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俄狄浦斯情结摘要俄狄浦斯王，这一英雄人物是公元前五世纪古希腊三大悲剧作家之一的索福克勒斯虚构出来的。
该神话故事讲述的是一位从小被自己生父生母丢弃的孩童，阴错阳差的长大成人后，在一次偶然的争斗中毫不知情的杀了自己的亲生父亲，而后娶了自己生母的故事。
后来，活跃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神经病理学界著名精神分析学家弗洛伊得提出俄狄浦斯情节。
从时空跨度和虚实真伪等都不可同日而语，但他们超凡智慧夹杂着自我灭亡、显赫荣誉伴随着离经叛道的命运却是相差无几的。
更进一步来说，他们都甘冒性命之臾，努力摸索着人类心理的秘密，都在尝试说破由斯芬克斯之谜引出的更多人性机密。
在这恋母情节的背后，我们其实都能见到虐待性父亲的形象。
作家文学与民间文学中在古希腊悲剧《俄底浦斯王》中，较早地反映了父亲虐待儿子这一母题。
中国的神话传说中，哪吒、孟君等弃子英雄故事，也有这个母题出现。
关键词：俄狄浦斯情结，弗洛伊德，虐待性父亲原型第一章俄狄浦斯情结，通俗地讲就是指人的一种心理倾向，儿子亲母反父的复合情节。
在古希腊神话中，俄狄浦斯是忒拜城的国王拉伊俄斯和王后伊俄卡斯忒的儿子。
他生下来就被抛弃了，因为在他尚未出生时，阿波罗的神谕便昭示他注定会成为杀父娶母的凶手。
拉伊俄斯将刚出生的婴儿（即俄狄浦斯）交给一个牧羊人，让他把婴儿弃于森林。
但是牧羊人出于怜悯之心，把婴儿交给了邻国科任托斯国王的仆人，那仆人又把婴儿转交给了他的主人科任斯托国王。
国王收养了婴儿并认作自己的儿子。
因为婴儿有一双肿脚，取名为“俄狄浦斯”（俄狄浦斯在希腊语中有肿脚的意思）。
长大后，俄狄浦斯偶然得知神谕昭示他以后注定要弑父娶母。
为了逃避神谕，俄狄浦斯毅然选择离开。
在出走途中，他遇到了生父拉伊俄斯，双方在互相不知道真实身份的情况下发生争执，俄狄浦斯杀死了拉伊俄斯。
随后，俄狄浦斯走至忒拜城，而且解开了斯芬克斯的谜语，拯救了忒拜城人。
因忒拜城人曾允诺说，任何人只要能够解开斯芬克斯的谜语，就可以成为国王。
于是，俄狄浦斯顺理成章地成为了忒拜城的新国王，并与国王遗孀伊俄卡斯忒结了婚。
他在位多年，国泰民安，受人敬仰，并在不知情的状况下和自己的母亲伊俄卡斯忒生养了两儿两女。
后来，忒拜城遭受瘟疫，神谕说只有把杀死前任国王拉伊俄斯的凶手驱逐出境瘟疫才会终止。
最后，真相大白，俄狄浦斯发现自己就是杀死拉伊俄斯的凶手。
为了惩罚自己的罪恶，他刺穿了自己的双目，离开了忒拜城。
由此，俄狄浦斯在全然不知情的状况下，逐步完成了“弑父娶母”的神谕。
对多数人而言，这种观念对于道德伦理是一种侮辱，所谓的乱论对许多人造成极大的恐吓。
“俄狄浦斯情结”是精神分析学派的核心概念之一，自 20 世纪初由弗洛伊德提出至今，仍然是文学作品的热门话题，在文艺学领域方面，它更是一直被关注。
俄狄浦斯情结具有十分重要的文艺学价值，它有利于我们更好的分析一部文学作品，人物形象以及作品主题。
对其内涵、价值的深刻理解有必要建立在对俄狄浦斯情结及其相关理论面的认知基础上，包括对无意识理论、人格结构说、力必多和幼儿性欲等多方面知识体系的系统把握，弗洛伊德本人也正是通过不断建构与之相关的理论体系才使俄狄浦斯情结理论不断得以充实和完善。
同时，学界针对俄狄浦斯情结理论的讨论和质疑也不容忽视。
针对俄狄浦斯情结的合理性、俄狄浦斯情结的普适性、俄狄浦斯情结的泛性色彩和俄狄浦斯情结的男权意识等方面的讨论。
批评者认为，俄狄浦斯情结以生物学为基础，导致文化、环境、家庭、个人经历等因素对人类行为和心理产生的影响被忽视了。
然而，尽管遭受了众多非议，俄狄浦斯情结理论却一直是心理学、精神病理学、精神分析美学、人类学和社会学等诸多领域难以回避的话题，在众多学科研究和拓展的过程中，俄狄浦斯情结理论都具有重要的启发性意义。
