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nit 1一个正派女人受到的诱惑得知丈夫请了他的朋友古韦内尔来种植园小住一两周，巴罗达太太有点不快。

古韦内尔生性沉默，这令巴罗达太太颇为不解。

在一起待了几天，她仍感到对他很陌生。

她只得大部分时间让丈夫陪着客人, 但发现自己不在场几乎并未引起古韦内尔的注意。

而后她执意要陪他散步到磨坊去, 试图打破他这种并非有意的沉默，但仍不奏效。

"你的朋友，他什么时候走？" 有一天她问丈夫，"我觉得他太讨厌了。

""还不到一周呢，亲爱的。

我真不明白，他并没给你添麻烦呀。

""是没有。

他要是真能添点麻烦，我倒喜欢他一些了。

真希望他能像别人一样，那样我倒可以做点什么使他过得舒心。

"加斯顿拉了拉妻子的衣袖，双手搂着她的腰，快乐地望着她那充满困惑的眼睛。

"你可真让人吃惊，" 他说，"我都说不准你什么时候会怎么做。

瞧你对古韦内尔顶真的样子，对他那么大惊小怪，这可是他最不希望的。

""大惊小怪！" 她急急回道，"瞎说，你怎么这么说！大惊小怪，真是！但你可说过他挺聪明的。

""他是聪明。

但工作太多，这可怜的家伙累垮了，所以我才请他来这儿休息一阵。

""你常说他是个风趣的人，"太太仍在生气，"我以为他至少该风趣点。

明早我进城去试春装。

古韦内尔走了你告诉我。

他走之前我就住姑妈家。

"那晚她独自一人坐在路边橡树下的长凳上，思绪从未这么乱过，就像头顶飞着的蝙蝠一样，忽东忽西。

她理不出丝毫头绪，只感到有一点很明确：她必须第二天一早就离开这里。

巴罗达太太听到从谷仓那边传来了脚步声，她知道那是古韦内尔。

她不想让他看见自己，但她的白色长袍泄露了踪迹。

他在她身旁的长凳上坐下，丝毫不曾想到她可能会反对他坐在那儿。

"您丈夫要我把这个带给您，巴罗达太太，"说着，他递上一块白色纱巾，这是她有时用来做披肩的。

她接了过来，放在腿上。

他照例说了些诸如这个季节的夜风对身体不好之类的话。

后来，望着茫茫夜色，他开始谈了起来。

古韦内尔可不是个腼腆的人。

他的沉默寡言决非天性，而是情绪使然。

坐在巴罗达太太身边，他的沉默暂时消失了。

他以低沉迟缓的嗓音亲切而无拘束地娓娓而谈，谈他在大学里与加斯顿是好朋友，谈那时曾雄心勃勃，志向高远。

而现在他只求能生存，只是偶尔才体验到一丝真正的生活的气息，就像此刻。

巴罗达太太只是模模糊糊地感到他在说些什么。

他的话变成了一串毫无意义的动词、名词、副词和形容词；她陶醉在他的声音里。

她想在夜色里伸出手去触摸他--要不是个正派女子，她真会这么做。

她越想靠近他，结果却越往后退。

为使自己不显得失礼，她借机假装打了个哈欠，起身离开了他。

那晚，巴罗达太太很想把自己的一时荒唐告诉丈夫--也是她的朋友，但还是忍住了。

她是个正派体面的女人，也是个非常明智的女人。

第二天早晨加斯顿起床时，妻子已经走了，也没有跟他道别。

脚夫把她的箱子送到火车站，她搭早班车进的城。

直到古韦内尔离开后她才回去。

那年夏天，他们有时会谈到再请古韦内尔来种植园一事。

也就是说，加斯顿很希望这样，但经不住他那品行高洁的妻子的强烈反对。

然而，快到年底时，妻子主动提出邀请古韦内尔再来。

听到妻子的建议，丈夫真是又惊又喜。

"我真高兴，亲爱的，你终于不再讨厌他了。

说真的，他不应该使你觉得讨厌。

""噢，"她笑着，在他唇上印了长长的温柔的一吻，"我一切都已经克服了！你会看到的，这次我会对他很好。

Unit 2查理•卓别林他出生在伦敦南部的一个贫困地区，他所穿的短袜是从妈妈的红色长袜上剪下来的。

他妈妈一度被诊断为精神失常。

狄更斯或许会创作出查理•卓别林的童年故事，但只有查理•卓别林才能塑造出了不起的喜剧角色"流浪者"，这个使其创作者声名永驻的衣衫褴褛的小人物。

就卓别林而言，其他国家，如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甚至日本和朝鲜，比他的出生地给予了他更多的掌声（和更多的收益）。

