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摘要:张学良在完成东北易帜后,在内政方面做的第一件大事是枪杀杨宇霆和常荫槐。

杨常之所以被杀,是因为他们触犯了为政的大忌,专横跋扈,恣意妄为,不以主帅为重。

但考诸事实,杨常虽有致死之由,却无应杀之罪。

张学良之所以以中世纪喋血功臣的方式枪杀杨常,主要是受人挑拨,特别是日本人的离间,让张学良感到恐慌。

枪杀杨常是未经过任何法律和程序的,枪杀杨常后对东北政局具有正负两方面的影响。

张学良枪杀杨常既反映出他具有政治家非凡的决断能力和气魄,同时也反映出他内心还有不自信的一面。

关键词:张学良;杨宇霆;常荫槐;杨常事件杨宇霆、常荫槐被杀是东北近现代史上特别是张学良执政期间的重大事件。

张学良为什么枪杀杨常?杨常为何被杀?杀后罗列的罪状是否属实?杨常被杀后对东北政局有着怎样的影响? 又该如何评价张学良“枪杀杨常”事件?进一步探讨这些问题,对于深入研究张学良及东北近代史,具有重要意义。

一、杨常被杀经过及公布的罪状杨宇霆和常荫槐,在张作霖执政时期都曾担任重要职务。

杨宇霆,1885年8月29日生于辽宁省法库县蛇山沟村,幼时有“过目成诵之才”的赞誉,1904年,考中清朝末班科考秀才。

后就读奉天省立中学堂,一年后即被选送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炮兵科学习。

学成回国后,历任炮兵队队长、管带,东三省讲武堂教官,陆军部一等科员,东三省军械厂兵器科长、管带、弹药队长、厂长等职。

1916年,张作霖任奉天督军后,杨长期充任奉天督军署参谋长、东三省巡阅使署总参议等要职。

常荫槐,原籍是山东省寿光,后迁至吉林省梨树县西北刘家馆子乡落户。

1910年毕业于奉天法政学堂,此后,随其兄常荫廷进入黑龙江都军署课任额外科员,1921年,随许兰洲部剿匪,任参谋长。

第一次直奉战争时,任许兰洲骑兵司令部参谋长。

第一次直奉战争后,被张作霖任命为军警执法处处长。

此后经杨宇霆推荐出任奉天全省清乡总办,1925年出任京奉(京沈)铁路局局长。

1928年7月,出任黑龙江省省长,同时仍兼任京奉铁路局局长。

1929年1月10日下午,杨宇霆、常荫槐一同来见张学良。

向张提出要成立一个“东北铁路督办公署”,理由是中东铁路是中苏合办,不受东北交通委员会管辖,如果成立铁路督办公署,可将所有铁路纳入管辖范围之内。

杨宇霆已将成立公署的文件拟好,由常荫槐出任公署的督办。

张学良说,这件事涉及外交,应慎重考虑,东北的局势刚安定下来,不要因此引起外交上的纠纷。

应当说,杨常主张成立“东北铁路督办公署”的目的,是出于维护铁路权益和主权。

而张学良主张暂缓进行,是出于东北政局的稳定,双方对此问题没有本质上的分歧。

杨宇霆当时坚持要张学良马上签字同意。

张学良不露声色地约他们晚餐后从长计议。

当晚19时左右,东三省兵工厂督办杨宇霆、黑龙江省省长常荫槐一同来到大帅府老虎厅会客室。

刚刚落座,警务处长高纪毅和侍卫副官谭海率领六名卫士,就破门而入,六支手枪同时对准杨常二人。

由高纪毅宣布:“奉长官命令,你们反对易帜,阻挠国家统一,着将你们二人处死,立即执行。

”杨常闻言, 顿时木然,脸色苍白,一句话也没说出。

分别由两名卫士按住,分别由两名卫士从头部向下开枪,结束了两人的性命,当夜陈尸老虎厅。

张学良于第二天上午召集张作相、翟文选、王树翰、郑谦、臧式毅、孙传芳等东北保安委员会委员进府,宣布杨常已被杀。

众听此言,惊愕不已。

张让秘书长郑谦草拟电稿,郑“提起笔来只是摇头沉吟,一个字也写不出来”。

改刘鸣九执笔,终拟出电稿。

事后陆续发布了《东北三省保安总司令布告》、《张学良致中央政府通电》、《张学良致三省父老电》、《追述杨常伏法经过详情》、《杨常伏法之判决书》等。

