“抑商”为“便商”,而且有利于劳动人民补助生活。
“贵粟政策”是政论家晁错提出的，他说：“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
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
”还指出：“粟者，王者大用，政之务本。
”具体地说，就是“募天下入粟县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
”这样国家的粮食多了，可以减轻租赋；商人要向农民买粮，粮价也会提高，农民生活就可以有所改善。
除此以外还有“减免田租，减轻算赋和徭役”修“马复令”这些都是有利于“富民”的政策。
但是到了汉武帝时西汉已经进入了空前繁荣的时期，这时人民已经富裕了，汉武帝就要强化中央集权，加强自己的政治权力，实现强国的目的。
政治上，通过建立“中朝”限制丞相的权力，将全国划分为十三州部，每州设置刺史，监察地方郡县，并且举孝廉、兴太学，建立了新的选官制度。
与此同时，发布《推恩令》与《附益法》这样王国越分越小，力量很弱，削弱地方诸侯的权力，中央的直接辖区在日益扩大，这些都加强了中央集权。
经济上，采取了一系列财政改革措施：实行盐铁官营，颁布算缗、告缗令，采用均输平准法，改革币制等，特别是“算缗告缗”《史记.平准书》曰:“杨可告缗遍天下，中家以上大抵皆遇告”，国家没收的“财务以亿计，奴婢以千万数，田大县数百顷，小县百余顷，宅亦如之。
于是商贾中家以上大率破。
”这两令的实行，朝庭得钱财以亿计。
在处理民族关系上，汉武帝改变了高祖至景帝时期屈辱软弱的“和亲”政策为强硬的战争征服，从元朔元年（前128年）到元狩四年（前119年）的十年中，和匈奴共进行了三次大战，使匈奴退出河西走廊，隔断了匈奴与羌人的联系，又为汉通西域开辟了重要通道，两越、西南夷在汉武帝时由于武力的征服，也都不同程度的归顺于汉。
使汉在武帝时实现了从“富民”到“强国”的社会转型。
四、富民与强国之间的矛盾在傅筑夫先生的《中国经济史论丛》中有这样一句话：“古代封建社会在经济发生巨大波动的时候，表现在经济上便是前一朝代随着经济的崩溃而倾覆下去，后一王朝又随着经济的苏生和社会秩序的恢复而重建起来。
”由此可见社会经济和政治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在当时那样的封建中央集权制下，政治在一定程度上对经济的影响大一些，在那个“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高度集权的社会，在一些非正常的特殊时期，政治有时决定经济。
我们都知道战争最终拼的就是实力，在当时说白了就是经济，国家的经济是哪来的，要不是凭借政治手段收取的税收就是国家经营的垄断产业，实行的经济政策，正如汉初的理财高手桑弘羊在借鉴管仲“富国足民”和商鞅的“富国强兵”的思想上提出在发展农业的同时，也要发展官营工商业，而对私营工商业则采取抑制措施，把发展工商业的利益控制在国家手中，更可怕的是实行“算缗”、“告缗”，使大小商人相互告发，使商人的心理严重受挫，更是一次重大的赤裸裸的对商人的财产的剥夺。
《食货志》言“冶铸鬻盐，财或累万金”，由此可见盐铁的利润之巨，故实施盐铁专卖，由于政策上倾向使商业的利益几乎全部归国家所有，这样财政上的继续支持使得武帝能够继续用兵匈奴，最终实现其政治抱负由此达到强国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