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考察报告题目：孙中山现代中国理论与中山陵姓名：***学号： *********系别：历史文化学系专业：历史学摘要中山陵独特的“中国古典复兴”建筑风格，承载着深刻的政治象征意义，体现了孙中山的现代中国理念。

与其他获奖作品相比，吕彦直的设计不仅体现了建筑物的功能适应性、空间开放性，经济可行性，风格上的“中西合璧”，并且体现了一种政治象征意义上“警钟唤醒中国”的联想，因而最符合国民党的期望。

中山陵设计过程中对现代中国式纪念物的探寻，推动了近代中国建筑师对于中国建筑民族形式的探索第一次高潮的形成，对当时和之后的建筑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中山陵；孙中山；吕彦直；中国建筑民族形式引言一座建筑，往往通过有形的空间构造和外在形貌，来表达建造者的主观意念，乃至特定时代的风尚和思潮，从而体现出某种或隐或显的建筑精神。

[1]中山陵是国民党对“孙中山”符号进行空间建构最成功的建筑，其独特的“中国古典复兴”建筑风格，承载着深刻的政治象征意义，代表了孙中山所期待的现代中国。

学术界界以往对中山陵的研究，多从建筑本身着眼，多关注建造过程、建筑布局、形制、建筑美学等方面的内容，而对于政治理念对建筑风格的影响，却少有深入的研究。

本文从建筑与政治理念的关系入手，结合功能、空间和象征方面的研究，对孙中山的现代中国理念与中国建筑民族形式之间的关系进行探讨。

一、孙中山的现代中国理念“三民主义”集中表达了孙中山的现代中国理念，其包括物质文明，政治体制和民族独立。

三者之中，孙中山最看重民族主义，为了拯救中国，人们首先需要“恢复我们一切国粹之后，还要去学欧美之长。

然后才可以和欧美并驾齐驱。

如果不学外国的长处，我们仍要退后。

”“要集合中外的精华，防止一切的流弊”。

[2]在民众中传播孙中山“三民主义”及其政治理念，建构“三民主义”纪念空间，就成为国民党筹办孙氏葬礼的核心主题。

中山陵作为现代中国理念最具影响力的表述者—孙中山的陵墓，自然成为其现代中国理念的物质体现。

二、中山陵的创作过程（一）墓址的政治意蕴1925 年孙中山提出:“吾死之后，可葬于南京紫金山麓，因南京为临时政府成立之地，所以不可忘辛亥革命也。

”[3]清帝刚退位，孙中山就亲率数万将士，赴明孝陵举行盛大典礼[4]，声称清廷的覆亡“实维我高皇帝光复大义，有以犊启后人，成兹鸿业”，因而要来恭谒陵墓，当面称颂其“驱除光复”之伟勋。

因此，后来中山陵选址时，孙中山先生葬事筹备处成员，都强调墓址地点应高于明孝陵，碑石大小也参照明孝陵神功圣德碑。

[5]这都表明，南京中山陵与明孝陵所凝聚的历史文化内涵之间有着一定的关联，表达了孙中山和国民党人继承和超越传统族裔认同、建构民族国家形态的抱负。

南京作为中华民国首都，是孙中山生命记忆的凝结、人生意义的象征和未竟期望的寄托。

决定葬于南京，表明他非常看重这一空间符号在中国近代历史中的象征意义，试图通过此举为国民党和全体国民留下一个关于现代中国的记忆焦点。

中山陵及其政治遗嘱，将时时提醒孙中山的后继者继续其改造国家的未竟之志。

国民党人把孙中山的墓址选择，当作新兴政权的象征，力图将“南京”建设为新的政治中心。

正如汪利平所说：“他决定葬于南京，是想为如下两者建立一种空间联系，一方面是他自己作为人民主权的代表，另一方面是南京作为正真大众政府的发源地。

”[6]（二）图案竞征1925年5 月13日，第五次葬事筹备会议决定分别用“陵”和“祭堂”来指称孙中山的坟墓及核心建筑；刊登陵墓图案征求条例，进行国际性的建筑图案竞赛。

