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读书笔记1500字篇一：孟子读书笔记字数5000+读《孟子》有感孟子是战国时期伟大的思想家，儒家的主要代表之一。

相传孟子是鲁国贵族孟孙氏的后裔，幼年丧父，家庭贫困，曾受业于子思的学生。

学成以后，以士的身份游说诸侯，企图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到过梁(魏)国、齐国、宋国、滕国、鲁国。

当时几个大国都致力于富国强兵，争取通过暴力的手段实现统一。

孟子的仁政学说被认为是“迂远而阔于事情”，没有得到实行的机会。

最后退居讲学、著书，〈〈孟子〉〉七篇就是其中一本著作。

看〈〈孟子〉〉一书，文气磅礴，真真如滔滔黄河，一泻千里，万里长江，白浪滔天，可谓流传千古，泽被后人。

虽然其文讲究格式和修辞，但究其根本原因还在于他的精神修养和思想。

对孟子周游列国，游说诸侯采纳他的政治主张的实际行动和为自己的远大抱负所付出的努力深感敬佩；在敬佩之余，自己也受到了鼓励和获得了动力，对孟子的思想与现代人的思想不谋而合之处，亦无比惊讶；对孟子在说服力和口才也一样向往。

组成孟子思想的主体是伦理学思想。

他的政治思想和哲学思想都植根于伦理学思想的沃土上。

论理学，也可以说是社会关系学。

就家庭关系方面，我感悟最多。

孟子对“孝”的理解，也并非后来儒教所形成的对“孝”的严格要求那么异化色彩浓重。

孝悌在“礼”的形式上表现为“亲亲”和“从兄”，但仅仅做到这一点还不够。

在〈〈万章章句（上）〉〉中，孟子极口夸耀舜对父母的“孝”所表现出的“怨慕”的态度，认为“大孝终身慕父母。

”也就是说，“孝”不能只体现在行为上，更要体现在心里。

只体现在行为上，而不是发自内心的感情亲洽，那就是“养口体者”一类；真正的孝应当“事亲若曾子”那样地“养志”（〈〈离娄章句（上）〉〉。

交友作为社会关系学之一，同时也是我们这个年龄段应该探索、学习的社会关系之一。

孟子在〈〈万章章句（下）〉中说：“不挟长，不挟贵，不挟兄弟而友。

友其德也；不可以有挟也”。

他主张应以“德”为重而“不可以有挟”，应该注重自我品德修养。

相对于伦理学思想，孟子的哲学思想主要讲的是仁政。

为行仁政，他首先提出了人性本善的主张。

《孟子?滕文公上》说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

这话既包括了他的哲学思想，又包括了他的政治思想。

他讲人性本善，是为他的仁政理论提供哲学上的依据。

这是对孔子仁政学说的一个重大发展。

孟子讲人性本善，是从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说起的。

《公孙丑上》说：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

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

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

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

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

这就是说，这种不忍人之心，每个人都有。

既然人人都有，也就人人都可行不忍人之政。

如此推论下去，自然可以得出人人都可以成为尧舜的结论。

《告子下》就说：曹交问曰：‘人皆可以为尧舜，有诸? 孟子曰：‘然。

既然人皆可以为尧舜，则当时的诸侯自然都可以成为圣君，都可以推行仁政了。

孟子言必称尧舜者，是以尧舜孟子的哲学思想是他的政治思想的理论基础。

时代的仁政为标准的。

但尧舜时代的仁政究竟是什么样子，孟子未必清楚，他只是虚构自己的一套仁政理想，而且说得相当具体。

例如《梁惠王上》讲到发政施仁的时候，他说：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

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这是孟子所谓仁政的一个理想轮廓。

这一套理想虽多属虚构的，但也有一定的现实依据。

当时的现实是：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殍...... 面对这样的现实社会，孟子才构想出一套不忍人的仁政来。

孟子希望当时的统治者具有不忍人之心，能够忧民之忧，与民同乐。

这是春秋以来重民思想的继续和发展。

孟子的政治思想是在孟子的哲学思想的理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孟子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德治思想，发展为仁政学说，成为其政治思想的核心。

他把“亲亲”、“长长”的原则运用于政治，以缓和阶级矛盾，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的长远利益。

孟子一方面严格区分了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阶级地位，认为“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并且模仿周制拟定了一套从天子到庶人的等级制度；另一方面，又把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关系比作父母对子女的关系，主张统治者应该像父母一样关心人民的疾苦，人民应该像对待父母一样去亲近、服侍统治者。

孟子认为，这是一种最理想的政治，如果统治者实行仁政，可以得到人民的衷心拥护；反之，如果不顾人民死活，推行虐政，将会失去民心而变成独夫民贼，被人民推翻。

仁政的具体内容很广泛，包括经济、政治、教育以及统一天下的途径等，其中贯穿着一条民本思想的线索。

这种思想是从春秋时期重民轻神的思想发展而来的。

《孟子》一书以问对、答辩方式展开，以驳论为主要的论证方法。

它翔实地记载了孟子的思想，言论和事迹，保存了丰富的史料，是研究孟子思想和先秦文学、历史、经济和哲学的重要著作。

全书35000字，说理精辟，文字流畅，语言形象，不仅是一部儒家的经典著作，也是一部优秀的古代散文集。

同时它也是儒家经典。

《孟子》一书是“拟圣而作”，它既吸收《论语》中的精华，也接受了《大学》、《中庸》的一些特点。

在《孟子》一书中，反映最突出的是仁义思想。

仁是儒家学说的中心，孔子常讲仁很少讲义，孟子则仁义并重，他有句名言，即“舍生取义”。

汉文帝时把《论语》、《孝经》、《尔雅》和《孟子》各置博士之官，叫“传记博士”；《孟子》被视为辅翼经书的传记。

两汉时，《孟子》已和《论语》并列。

到五代时，后蜀主孟昶命毋昭裔楷书《易》、《书》、《诗》、《议礼》、《周礼》、《礼记》、《公羊》、《谷梁》、《左传》、《论语》、《孟子》十一经刻石；宋太宗又加以翻刻，这是《孟子》被列入“经书”的开始。