对外宣传杨常的罪状是:“暗结党羽,图谋内乱,勾结共党,颠覆国府,阻挠和议,把持庶政,“于本月十一日召集会议,并邀彼二人列席,当众按状考问,皆已俯首服罪。

” 侵款渎职。

”［1］“审讯历四小时之久,咸认为私运军队,勾结党徒,图危国家,均属确凿有据”,已构成“内乱罪”和“叛乱罪”,“遂依法判决,立地执行枪决”。

为此,还专门举行记者招待会, 张学良亲自与记者谈话,说“处决杨常,确实经过相当之法律手续”。

事实上,杨常被杀,根本未经过任何法律程序。

正如刘鸣九回忆文章所说,当时公布的材料都是枪杀杨常之后,由秘书人员炮制的,根本未经过任何法律程序。

刘鸣九还强调:以“叛乱”罪名加诸死者,实无根据。

二、杨常虽有致死之由,却无应杀之罪杨宇霆和常荫槐在张作霖时期,是奉系集团的重量级人物。

在张作霖时期,杨宇霆身兼数要职 ,位居首辅。

“由于其所处地位之特殊,也养成了专横跋扈、盛气凌人的作风,平时除老帅以外,什么人都不放在眼里。

”张学良执掌东北军政后,“杨不仅不稍敛抑”,而且“专横更甚”,这是导致张学良决定杀杨常的主要原因,主要表现在以下诸方面。

首先,杨宇霆不服从张学良对他的工作安排,欲以无名之身,指挥全局。

张学良在接管政权之初,曾拟任杨为黑龙江省军务督办,结果遭到杨的拒绝。

后来张让王树常就商于杨,请其到欧美各国考察,结果还是遭到杨的拒绝。

在东三省保安委员会组建之初,张曾推荐杨出任委员, 杨也固辞不就。

从杨宇霆的言行上看,固辞不就并不是为了退出领导当局,而是“欲以无名之身,指挥全局”。

“明云引退,暗执政柄”。

在东北易帜前后,有许多大事需要讨论。

在一次讨论裁减兵员的会上,张学良因身体原因临时离开,会议由杨宇霆主持,当张回来询问会议进展情况时,杨宇霆则极不礼貌地阻挡说:“你不知,你不要管”。

像这样喧宾夺主的情况,经常出现。

杨宇霆对张学良俨然“以父执自居”,“凡事都自作主张,事先不请示,事后也不报告, 张提出不同意见,也不予理睬”［2］。

上述杨常坚持要组建“东北铁路督办公署”, 只是其中的一例。

一次,杨宇霆和常荫槐二人一同来见张,杨提出要扩充东三省兵工厂事宜。

张学良表示东北目前财政情况紧张,各方面都在裁减经费,兵工厂亦应紧缩,纵使必须扩充,现在也无财源。

杨说可从铁路局每月拨若干经费,补充兵工厂。

张学良转询常荫槐,常荫槐立即应允可以。

这让张学良不解和不满,因为前不久,张曾向常要求由铁路筹款若干补充军费,却遭到常的拒绝。

杨宇霆和常荫槐这些违背最高执政者意志的言行,无论是从所处地位角度,还是从为政者规则的角度看,都是不适宜的,甚至是犯了大忌。

其次,杨宇霆在心理和行为上,对张学良不以长官尊之。

在东北易帜前,张学良为东三省保安总司令。

东北易帜后为东北政务委员会主席、东北边防军总司令,是东北最高军政长官。

而杨宇霆坚持不同意张学良为其安排的任何职务,当时仅是东三省军工厂督办,两人职位相差悬殊。

然而,在杨宇霆的眼里,张学良“只不过是一个好玩的公子哥儿罢了”。

特别是后来,张学良染上严重嗜好,精神、身体皆欠佳,更使杨宇霆对他轻视。

在杨宇霆的“口头笔下,从未奉张以尊称,仍如往常呼之为汉卿”。

在不得已称官称时,也当众用小字眼呼之:“司令官儿”。

对张学良常用“小夥过来,我语汝”,甚至“在稠人座之中,予张以难堪”。

张学良对杨宇霆是“既不能令,又不能受命”。

张杨两人的关系,在东北易帜前后,处于相当不正常的状态。

再次,常荫槐写信给蒋介石,提出“东北之事不必找张”。

常荫槐请去南京开会的中东铁路督办吕荣寰给蒋介石捎去一封信,吕荣寰是法律意识淡薄,还是政治意识过强,我们现在不能揣测。