同时，俄狄浦斯情结对人类深层心理和童年经验的深度挖掘使之在文艺批评领域较其他文艺批评理论更具优势。
在俄狄浦斯情结理论的启发下，不仅许多经典文艺作品得到了重释，相当多的新的文艺作品不断被批评家纳入这一理论的观照之下。
例如在莎士比亚的四大悲剧之一的《哈姆雷特》，这部戏剧的基础是哈姆雷特在完成复仇任务时的忧郁不决。
长期以来，对哈姆雷特复仇时的优柔寡断，流传着几种不同说法，如歌德认为哈姆雷特代表了一种类型人物，这类人物的行动力量被过分发达的智力麻痹了。
歌德这样评价哈姆雷特：“一个伟大的事业担负在一个不能胜任的人的身上。
一个美丽、纯洁、高贵而道德高尚的人，他没有坚强的精力使他成为英雄，却在一个重担下毁灭了，这重担他既不能掮起，也不能放下。
他被要求去作不可能的事，这事的本身不是不可能的，对于他却是不可能的。
他是怎样地徘徊、辗转、恐惧、进退维谷，总是触景生情，总是回忆过去，最后几乎失却他面前的目标。
”还有一种说法认为，哈姆雷特身上有一种病态的优柔寡断的性格，可归之为“神经衰弱”性格，这一性格导致哈姆雷特犹豫不决，复仇延宕。
弗洛伊德否定了以上两种解释，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戏剧的情节表明，哈姆雷特绝不是一个不敢行动的人物。
我们在两种场合下可以看清这一点：第一次是他在一阵暴怒之下，挥剑刺杀了挂毯背后的窃听者；第二次是他蓄意的、甚至可说是巧妙的，以文艺复兴时代王子般的无情，处死了两位谋害他的朝臣。
然而他为什么对于自己父王鬼魂给予他的任务却表现得犹豫不决呢？这个答案只得又一次归之于任务的特殊性质。
哈姆雷特什么事都能干得出来——只除开向那个杀了他父亲娶了他母亲、那个实现了他童年欲望的人复仇。
于是驱使他进行复仇的仇恨为内心的自责所代替，而出于良心上的不安，他感到自己实际上并不比弑父娶母的凶手高明。
”在分析《哈姆雷特》的主题时，该剧中的俄狄浦斯情结被宫廷的王位争夺战掩饰了。
因为剧中本该由哈姆雷特完成的“弑父娶母”行为被其叔父完成了。
因而，于读者来说，哈姆雷特并未犯下乱伦的罪恶。
然而，哈姆雷特的俄狄浦斯情结实则反映在了其叔父的罪恶对他的影响之中。
正如弗洛伊德对哈姆雷特复仇时的延宕原因所做的分析，即哈姆雷特内心潜藏着“弑父娶母”的冲动，他叔父的行为实际上是变相满足了自己的欲望，对于这个替自己实现愿望的人，哈姆雷特内心的罪疚感使他不能对之进行复仇，因为他自觉实在不比凶手好多少。
我们认为他应该复仇，十分奇怪的是他发现自己不能那么做。
我们知道在这里是他的罪疚感麻痹了他。
”也就是说，《哈姆雷特》的主题实际上是俄狄浦斯欲望的满足，只是通过文学上的升华机制，掩藏在了宫廷王位争夺之中。
弗洛伊德认为，哈姆雷特无法杀了那个杀了他父亲娶了他母亲的人，因为那个人实现了他本人童年时便已存在的欲望，做了他自己想做却不敢做的事情。
由此看来，《哈姆雷特》与《俄狄浦斯王》其实有着同样的悲剧源头，在哈姆雷特内心深处同样压抑着“弑父娶母”的冲动。
而复仇时的延宕也因此变得合理，因为这一想做而不敢做的事情被叔父完成了，对一个完成自己愿望的人进行复仇当然会使哈姆雷特陷入犹豫不决的困境，因为杀死叔父就等于否定自己，杀死自己。
第二章通过对俄底浦斯情节的分析，以莎士比亚和巴尔扎克的作品为例，我们也可以了解所谓的虐待型父亲原型。
本文所指称的“虐待型父亲”，是中外文学作品中一种典型形象。
他们在处理父子关系时，或自私狠琐、或暴力虐待、或压制剥夺、或控制占有。
总之，表现了一种对子女的敌对态度和肉体精神上的压迫。
这类形象以其鲜明的特点而成为一种文学典型，又以其在文学史上的反复出现而构成一种文学原型。