《陵墓悬赏征求图案条例》在《商报》、《申报》、《字林西报》等处刊登启事，面向国内外征求孙中山陵墓图案。

葬事筹备处聘请南洋大学校长、土木工程师凌鸿勋、德国建筑师朴士、画家王一亭、雕刻家李金发为评判顾问。

顾问组成显示了葬事筹备处力图在竞赛中平衡艺术与技术、本土与外来、中国性与国际性之间的关系。

对于陵墓功能和建筑风格，国民党人的设想是:陵墓既要继承中国传统风格，又要体现时代新意；不仅要负载孙中山的过往历史，也将凝聚整个国家当前和今后的记忆与认同，成为“现代中国”的象征。

葬事筹备处要求：一是体现“特殊与纪念之性质”；二是便于参观和举行纪念活动，墓地应建于交通便利之处，应设计登临石阶和墓道以利交通，祭堂前须有“可立五万人之空地”以便举行祭礼，墓门必须能够灵活开关以便谒陵者入内瞻仰；三是揉合中国传统建筑风格与现代建筑技术，祭堂图案“须采用中国古式或根据中国建筑精神特创新格亦可”，但“一切建筑均用坚固石料与钢筋三合土，不可用砖木之类”，以便永久保存，墓室建筑“在中国古式虽无前例，惟苟采用西式，不可与祭堂建筑太相悬殊”四是简朴庄严，墓式不要过于奢侈华贵。

[7]陵墓应该表达一种中国特性、持久性和公共性特征。

《征集条例》要求中山陵须采用“中国古式”，或者根据中国建筑精神“特创新格”。

评判顾问对建筑风格的观点基本一致，都强调“融合中西”，并以此作为评定依据。

王一亭认为“完全为中国古式，惟与孙中山先生融合中西之精神似不合。

”[8]德国建筑师朴士也认为，“惟念故大总统孙公常（以）融合中西文化为心，鄙意此种精诚之表现，似应为陵墓建筑之特殊性质。

”[9]凌鸿勋认为“孙先生之陵墓，系吾中华民族文化之表现，世界观瞻所系，将来垂之永久，为近代文化史上一大建筑”，因此，“应采取国粹之美术，施以最新建筑之原理，巩固宏壮，兼而有之”，才能“表现孙先生笃实纯厚之国性”，“发扬吾民族之精神”。

[10]评判都反对简单沿用本土传统，暗示中山陵应该是一个融合中西的中国式纪念物，不仅在功能和材料上，而且在造型上与以往明显有别。

葬事筹备处共收到应征图案四十余份，在参考评判顾问意见的基础上，评定出：头奖吕彦直、二奖范文照、三奖杨锡宗；名誉奖：孚开洋行、赵深、Kales、C.Y.and W.Fl等。

中山陵设计竞赛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举办的国际性建筑竞赛，中山陵成为“中国古式而含有特殊与纪念之性质”的现代中国纪念物。

竞赛的公开性，使得葬事筹备处能够将其设计理念传达给国内外公众，而这一形式显示了正处于民族国家建设初期的中国试图确立自己在世界各国中地位的勃勃雄心。

更重要的是，竞赛为国民党提供了一种既体现现代性、共和理念，又能鲜明表达中国特性的建筑风格作为自己党化意识形态载体的选择。

（三）吕彦直的头奖作品中国建筑师吕彦直的头奖作品，不仅满足了葬事筹备处和评判顾问期望中的纪念功能，而且“融会中国古代与西方建筑之精神，庄严简朴，别创新格，墓地适成一警钟形，寓意深远。

”[11]吕彦直能够获得大奖是与其思想密切相关，他曾经说：“中国之建筑……在世界建筑中占有一特殊之地位。

西人之观光北平宫殿者，常叹为奇伟之至，盖有以也。

故中国之建筑式为重要之国粹，有保存发展之必要。

……今者国体更新，治理异于昔时，其应用之公共建筑，为吾民建设精神之主要表示，必当采取中国特有之建筑式，加以详密之研究，以艺术思想设图案，用科学原理行构造，然后中国之建筑，乃可作进步之发展。

”[12]在民族主义思潮大行其道的环境下，虽然孙中山、吕彦直分别是政治家和建筑师，但其思想却颇为相似。

在吕彦直的设计中，祭堂外观为西方古典主义“三段式”立面造型加上中国传统的歇山顶，[13]墓室外观为弯窿式圆顶，内顶为斗形藻井，用瓷片砌，“作青天白日之饰”，地面铺红色炼砖，“以符满地红之征象”。

