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打造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尚义农行截止2016年3月末，我行各项贷款余额20568万元（含信用卡透支1055万元），比年初纯增235万元。
其中不良贷款余额103万元，占各项贷款的1.14%,比年初纯增27万元,比年初提高了0.82个百分点;关注类贷款余额136万元，占各项贷款的0.66%，比年初纯增121万元,比年初提高了0.6个百分点。
我行不良贷款和关注类贷款持续增多，但各项贷款增量不大，远远不能满足当地经济发展的需要。
这个问题充分说明了当地贷款户信用观念淡薄，不能按时、足额履行还款契约，从而导致银行惜贷。
究其根本原因，我认为是当地金融生态环境不良造成的。
商业银行是我国金融业的主体，在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维系着国民经济的命脉和安全。
而保持商业银行健康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市场竞争机制的引入。
在市场经济中，竞争无处不在、无时不有，永恒的竞争推动着市场经济的繁荣。
市场竞争机制不仅可以优化资源配置效率、减少社会交易成本和权利寻租行为，而且可以弱化社会外部监管成本、有效降低商业银行的自身风险。
国家对提高银行业竞争力的具体要求意味着我国金融行业和银行业以国家信用作担保、只发“出生证”、罕发“死亡证”时代的彻底结束，我国银行业必将进入一个更加迅速、更加健康、更加完善的发展时期。
怎样规划我国商业银行优质竞争的市场框架是目前亟待解决的一个重大理论问题。
影响商业银行优质竞争市场框架构建的最重要因素是其所处的金融生态环境。
按照金融生态系统论的观点，金融生态是指各种金融组织为了生存和发展，与其生存环境之间及内部金融组织之间在长期的密切联系和相互作用过程中，通过分工、合作所形成的具有一定结构特征，执行一定功能作用的动态平衡系统。
这个系统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其竞争性。
所以，作为金融生态环境最重要主体之一的商业银行，其优质竞争均衡的制度安排，必将依赖于商业银行所处的金融生态环境。
构建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始终要坚持科学发展，在长期发展规划中需要注意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一、构建完善的金融生态系统自我调节机制。
强化商业银行竞争、效率的正向互动根据金融生态理论，金融密度，即金融机构的数量和规模与金融机构的出生率和死亡率密切相关。
一般而言，金融密度和金融机构的出生率成正比，与金融机构的死亡率成反比。
一个完善的金融生态内在调节系统，能通过自我调节保持适宜的金融生态收稿主体数量。
商业银行竞争和效率关系理论告诉我们，一定区域内适宜的群密度下，通过商业银行的竞争能够提高其运作效率，从而提高社会福利。
但是当市场处于过度竞争时，由于商业银行所处的间接融资市场具有高固定成本的寡头垄断结构特征，会导致退出壁垒成本较高的市场上商业银行的数目过多，进一步导致金融产品过度供给。
而商业银行为了维持生存，不得不竭尽一切竞争手段将金融产品价格降低到接近或者低于平均成本的水平，从而使产业中的资金、劳动力等潜在可流动资源限于只能获得低于社会平均回报和工资水平的窘境和亏损状态，而又无法顺利退出。
1996—2005年期间，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的金融生态状况是个很好的例证。
中国台湾地区银行密度过大，致使银行业整体竞争程度较高，但是过度的开放导致商业银行的竞争与效率逐渐成负相关走势。
由于政府的长期直接干预和自由化中的监管缺失，韩国商业银行业在东南亚经济危机中受到重创，大规模重建后，商业银行垄断趋势明显，竞争与效率的关系由负相关转向正相关。
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目前我国商业银行业的开放度较低，金融生态中商业银行的群密度也较低，竞争与效率呈明显的正相关关系；这次金融危机对我们金融体系冲击较小与我国银行业开放度较低有密切关系；但我们对银行业开放、促进竞争既不能因噎废食，又不能完全放任自流，而是要未雨绸缪、科学规划，进一步完善我国金融生态系统的内在调节机制——控制合理的商业银行群密度、建立有效的价格机制、制定适合我国国情的市场准入和退出制度，始终把商业银行的竞争规治在促进效率提高的范围内。
二、构建有效的金融生态系统外部监管机制。
探索基于金融安全的商业银行竞争模式20世纪7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麦金农和肖提出的金融深化理论奠定了金融自由化的理论基础，由此拉开了发展中国家以金融自由化和商业银行竞争为核心的金融改革的序幕。
金融自由化和竞争在解除金融压抑、带来经济增长和金融体系效率提高的同时，往往伴随着对资本管制的解除，使得金融体系的不稳定性增强，金融危机频发。
一份权威调查显示，最近20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181个成员国中银行发生严重问题的就有133个。
而重大的国际金融危机几乎都发生在东亚和拉美等新型市场国家和地区。
这些危机的破坏性和国际传递性空前严重，有些甚至演变成经济、社会的全面危机。
我们熟知的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机、1997—1998年东南亚经济危机、1998年俄罗斯和巴西金融危机、2001年阿根廷金融危机，无不和其金融生态中监管职能的弱化有关；金融监管体制未能跟上金融创新步伐更是我们当前所面临金融、经济危机失控的关键因素。