到南宋孝宗时，理学家朱熹在《礼记》中取出《大学》和《中庸》两篇，认为是曾子和子思的作品，与《论语》、《孟子》合在一起，称为四书，于是孟子的地位更加提高了。

语言的高度形象化，是构成《孟子》散文形象性的极其重要手段。

孟子不愧是我国古代的语言巨匠之一，《孟子》首先给人的印象是，明白晓畅，深入浅出。

例如，孟子劝说梁惠王施行仁政的一段话：“王如施仁政于民，省刑罚，薄税敛，深耕易耨；壮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长上，可使制梃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兵矣。

”（《梁惠王上》）精炼准确是《孟子》语言的另一特色。

例如，孟子劝说梁惠王不要好战时，描述了当时社会的阶级关系，说了这样的一段话：“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兽而食人也。

兽相食，且人恶之；为民父母，行政，不免于率兽而食人，恶在其为民父母也？”（《梁惠王上》）这好像是一幅画卷，把2021多年前社会阶级对立的情景再现于我们眼前。

《孟子》还特别注意细节的精工镂刻。

有一次，孟子和齐宣王谈论管理国家时，他问齐宣王：“假如一个国家的政治搞不好，做国君的该怎么办呢？”宣王被逼得无话可说，《孟子》一书对这种窘境，只用了“王顾左右而言他”七个字，既不写脸色，也不记言语，只用了一个“顾”字，真是画龙点睛。

这一描绘，把宣王理屈词穷，只好回过头来左右张望，把话题扯到别处去了的心理活动，暴露无遗。

孟子在文学上的成就，主要是他的散文创作，并且对后世影响很大，唐宋时的散文大师，几乎都以孟子的文章为典范。

所以《孟子》一书，是一部优秀的古代散文集。

以上是我对〈〈孟子〉〉一书的一些理解。

这些理解也许是舍弃荦荦大者的偏见，因为这仅仅只是我的理解、看法而已。

总之，孟子思想是中华民族文化遗产的一部分，其中既有精华也有糟粕，我们同样应该批判地继承这份遗产。

《孟子》读书笔记作为传统文化的先祖，孟子于中国的影响是达数千年之长远，我辈中人自然难以三言两语以揽括，虽然我的认识只是管锥之见，但孟子本人的思想、精神和气魄却如穿透万里晴空的红日，我即使局限于视野和眼识，亦已感到了耀眼的光芒。

《孟子》一共七篇，梁惠王章句、公孙丑章句、滕文公章句、离娄章句、万章问句、告子章句、尽心章句。

主要内容两方面，一为孟子与国君讨论政治，另为孟子与门人、弟子相互交流行事为人之道。

对于道本体、个人自修自立的探讨，在七篇当中所占篇幅较之《论语》少许多。

而更多的是放在王道政治的阐述上，这是孟子政治哲学思想的中心。

奈何孟老夫子的良方，和战国各诸侯国所走的霸道路线合不到一起，因而不受欢迎，这也是“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的真实写照。

孟子提出，实施道德政治，“故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惟此时为然。

” （《公孙丑》），子思在《中庸》中提出：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

“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八字，可以作为孟子王道政治的本源，“遵先王之法而过者，未之有也。

圣人既竭目力焉，继之以规矩准绳，以为方圆平直，不可胜用也；既竭耳力焉，继之以六律正五音，不可胜用也；既竭心思焉，继之以不忍人之政，而仁覆天下矣。

故曰，为高必因丘陵，为下必因川泽；为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谓智乎？”这也是儒家一贯观点，《论语》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

王道中心为仁和义，由仁义行，“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

其旨在教导国君，心怀天下，与民同甘苦，“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

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

与人为善，推行大爱，“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实现“龙行一步，百草沾恩”。

而霸道政治，是当时各国君及如苏秦、张仪等说客倡导的路线，苏秦、张仪之流擅长谋略、纵横之术，唯利是图，追求的是眼前的权和利，这种思想所以被当时执政者所接受，和战国时期周朝衰微，朝纲紊乱、道德伦理堕落，诸侯之间相互征伐，弱肉强食的世道风气分不开。

几千年来，中国政治乃至个人为人处事的一个大原则，都是“内用黄老，外示儒术”，春秋战国时期，以力假仁称霸之风极盛，真正为仁义而发动的战争，如商汤之征“臣闻七十里为政于天下者，汤是也。

未闻以千里畏人者也。

《书》曰：‘汤一征，自葛始。

’天下信之，东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为后我？’民望之，若大旱之望云霓也。

”不复得见，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也只做佳话，供世人流传。

故汉董仲舒《春秋繁露?竹林》说：“《春秋》之书战伐也，有恶有善也。

恶诈击而善偏战，耻伐丧而荣复讎；奈何以《春秋》为无义战而尽恶之也！”王道与霸道，这两条路线，看起来针锋相对，但若于利的角度来看，可找到共同点。

王道求大利、长远的利，霸道求小利、眼前的利。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名利浓于酒，有谁不想酣畅淋漓的喝几杯。

实行王道，推行仁政，为的是利泽众生，济天下利，求万世名；讲修身，行仁义，图的是个人自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