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政时期根据古老的习惯和社会惯例，在王政后期习惯法
共和国前期在平民与贵族的斗争中，贵族不在垄断立法与司法权，随意解释习惯法，产生
了《十二铜表法》
共和国后期，随着版图的扩大出现了市民法与万民法并存时期
帝国的前期，随着皇权的不断加强皇帝的敕令逐渐成为了主要的法律渊源。

帝国的后期，先是古典时期，公元426年颁布了一项谕令只赋予盖尤斯、乌尔比安、保罗、
帕比尼安和莫得斯丁等五位法学家论著法律的效力。

在优士丁尼法时期进行了法典的汇编工作，《民法大全》也就出现啦！
他在当政期间清醒地认识到:“皇帝的伟大不仅要以武器来装饰而且必须以法律来武装，以便不论是战时还是平时，都可以得到正当的治理。

”
《学说汇纂》优士丁尼为了筛选古典法学著作的精华并且能够为当时所实行的法提供说明，让他的司法部长进行摘录。

并且为了保证其权威性在这本书编纂后，禁止使用原文献（几乎消失）。

《法学阶梯》为学生编纂的基础教材，被颁布后也被赋予了立法的效力。

并且大部分内容都是承袭了盖尤斯的《法学阶梯》，还有相当部分来自于学说汇纂。

把罗马私法划分为人法（人和婚姻家庭）物法（物权法、继承法、债权法）诉讼法（公诉和私诉）
《优士丁尼法典》将以前某些私人编辑的谕令汇编加以清理，修改和删除已经过时的内容、消除相互之间的矛盾和重合，组合成一部简明而统一新法典。

《新律》在法典化编纂工程后，优士丁尼继续颁布了一些谕令。

查士丁尼以后，罗马法长期不受重视，在11世纪，在波伦亚大学以《国法大全》为课本，
（《学说汇纂》手抄本被伊洛勒里乌斯用于法学基础教育）于是从那时起罗马法一边作为“学术化”的法理论发挥作用，一边也开始对各种法律关系产生影响。

就结出《法国民法典》【1804年，采用优士丁尼《法学阶梯》的体例，由序编和三卷“人”“财产以及所有权的各种变更”“取得财产的各种方式”】《德国民法典》【潘德克顿是《学说汇纂》的转译，潘德克顿在德就是罗马法的意思，分为总则、债务关系法、物权法、家庭法、继承法】这样具有代表性的民法典。

罗马法的信息最早大概在19世纪末传入中国，主要是在西方传教士及其与中国人合作翻译或编写的书籍中出现。

在这种背景下，当时中国的一些重要知识分子也读到了这些信息并将其写入自己的作品中，使其获得更广泛的流通。

十九世纪末也是中国最早的现代大学创设的时期，这些学校通常会开设西方法律课程，有时专门教授罗马法。

这个时期，越来越多的中国学生（包括法学学生）也开始赴国外留学，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在欧洲或者日本学习法律的中国学生的人数也不断上升。

最早的中文罗马法教科书是从日语翻译成中文的一本罗马法史教材，书名为《罗马法》。

这本书中：罗马法是所有发达国家法律的渊源（“罗马法为近世开明诸国法律之渊源”）并说明罗马法被欧洲国家继受后，它的精神仍然不同程度地反映在这些国家的法律制度中。

中国古代民法很不发达,当然就谈不上民法法典化的问题。

清末
《大清民律草案》1907年开始，由修订法律馆组织留学生参加修律工作，并聘请日本大审院判事松冈义正预备起草民律草案，并且开始派人前往各地调查民俗，最后参照德国、瑞士和日本的立法编写了总则编、债权编、物权编（财产法：大多采用的是国际上通行的制度或是各国的新制度“注重世界最普通之法则，原本后出最精之法理”），亲属和继承两编（身份法：虽采用了新的立法体系，但充分考虑了固有的礼教民情风俗“求最适于中国民情之法则，期于改进上最有利益之法则”）由修订法律馆和礼学馆订立。

1908年聘请日本法学博士志田钾太郎起草《大清商律草案》，分为总则、商行为、公司律、票据法和海船律五编。

最终停留在了草案层面，但是对民国的民事立法产生了重要的学术影响。

我国历史第一步民法草案。

北洋政府时期
《民律草案》1912年司法部呈请援用《大清民律草案》但是以“前清时并未宣布，无从援用”驳回。

后由修订法律馆调查各省民商事习惯，汇集国内著名的民法学者，编写了《民律草案》分为总则、债、物权、亲属、继承五编。

因军阀混战，未完成立法程序。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
《中华民国民法》由民法起草委员会，根据国民党中央会议议定的民法各编立法原则，参照德、意、日等大陆法系国家的民法典，制定了其，并与1929年-1930年分编颁行。

同时在此期间还颁行了《公司法》《票据法》《海商法》《保险法》等商事法律。

中国近代法制史上唯一一部正式版行的民法典。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1931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法》
陕甘宁时期基本沿用中央苏区的婚姻法，《减租减息条例》《陕甘宁边区劳动保护条例》1947年《中国土地法大纲》以及一系列政策。

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之前时期
新中国民法典第一次起草于1954年正式拉开了帷幕。

新中国建立后，中苏关系全面热化，在法制方面(从法学教育、法学研究直至立法、司法实践)我们开始全方位学习与移植苏联。

新中国民法典第一次草案的体系和结构即是学习与移植1922年《苏俄民法典》模式的结果。

由总则、物权、债、继承4编组成。

1957年的整风运动迅速逆转,新中国法制建设遭遇浩劫,新中国第一次民法典的起草工作随之中断。

1962年经济开始好转,根据毛泽东的谈话和指示的精神,全国人大常委会再次恢复了民法的起草工作。

新中国民法典第二次草案的体系和结构，由于起草者试图摆脱苏联民法模式的影响，并欲彻底划清与资本主义国家民法的界限，在极“左”经济思想的指引下，起草者设计了一个全新的民法典体例，其仅分三编:总则、财产的所有，财产的流转。

最后一稿完成于1964年11月1日,以后因参加社教运动,起草工作就停止了。

改革开放到十八届四中全会
1979由民法起草小组开始起草，1982年后提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草案》，但是由于经济体制改革正在推进，制定民法典的条件还不够成熟，就决定按照“成熟一个通过一个”的工作思路。

2001年，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组织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草案)》，并于2002年12月进行了一次审议。

经讨论和研究，仍确定继续采取分别制定单行法的办法推进中国民事法律制度建设
1980年婚姻法1985年继承法
1980年专利法1982年商标法1990年著作权法
1986年民法通则“民事权利宣言”
1993年公司法
1995年担保法
1981年经济合同法、1985年涉外经济合同法、1987年技术合同法、1999年合同法“一分为三，三足鼎立，多种规范并存”的格局
2007年物权法2009年侵权责任法
人身法财产法知识产权法
十八届四中全会以来
党第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了“编纂民法典”的规划。

2015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律工作委员会明确提出“两步走”的编纂思路（先总后分）。

2017年，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了民法总则。

2018年开始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各分编草案进行了拆分审议。

各分编草案均已完成了两次审议，其中，人格权编、婚姻家庭编、侵权责任编三个分编草案完成了三次审议。

2020年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审议，于5月28日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