所以，在金融化日益成为全球主导力量的今天，如何建立有效的金融生态系统外部监管机制、探索金融安全下的商业银行竞争模式，成为尚处于工业化进程中的发展中国家必须面对的重大课题。
商业银行的竞争，所面临和可能引发的主要金融风险包括：由流动性风险引起的系统性倒闭、加剧的金融市场风险、违约和操作风险、过度竞争的风险和监管性风险。
所以根据美、英、德等成熟市场国家监管体制演变的经验和新兴市场国家由于监管弱化引致金融失败的教训，我国有效的金融监管框架，必须建立在所有者即股东有效履行职责、行驶完整所有权的基础上。
否则，监管将是隔靴搔痒，不会有预期的反应和效果。
因此，有效监管的核心是如何把一切所有者的成本与收益内化到所有者身上。
基于此，一个有效金融监管制度的核心原则应包含以下基本内容：首先，以资本充足率为核心，严格审核商业银行资本和风险的真实性，由出资者对资本的真实性负刑事和无限责任，由经营者或董事对风险的真实性负刑事和无限责任。
这是监管制度最重要的基本原则。
这方面，我们可以借鉴新西兰商业银行监管制度的改革经验。
其次，金融监管当局应对未能及时、准确、全面识别、评估商业银行风险和执行及时矫正措施负责。
思考当前所面临的危机，我们认为应当强化监管部门对创新产品的主观判断和裁量的权利，同时采取相关技术手段尽量保证这种裁量的科学性及防范风险的有效性。
实行监管专职人员的刑事责任和领导层的问责制，如委托中介审查，则由中介负刑事和个人无限责任。
最后，营造一个动态的、与融市场发展水平和风险状况相匹配的有效金融监管制度环境，以适应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的高杠杆率、高关联度、高不对称性之特性。
三、构建健全的金融生态系统宏观环境。
降低商业银行业竞争支付的社会成本以金融法制、社会征信制度建设为基础的金融生态宏观环境质量，是决定商业银行竞争支付社会成本的关键因素。
金融法制建设的内容主要包括金融产权法律建设和破产清算法律的完善。
确立健全的金融产权法律制度才能真正杜绝商业银行转嫁竞争失败和违背预算硬约束的成本、实现产权结构竞争与合作的和谐统一；而完善的破产清算制度可以通过有效保护债权人的有关权利为商业银行提供规范有序的竞争环境。
不仅如此，健全的金融法律制度还能够改变金融生态系统中包括商业银行和借款人在内的微观主体预期、形成稳定的规则，提高金融生态系统中微观主体竞争的违约成本、降低交易成本和恶意违约行为发生的概率，从而降低商业银行竞争支付的社会成本。
金融法制建设的第二个层面是提高金融执法效率，加大执法力度。
金融案件执行时间长、程序复杂执行费用高、抵债回收资产效果差，仍然是当前维护金融债权面临的突出问题。
司法部门在处理涉及金融纠纷的案件时，其执法效力软弱、缺乏应有的司法保障作用。
总而言之，金融法制建设通过完整保护产权的实现，保障各产权主体的地位平等和公平交易，降低商业银行竞争支付的社会成本。
金融的本质是社会信用，商业银行竞争的基础和基本特征是大量负债的运作，所以，没有社会信用的支持其竞争就会举步维艰。
一份商务部的调查结果显示，中国企业因信用问题造成的损失已超过6000亿元，相当于中国年财政收入的37％，其中每年因逃废债务造成的直接损失超过了2000亿元，由于合同欺诈造成的损失约为60亿元，由于产品质量低劣或造假造成的各种损失约2200亿元，由于三角债和现款交易增加的财务费用也超过了2000亿元。
由于我国信用体系的缺失，国内生产总值的10％-20％为无效成本。
从欧美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经验看，金融生态最重要宏观环境之一的信用体系是商业银行竞争时不可或缺的“润滑剂”，能有效减少优胜劣汰的无效“摩擦”成本。
欧美国家市场信用体系的建立经历了100多年的时间，付出了巨大代价，在价值规律、供求规律和竞争规律的推动下，在守信与失信的矛盾制衡中，逐渐确立了守信的经济市场地位。
然而信用的建立和征信体系的完善要靠“无形的手”——市场竞争规则和“有形的手”——对失信的严厉惩处的法律和制度，两方面的共同维系。
所以，保障商业银行优质竞争的信用体系的构建是一项迫在眉睫而又极为艰巨的工作。
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建立征信体系主要应注意解决信息分散和建立信用征信业务的专业中介机构两方面的问题。
具体工作包括建立全面的征信立法和监管、发挥人行在金融信用建设初始阶段的主导作用、发挥政府的协调和整合作用尽快实现信用信息互通共享、加快专业信用评定中介机构市场的建设等。
四、构建全国均衡的金融生态系统环境。
弱化商业银行业竞争的区域差异受经济水平、政策偏好、资源禀赋和制度环境等因素的影响，我国区域金融生态系统呈现严重非均衡状况。
实体经济对银行贷款利率、贴现率的承受能力受利润率的制约，利润率较高的实体经济能够支付较高的资金价格(利息率、贴现率)，即有相对较强的资金需求，利润率较低的实体经济只能支付较低的资金价格。
在商业银行的贷款利率、贴现率水平区域间几乎无差别的既定条件下，一方面，利润率较高的实体经济消化资金的能力较强，对资金的需求旺盛，另一方面，较高的利润率能够有效保障信贷资金的安全性和盈利性。
所以，以银行信贷业务为重要竞争内容的我国商业银行，在密度和空间的分布上区域差异明显。
从商业银行的区域结构看，占全国GDP一半以上的东部地区聚集了我国60％以上的银行业金融资产。
这表明，目前我国东部较发达地区商业银行竞争的深度和激烈程度都远远超过了中西部的欠发达地区。
商业银行竞争的区域差异一方面加剧了金融资金流向的“马太效应”，即急需资金支持的欠发达地区资金越少、发达地区资金越多的资金单向聚流状况；另一方面，这种区域差异也加剧了商业银行竞争的风险积累。
全国均衡的金融生态系统环境形成的预期过程包括区域金融生态改善和区域经济发展两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