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古文创作的理论
苏轼继承了前代现实主义的创作理论，并结合自己的创作实践，十分明确地提出了文学应当“有为而作”的主张。

他指出：“诗须要有为而作，用事当以故为新，以俗为雅，好奇务新，乃诗之病。

”(《题柳子厚诗》)他在《兔绎先生诗集序》中，引述了他父亲的话，并按照自己的见解加以详尽地发挥，说“先生之诗文，皆有为而作，精悍确苦，言必中当世之过，凿凿乎如五谷必可以疗饥，断断乎如栋石必可以伐病。

其游谈以为高，枝词以为观美者，先生无一言焉。

”这里所说的“有为而作”，其实质是提倡文学创作应当深刻地反映现实。

“言必中当世之过”，就是要能够大胆地揭露现实社会的弊病。

如果说“有为而作”的提倡是苏轼的创作理论的前提；那么，对“立意”与“自出新意”的强调，则是他创作理论的核心所在。

并且苏轼对“立意”在创作中的重要地位，作了十分形象的比喻。

他说:“檐州虽数百家之聚，州人之所需，取之市而足，然不可徒得也，必有一物以摄之，然后为己用。

这种形象的比喻，把“意”在创作中的重要地位，说得十分明白透彻。

我认为苏轼的古文创作体现了这种理论。

他看到文学可以成为政治斗争的武器，可以用来“救时”、“济世”、“疗饥”、“伐病”，为改革时弊服务，这可以说是对前代现实主义创作理论的继承。

但是,我们也应当看到，他所提倡的加强阅历，并非要作家去深入生活，参加社会实践；所谓“疗饥”、“伐病”，也不过希望用文学这一形式，为改良封建政权服务。

因此，这种主张，和我们今天提倡的为社会主义建设，为人民大众而创作，在认识上，还是有一定的距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