他将这封信拆开看了,发现常荫槐竟然在信中狂妄地写道:“东北之事不必找张,他每天打毒针,跳舞,不务政事,有事找杨督办或是我即可”［3］。

吕看后将这封信交给了张学良。

这种动摇主帅地位的言行,当然令张气愤不已。

杨宇霆和常荫槐对东三省最高军政长官竟如此轻视,甚至是专横跋扈,在任何时代都是不能容忍的。

尤其是在那个法治还不健全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里,这样做,极有可能招致杀身之祸。

我们说杨宇霆、常荫槐极有可能招致杀身之祸,是从政治的角度,是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从政经验教训的角度,是从当时东北政局的历史与现状的角度说的。

而如果从杨常所作所为的事实角度看,他们虽有致死之由,却无应杀之罪。

第一,从上述杨宇霆、常荫槐各种轻视长官或专横跋扈的所作所为看,显然犯有从政之大忌。

但考诸事实都属于从政作风和工作经验的范畴,均未触犯法律,当然也无应杀之罪。

第二,从“暗结党羽,图谋内乱”这一罪状看,在事实上是不存在的。

杨宇霆除了和常荫槐关系密切外,没有发现他有意勾结任何人,他在东北政界虽然影响较大,但在军内没有基础, 所以,既无图谋内乱的行为,更无实施内乱的力量。

说杨常“勾结共党,颠覆国府”,这更是莫须有的罪名。

第三,说杨宇霆“阻挠和议,把持庶政”一条,应该说是有一定事实依据的。

上述关于杨常越俎的个例,均可看做是把持庶政的“罪证”。

阻挠和议一点,是指在易帜前与国民党方面接洽谈判期间,关内各派势力均派代表来沈阳争取奉系。

唐生智派和白崇禧派的代表,在与杨宇霆接洽后,不去面见张学良。

当张学良发现后责问杨宇霆,为什么不让他们来见我?杨回答说:“我们可以分开来做,你走中央路线,我和地方派联络。

”张说:“如果中央失败怎么办?”杨宇霆无以回答。

此事虽属敏感的政治问题,但终归不能判定为“阻挠和议”。

第四,关于“侵款渎职”一条,是不具事实依据的。

在杨宇霆死后,张学良派于珍等清理杨家财产,经内外清查,杨家财产有60万元左右。

“夫以一时之雄,积累十数载”,而仅有此数, 这在当时军阀家产积累中,是数目最少者。

与吴俊升一万万五千万元家产相比,其侵款之罪是不能成立的。

至于说他们渎职,这与杨常两人勇于任事的作风,更不相符。

第五,说从该被告人家中“起获军械子弹甚多”。

这一条实际上,是万福麟向张学良报告说常荫槐私自从捷克购买枪支一事,而并非是从家中起出枪支弹药。

未经请示私自购枪,是严重的事件。

这件事究竟是否属实,在当时是有不同解释的［4］。

而张学良在20世纪90年代恢复自由后坚持认为确有此事,他“问常弄这些枪要干什么?常回答说是要在黑龙江省办民团 ,剩下来的再交给军队”［5］。

扩充军队和购置武器,在任何时代任何形势下都是一个令人敏感的问题,这引起张学良的怀疑和警觉是非常自然的。

对上述所列杨常罪状进行分析,有的是不成立的。

有的虽然成立但证据不充分,如把持庶政的事实很多,但均未构成犯罪。

有的虽然问题严重,如擅自购枪一事如确实存在,这是十分严重的事件。

但也并未达到死罪的程度,完全可以用就事论事的方式进行处理。

总之,作为兵工厂督办杨宇霆,作为一省之长常荫槐,他们的言行是有问题的。

问题的性质,是犯规、犯错、犯忌，而不是犯法、犯罪。

这是问题的一方面。

问题的另一方面,即使杨常严重犯规,或者说是犯罪,也不应采取这种未经任何法律程序的方式,而将其处死。

张学良这样做,实际上是沿用了中世纪喋血“功臣”的老办法,来处理统治集团内部的权力之争。

三、张学良处死杨常的原因我们清楚地看到,杨常两人虽然有错,却无应杀之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