该文学原型以一些模式化的情节母题得以再现和继承，成为一种文学传统在作家文学中，这样的弃老母题也反复的被书写。
从俄狄浦斯王从小被父亲遗弃的故事中，父亲对儿子的虐待，充分体现了虐待性父亲原型。
相反，虐待型父亲原型也可变现为子女能对父亲的压迫与欺诈。
莎士比亚在其悲剧代表作《李尔王》中塑造了一个被遗弃的昏君的形象。
李尔王有三个女儿，他要将自己的土地分给她们,而条件就是让她们表述对父亲的爱。
大女儿和二女儿口甜舌滑，骗得李尔的信任，而三女儿则是深沉地爱着自己的父亲，但她并没有用任何恭维的言辞去取悦父亲，结果遭到李尔的唾弃。
他把自己的国土一半分给了大女儿，另一半分给了二女儿，而三女儿则没有任何财产作为嫁妆。
然而当他需要帮助的时候，先前把自己对父亲的爱吹得天花乱坠的两个女儿则把父亲当作皮球踢来踢去，而本是国王的李尔反倒无处容身，露宿风雨之中。
最后还是三女儿在父亲落难的时候伸出了援手，助他起兵收复国土，可惜以失败告终，而三女儿也死于非命。
在巴尔扎克的小说中也有一个这样的形象—高老头，他是法国大革命时期起家的面粉商人，中年丧妻，他把自己所有的爱都倾注在两个女儿身上。
为了让她们挤进上流社会，从小给她们良好的教育，给她们每人丰厚的陪嫁。
那知不到两年，女婿竟把他当作要不得的下流东西，把他赶出家门。
高老头为了获得他们的好感，忍痛出卖了店铺，将钱一分为二给了两个女儿，自己便搬进了伏盖公寓。
两个女儿只要爸爸的钱，可现在高老头已没钱了。
女儿因此也不来看他了，他一个人孤独的死去。
他临终前清醒了:两个女儿抛弃他了，她们也从未爱过他。
上述的两个作家文学材料都是子辈虐待父辈的，他(她)们为了自己的利益从肉体与精神上面残酷的对待父亲，让人觉得世界的疯狂与可怕。
第三章综上所述，尽管关于俄狄浦斯情节的研究成果颇丰，但是仍存在不足。
在中国文学作品中，尤其是中国学者对俄狄浦斯情结的研究远不及西方文学作品。
中国学界以俄狄浦斯情结为切入点的研究著述和论文还不多见，学者大多数以精神分析美学流派为研究主线，“俄狄浦斯情结”只是作为其中的一部分内容被谈及。
导致中国俄狄浦斯情结理论研究产生弱势局面的原因可能在于：一方面，与在西方自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就引起了热烈的反响不同，弗洛伊德思想在中国掀起热潮是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至今仅有三十几年。
另一方面，在中国特殊的文化背景下，俄狄浦斯情结具有的乱伦本质较难令人接受。
五千年的儒家文化对中国人的思想有根深蒂固的教化作用，仁、义、礼、智、信、恕、忠、孝、悌等观念深深扎根于中国人的思想中。
由此，子女对父母的爱恋多被看作出于孝心，而对父母的仇恨多出于对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男尊女卑”、“父为子纲”等伦理纲常的不满。
而且，封建社会的“三纲五常”——“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仁、义、礼、智、信”从根本上抑制了父母与子女间的冲突和乱伦。
因此，在中国特殊的文化背景下，俄狄浦斯式的人物较少出现在文艺作品中，学者在文艺活动的创作、接受和批评过程中也较少以俄狄浦斯情结为切入点。
总之，尽管学术界对俄狄浦斯情结理论一直众说纷纭，论争不断。
然而它之于文艺活动的重要效用在其作为作品主题、创作动势、情感纽带和批评武器的特殊价值中得以全方位彰显，尤其在探索文艺创作的深层动因和艺术家的内心世界方面，俄狄浦斯情结具有其他理论无可比拟的优势。
相信随着俄狄浦斯情结理论的日益完善，它在中西方的学术价值将得以更广泛更全面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