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原理的形成过程及系统论证赵家祥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原理，是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内容，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教科书中占有重要地位。

但是，对于这一原理孕育、形成和逐步臻于完善的过程，对于为什么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不是上层建筑决定经济基础的系统论证，对于这一适用于阶级社会的原理是否也适用于无阶级社会以及从无阶级社会到阶级社会的转变时期等问题，理论界却很少有人涉及，这几个问题可以说至今仍是理论上的空白点。

本文拟对这几个问题作些历史考察和理论论证，抛砖引玉，与理论界的同仁共同深入探讨这些问题。

一马克思在1843年夏天写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一书中提出的“不是国家决定家庭和市民社会，而是家庭和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的思想，虽然还没有完全离开黑格尔哲学的基地，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受了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哲学的影响，还没有在哲学基本问题上转向历史唯物主义，甚至没有转向一般唯物主义，但毕竟已经接近提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开辟了通向历史唯物主义的道路。

马克思、恩格斯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终于发现了（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并且逐步对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原理作了准确完整的表述。

马克思在1844年4~8月写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一书，进一步接近于提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

他说：“这种物质的、直接感性的私有财产，是异化了的人的生命的物质的、感性的表现。

私有财产的运动——生产和消费——是迄今为止全部生产的运动的感性展现，就是说，是人的实现或人的现实。

宗教、家庭、国家、法、道德、科学、艺术等等，都不过是生产的一些特殊的方式，并且受生产的普遍规律的支配。

”[1]p298马克思在这里虽然尚未提出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对概念，但他所讲的“物质的、直接感性的私有财产”、“生产和消费”等概念，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经济基础的含义，而他所讲的宗教、国家、法、道德、艺术等等，几乎包括了他以后所讲的政治法律制度和社会意识形态等政治上层建筑和观念上层建筑的主要内容。

马克思在这里实际上以不十分确切的术语论述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思想，进一步接近于提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

时隔不久，马克思、恩格斯在1844年9~11月合写的第一部著作《神圣家族》中，更加接近于提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原理，已经到了历史唯物主义形成的前夜。

首先，马克思、恩格斯提出或接近提出与经济基础概念处于同一序列的两个基本概念，即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概念。

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布鲁诺•鲍威尔时指出“：难道批判的批判以为，只要它从历史运动中排除掉人对自然界的理论关系和实践关系，排除掉自然科学和工业，它就能达到即使是才开始的对历史现实的认识吗？难道批判的批判以为，它不去认识（比如说）某一历史时期的工业和生产本身的直接的生产方式，它就能真正地认识这个历史时期吗？”[2]p191马克思、恩格斯讲的人对自然的理论关系指的是自然科学，人对自然的实践关系指的是工业，他们把自然科学和工业以及物质生产本身看作是生产方式的内容，尽管当时尚未对生产方式概念作出确切的规定，但毕竟是第一次提出了生产方式概念，并且认为如果不去认识某一时期的生产方式就不能真正地认识这个历史时期。

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蒲鲁东由于受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支配而不能用恰当的语言表达自己关于占有形式的思想时说了下面一段话“：实物是为人的存在，是人的实物存在，同时也就是人为他人的定在，是他对他人的人的关系，是人对人的社会关系。

”[2]p52这段话在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语境下表达了生产关系思想。

列宁在《哲学笔记》中曾说：马克思、恩格斯的这段话已经接近自己整个思想体系的基本思想，即“接近生产的社会关系这个思想”[3]p3。

其次，马克思、恩格斯多处论述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思想。

例如，他们通过论述国家和人权、国家同其“自然基础”的关系，论述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思想。

他们说：“现代国家承认人权同古代国家承认奴隶制是一个意思。

就是说，正如古代国家的自然基础是奴隶制一样，现代国家的自然基础是市民社会以及市民社会中的人，即仅仅通过私人利益和无意识的自然的必要性这一纽带同别人发生关系的独立的人，即自己营业的奴隶，自己以及别人的私欲的奴隶。

现代国家就是通过普遍人权承认了自己的这种自然基础。

而它并没有创立这个基础。

现代国家既然是由于自身的发展而不得不挣脱旧的政治桎梏的市民社会的产物，所以，它就用宣布人权的办法从自己的方面来承认自己的出生地和自己的基础。

”[2]p145又如，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分析市民生活与政治生活的关系论述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思想。

他们指出：正是人的需要这种“自然的必然性、人的特性（不管它们表现为怎样的异化形式）、利益把市民社会的成员彼此联系起来。

他们之间的现实的联系不是政治生活，而是市民生活”。

“在今天，只有政治上的迷信才会以为国家应当巩固市民生活，而事实上却相反，正是市民生活巩固国家”。

[2]p154也就是说，把市民社会的成员连接起来的是人的物质需要和物质利益，而不是政治生活；不是国家巩固市民生活，而是市民生活巩固国家。

再如，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历史的发源地不是在“天空的云雾中”，而是“在尘世的粗糙的物质生产中”。