卓别林在1913年永久地离开了英国，与一些演员一起启程到美国进行舞台喜剧表演。

在那里，他被星探招募到好莱坞喜剧片之王麦克•塞纳特的旗下工作。

不幸的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很多英国人认为卓别林的"流浪者"多少有点"粗俗"。

中产阶级当然这样认为；劳动阶级倒更有可能为这样一个反抗权势的角色拍手喝彩：他以顽皮的小拐杖使绊子，或把皮靴后跟对准权势者宽大的臀部一踢。

尽管如此，卓别林的喜剧乞丐形象并不那么像英国人，甚至也不像劳动阶级的人。

英国流浪者并不留小胡子，也不穿肥大的裤子或燕尾服：欧洲的领导人和意大利的侍者才那样穿戴。

另外，流浪汉瞟着漂亮女孩的眼神也有些粗俗，被英国观众认为不太正派——只有外国人才那样，不是吗？而在卓别林大半的银幕生涯中，银幕上的他是不出声的，也就无法证明他是英国人。

事实上，当卓别林再也无法抵制有声电影，不得不为他的流浪者找"合适的声音"时，那确实令他头痛。

他尽可能地推迟那一天的到来：1936的《摩登时代》是第一部他在影片里发声唱歌的电影，他扮演一名侍者，操着编造的胡言乱语，听起来不像任何国家的语言。

后来他说，他想像中的流浪汉是一位受过大学教育，但已经家道败落的绅士。

但假如他在早期那些短小喜剧电影中能操一口受过教育的人的口音，那么他是否会闻名世界就值得怀疑了，而英国人也肯定会觉得这很"古怪"。

虽然没有人知道卓别林这么干是不是有意的，但是这促使他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他是一个有巨大才能的人，他的决心之大甚至在好莱坞明星中也是十分少见的。

他的巨大名声为他带来了自由，更重要的是带来了财富，他因此得以成为自己的主人。

随着事业的发展，他感到了一种冲动要去发掘并扩展自己身上所显露的天才。

当他第一次在银幕上看到自己扮演的流浪汉时，他说："这不可能是我。

那可能吗？瞧这角色多么与众不同啊！而这种吃惊唤起了他的想像。

卓别林并没有把他的笑料事先写成文字。

他是那种边表演边根据身体感觉去创造艺术的喜剧演员。

没有生命的物体特别有助于卓别林发挥自己艺术家的天赋。

他会将这些物体发挥成其他东西。

因此，在《当铺老板》中，一个坏闹钟变成了正在接受手术的"病人"；在《淘金记》中，靴子被煮熟，靴底蘸着盐和胡椒被吃掉，就像上好的鱼片（鞋钉就像鱼骨那样被剔除）。

这种对具体事物的发挥转化，以及他一次又一次做出这种转化的技巧，正是卓别林伟大喜剧的奥秘。

他也深切地渴望被爱，同时相应地害怕遭到背叛。

这两者很难结合在一起，有时这种冲突导致了灾难，就像他早期的几次婚姻那样。

然而即使是这种以沉重代价换来的自知之明也在他的喜剧创作中得到了表现。

流浪汉始终没有失去对卖花女的信心，相信她正等待着与自己共同走进夕阳之中；而卓别林的另一面使他的《凡尔杜先生》，一个杀了妻子的法国人，成为了仇恨女人的象征。

令人宽慰的是，生活最终把他先前没能获得的稳定的幸福给了卓别林。

他找到了沃娜•奥尼尔•卓别林这个伴侣。

她的稳定和深情跨越了他们之间37岁的年龄差距。

他们的年龄差别太大，以致当1942年他们要结婚时，新娘公布了他们的结婚日期后，为他们办理手续的官员问这位漂亮的17岁姑娘："那年轻人在哪儿？" ——当时已经54岁的卓别林一直小心翼翼地在外面等候着。

