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公司是一家经营进口及批发篮筐制品的小公司，与购货商签订了一份供货合同。

为了交货，K 公司又与承运人A快邮公司订立了运输合同，将货物运交购货商。

运输合同开始履行后，A快邮公司发现自己计费有误，致使这次运输所订的运价极不合算。

于是A快邮公司对K公司声称，除非改变合同运价，否则他将终止运输。

K公司的生意在很大程度上要依赖于那个购货商的合同，不能及时交货会导致惨重损失，而且当时已经很难迅速找到其他承运人替代。

K公司只好答应了A快邮公司调整运费的要求，但合同履行后，K公司以受到胁迫为由拒绝支付增加的运费，双方发生争议。

问：（1）K公司是否可以以受到胁迫为由拒绝支付增加的运费？
（2）A快邮公司可否认为：运费计费有误属于重大错误，A快邮公司有权主张运输合同无效？
（3）如果A快邮公司以政府法令发生变化为由要求调整运费，而未主张计费错误，K公司同意增加运费，但事后K公司发现并不存在政府法令发生变化导致调整运费的事实，K公司是否可以主张A快邮公司采取欺诈手段订立合同而要求其承担责任？
分析：（1）可以。

因为K公司的生意在很大程度上要依赖于那个购货商的合同，如果不答应A快邮公司的要求，可能会导致不能及时交货而损失惨重，并且当时已经很难迅速找到其他承运人替代。

因此，K公司所处的情形可以认为是受到胁迫，他可以以受到胁迫为由拒绝支付增加的运费。

（2）一般情况下，A快邮公司不能主张运费计费有误属于重大错误。

在英美法中，这属于单方错误，当事人原则上不能因单方错误主张合同无效，除非：①这种单方错误为对方所知悉，并且对方利用了这种错误来达成合同；或者，②这种单方错误导致双方之间实质上没有达成协议。

在大陆法中，这种计费错误也很难被认定为重大错误。

（3）如果A快邮公司以政府法令发生变化为由要求调整运费，K公司同意。

那么，事后K 公司发现并不存在政府法令发生变化的事实，一般也不能主张A快邮公司的行为属于欺诈。

法律是公开的政府文件，任何人均可以查阅，K公司没有理由轻信对方的陈述，K公司只能对自己的疏忽负责。

但以下两种情况下可以主张对法律的虚构或曲解构成欺诈：①法律专业人士对非专业人士解释的法律；②对外国法律的虚构或曲解，因为外国法律通常被视为一种事实存在。

沈阳A公司向香港B公司出口一批机床，出口合同中明确约定该批机床将被B公司销往埃及。

沈阳A公司经调查，得知：该批机床在埃及不会遇到任何专利侵权问题。

然而，因情况发生变化，这批机床被B公司出口给了意大利C公司，结果在意大利被D公司以侵犯专利权起诉。

问：（1）沈阳A公司是否会因意大利D公司提起的侵犯专利权之诉而对香港B公司或者意大利C公司承担权利担保责任？
（2）如果该批机床在香港被当地的一家公司提起诉讼，认为该机床侵犯了他的专利权，沈阳A公司应否对香港B公司承担权利担保责任？
分析：（1）沈阳A公司不会对香港B公司承担权利担保责任。

因为，根据《合同公约》的规定，如果买卖双方在订立合同时预期货物将转售某国，第三方根据该国法律主张权利或请求，卖方应承担权利担保责任。

因此，如果在埃及被他人提起诉讼，沈阳A公司应向香港B公司承担权利担保责任，但这批机床被B公司出口给了意大利C公司，结果在意大利被D公司以侵犯专利权起诉，沈阳A公司不承担权利担保责任。

沈阳A公司也不会对意大利C公司承担权利担保责任，双方没有合同关系，但意大利C公司有权要求香港B公司对其承担权利担保责任。

（2）如果该批机床在香港被起诉，侵犯了他人的专利权，沈阳A公司应承担权利担保责任。

因为，根据《合同公约》的规定，卖方对第三方根据买方营业地所在国家（地区）的法律提出的权利或请求，卖方应承担权利担保责任。

即使香港B公司并没有在本地销售该批机床，但它在香港经营该批机床的行为已经构成侵权。

我国法律对卖方权利担保义务的规定，主要体现在我国《合同法》第150条至第153条的规定上，根据这些规定：出卖人就交付的标的物，负有保证第三人不得向买受人主张任何权利的义务，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买受人订立合同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第三人对买卖的标的物享有权利的，出卖人不承担本法第一百五十条规定的义务。

作为救济措施，我国法律规定：买受人有确切证据证明第三人可能就标的物主张权利的，可以中止支付相应的价款，但出卖人提供适当担保的除外。

出卖人应当按照约定的质量要求交付标的物。

出卖人提供有关标的物质量说明的，交付的标的物应当符合该说明的质量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