[2]p191这说明，他们当时已经认识到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不是政治国家和社会意识形态，而是人们每时每刻都在从事的物质生产活动，这正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原理的最基本内容。

再次，马克思、恩格斯论述了物质利益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这也是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原理的重要内容。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群众从事历史活动的目的不是为了实现某种思想，而是为了追求自己的利益，群众从事历史活动的“激情”、“热情”不是由某种空洞抽象的思想唤起的，而是由追求自己的实际利益唤起的。

他们指出：“‘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

”人们追求自己利益的“激情”、“热情”比任何思想都强大有力得多：法国“资产阶级在1789年革命中的利益决不是‘不成功的’，它‘压倒了’一切，并获得了‘实际成效’，……这种利益是如此强大有力，以至顺利地征服了马拉的笔、恐怖党的断头台、拿破仑的剑，以及教会的十字架和波旁王朝的纯血统”。

[2]p103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离开追求自己利益的人的实践活动，思想不能起任何实际的作用，因为“思想从来也不能超出旧世界秩序的范围。

在任何情况下它都只能超出旧世界秩序的思想范围。

思想根本不能实现什么东西。

为了实现思想，就要有使用实践力量的人”[2]p152。

尽管马克思、恩格斯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神圣家族》等著作中，他们的思想以极快的速度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一步一步地接近提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并且从多方面论述了有关这一基本原理的内容，但是他们毕竟尚未提出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两个基本概念，因而也就不能说已经形成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个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而只能说这个基本原理仍处在形成的过程中。

二我国理论界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在1845~1846年合写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是标志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形成的著作，这部著作也标志着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原理的初步形成。

首先，马克思、恩格斯在这部著作中提出，“在过去一切历史阶段上受生产力制约同时又制约生产力的交往形式，就是市民社会”，它是“全部历史的真正发源地和舞台”。

[4]p87-88这里的“交往形式”或“市民社会”概念，已经有了十分明确的含义，它和生产力紧密相连，既受生产力的制约，又制约生产力，它的内容已经相当于生产关系或经济基础的内容。

其次，马克思、恩格斯把市民社会、交往形式决定国家和意识形态的思想作为他们的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基本思想。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这种历史观就在于：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阐述现实的生产过程，把同这种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从市民社会作为国家的活动描述市民社会，同时从市民社会出发阐明意识所有各种不同理论的产物和形式，如宗教、哲学、道德等等，而且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

”并且指出：“这种历史观和唯心主义历史观不同，它不是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而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形成。

”[4]p92马克思、恩格斯在这里明确把交往形式或市民社会看作是与物质生产、生产方式相联系的，是从物质生产过程中产生的，把它作为整个历史的基础，即作为社会的经济基础，认为它决定政治国家和各种意识形态。

再次，马克思、恩格斯通过说明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与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的关系，论述了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

他们说：“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

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

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资料，因此，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地是隶属于这个阶级的。

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不过是以思想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

”[4]p98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说的就是物质的社会关系决定思想的社会关系，人们（或阶级）在物质的社会关系中的地位，决定他们在思想的社会关系中的地位。

马克思、恩格斯的这段话把这一基本思想表述得极为清晰。

最后，马克思、恩格斯不仅论述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思想，而且第一次提出上层建筑概念，并把上层建筑分为国家（即政治上层建筑）和观念上层建筑两部分；接近于提出经济基础概念，把市民社会即直接从生产和交往中发展起来的社会组织看作是经济基础的内容，认为这种社会组织既是国家(即政治上层建筑)的基础，又是观念的上层建筑的基础。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市民社会’这一用语是在18世纪产生的，当时财产关系已经摆脱了古典古代的和中世纪的共同体。

真正的市民社会只是随同资产阶级发展起来的；但是市民社会这一名称始终标志着直接从生产和交往中发展起来的社会组织，这种社会组织在一切时代都构成国家的基础以及任何其他的观念的上层建筑的基础。

”[4]p130-131马克思在1851年8月~1852年9月写成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这篇长文，运用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思想分析了路易•波拿巴实现政变的阶级基础和经济条件。

马克思在论文中分析了当时活动在政治舞台上的各个党派和政治集团赖以存在的经济条件及在此经济条件基地上所形成的政治态度和意识形态。

马克思指出，在波旁王朝时期进行统治的是大地产连同它的僧侣和仆从；在奥尔良王朝时期进行统治的是金融贵族、大工业、大商业，即资本和它的随从者——律师、教授和健谈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