由于沃娜本人出生在一个被各种麻烦困扰的大家庭，她对卓别林生活中将面临的挑战也做好了充分准备，因为当时有毫无根据的流言说他俩是马克思主义的同情者。

后来在他们自己的有那么多天才孩子的大家庭中，卓别林有时会引发争吵，而她则成了安宁的中心。

卓别林死于1977年圣诞节。

几个月后，几个近乎可笑的盗尸者从他的家庭墓室盗走了他的尸体以借此诈钱。

警方追回了他的尸体，其效率比麦克•塞纳特拍摄的启斯东喜剧片中的笨拙警察要高得多。

但是人们不禁会感到，卓别林一定会把这一奇怪的事件看作是对他的十分恰当的纪念——他以这种方式给这个自己曾带来这么多笑声的世界留下最后的笑声。

Unit 3渴望新的福利救济制度人人都觉得福利救济对象是在骗人。

我认识的许多坐轮椅的人面临与宠物猫分吃生猫食的窘境，都会向福利机构多榨取几美元。

为了能领到一点额外的福利款，他们告诉政府说他们实际上少拿了200美元的养老金，或告诉社会工作者，说房东又提高了100美元的房租。

我选择了过一种完全诚实的生活，因此我不会那样做，而是四处找活，揽些画漫画的活。

我甚至还告诉福利机构我赚了多少钱！噢，私下里领一笔钱当然对我也挺有吸引力，但即使我抗不住这种诱惑，我投稿的那些大杂志也不会去给自己惹麻烦。

他们会保留我的记录，而这些记录会直接进入政府的电脑。

真是态度鲜明，毫不含糊。

作为一名福利救济对象，我必须在社会工作者面前卑躬屈膝。

社会工作者心里知道许多救济对象在欺骗他们，因此他们觉得，作为补偿，他们有权让救济对象向他们点头哈腰。

我并不是故意感到忿忿不平。

大多数社会工作者刚开始时都是些大学毕业生，有理想，而且思想开明。

可是在这个实际上是要人撒谎的系统里干了几年后，他们就变得与那个叫苏珊娜的人一样了--一个穿运动短裤的侦探。

去年圣诞节，苏珊娜到我家来了解情况，看到墙上贴着新的宣传画，便问："你从哪儿弄到钱来买这些？""朋友和家人。

""那么，你最好要张收据，真的，你接受任何捐献或礼物都要报告。

"她这是在暗示我：得哀求她了。

但是我却将她顶了回去。

" 那天在马路上有人给我一根烟，我也得报告吗？""对不起，卡拉汉先生，可是规定不是我制订的。

"苏珊娜试图就修理轮椅的问题训斥我。

由于福利部门不愿意花钱好好地修理，所以它总是坏。

"您是知道的，卡拉汉先生，我听说您的那台轮椅比一般人用得多得多。

"我当然用得多，我是个工作很积极的人，又不是植物人。

我住在闹市区附近，可以坐着轮椅到处走走。

我真想知道如果她突然摔坏臀部，不得不爬着去上班时，是什么感受。

政府削减福利开支已经导致许多人挨饿受苦，我只是其中之一。

但这种削减对脊柱伤残的人士更有特别的影响：政府已经不管我们的轮椅了。

每次我的轮椅坏了，掉了螺丝，需要换轴承，或刹车不灵等，我都打电话给苏珊娜，但每次都要挨训。

她最后总会说：好吧，如果今天我能抽出时间的话，我会找医务人员的。

她该通知医务人员，由他来证明问题确实存在，然后打电话给各家轮椅维修公司，拿到最低的报价。

接着医务人员就通知州府的福利总部，他们再花几天时间考虑这件事。

而这期间我只能躺在床上，动弹不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