祭堂四壁“刻中山先生遗嘱及建国大纲等文”。

这一设计与筹备处的设想相呼应，被评判顾问称赞为“合于中国观念”、“全体结构简朴浑厚”，“形势及气魄极似中山先生之气概及精神”，“最适合于陵墓之性质及地势之情形”，[14]因而获得头奖。

中山陵的设计是党派的政治追求和建筑师专业理念的“共识”与“协作成果”。

三、功能、空间与象征吕彦直的设计，不仅体现了中国传统建筑特征与学院派建筑理念的结合，还体现了建筑物的功能适应性，空间开放性和政治象征意义，因而获得评判顾问的青睐。

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发展起孙中山崇拜，这种从“祭”到“纪念周”的仪式化的行为，不仅要求祭堂成为“祭”礼空间，而且能够成为一个“纪念”空间。

吕彦直设计的祭堂长90 英尺，阔76 英尺。

其他建筑师根据征求条例要求将墓室置于祭堂中央，吕彦直却进行了大胆修改，在祭堂后面添加了一个独立的墓室。

人们走进祭堂，可以透过刻着“民生”、“民权”、“民族”门额的大门，看到祭堂中央象征着孙中山不朽存在的坐像。

瞻仰者可以聚集在像前表达敬意，浏览周围墙上所刻孙中山的言辞，经过道进入墓室，环绕圆形墓圹瞻仰圹内的石椁和安卧于石椁之上的孙中山卧像。

这样一个空间序列，使纪念周和公祭两种崇拜方式可以分别进行而又相互连贯。

从而满足了国民党将中山陵作为孙中山崇拜仪式空间的功能要求。

对于参观谒陵者来说，对中山陵空间布局最强烈的感触，是陵墓的开放性特征。

整个中山陵，在紫金山特定的山峦地势中，将一组体量不大的建筑单体用广场、墓道、大台连成整体，中轴线依然存在，却因地形起伏而觉生动，传统帝王陵墓的基本建筑构成要素：牌坊、墓道、陵门、碑亭、祭堂依然使用却另创新意。

[15]陵墓结构简洁，整体性强，牌坊作指示，墓道为引导，围墙与陵门圈定空间，纪念功能建筑—碑亭、祭堂与墓室以石阶相连，分别占据陵园高低两端。

整个中山陵显得开阔、宏壮，仿佛一个安坐的巨人，正敞开胸怀欢迎谒陵者的到来。

吕彦直的作品最得评判顾问肯定的是无意中形成的钟形平面的象征意义。

从图纸上看吕彦直的设计“略呈一大钟形”。

凌鸿勋指出，此图案“有木铎警世之想”。

[16]国民党人称赞说“墓地全局适成一警钟形，寓意深远”[17]，“颇足表现总理伟大精诚之人格”[18]。

吕彦直则说：“此不过相度形势偶然相合，初意并非必求如此也。

”[19]为何无心插柳的钟形平面能得到如此的肯定和赞扬？凌鸿勋对吕彦直作品的评论中借用了陈天华的《警世钟》，而“木铎警世”则是理解钟形平面蕴意的关键。

“木铎”是一种木舌铜钟，在古代中国用于颁布诏令。

《论语·八佾》：“天下之无道久矣，天将以夫子为木铎。

”其中“木铎”是用来赞美孔子的比喻。

费约翰说：“民族的觉醒并非出自于自发，而是被‘唤醒’，改革家和革命家们具有一种强烈的目的感，一种对于理性的支配地位的热切认同，以及一种追求政治组织和纪律的可畏力量，他们要‘唤醒’整个国家。

”[20]孙中山晚年认识到发动国人进行国民革命的重要性，其遗嘱中写到：“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

“钟”在西方文化中与革命和独立主题紧密联系，随着反帝反封建的民族主义的兴起，钟形图案被广泛使用，在这种语境下，没有什么符号能比“钟”更适合于新生的民国，中山陵的钟形平面自然获得了评委们的赞赏，并在后人的记述中被称作“警世钟”、“警钟”。

四、结语建造中山陵是为了创造一个现代中国式纪念物，它将能够体现孙中山关于现代中国的理念—即“三民主义”的物质文明、政治民主和民族独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