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裔美国作家笔下的历史再现1[摘要] 作为美国的少数族裔，华裔美国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处于“无史”或历史被扭曲的窘境，他们在美国艰苦奋斗，勉力生存的族裔经验，往往消弭在美国WASP主流的宏大历史话语之中。

以赵健秀、徐忠雄、汤亭亭、谭恩美等为首的华裔美国作家在其文学创作中勾沉、展现华裔美国人在美国长期被消音的历史，通过铭刻先人们在美国奋斗的轨迹，建构出华裔美国人的“另类”历史，以此颠覆、匡正和改写美国历史。

他们笔下的历史再现既是其个人、族裔身份确认的必须，更是少数族裔“逆写帝国”、反抗美国“内部殖民”的一种政治策略。

[关键词] 华裔美国文学；历史；再现再现历史一直是华裔美国文学一个非常重要的特色。

检视华裔美国文学发展史不难发现，无论是在美国土生土长的华裔作家，还是从中国大陆、香港、台湾去的新移民华人作家，无不执著于对历史的书写。

从汤亭亭（Maxine Hong Kingston）的《女勇士》（The Woman Warrior, 1976）、《中国佬》（China Men, 1980）、谭恩美（Amy Tan）的《喜福会》（Joy Luck Club, 1989）、《灶神之妻》（The Ki tchen God’s Wife, 1991），《接骨师之女》（The Bone Setter’s Daughter, 2005）等作品所侧重的华裔个人和家族历史记忆，徐宗雄（Shawn Wong）的《家乡》（The Home Base, 1979）、赵建秀(Frank Chin)的《唐老鸭》（Donald Duk, 1991）对华裔美国人族裔历史的钩沉和追寻，体现了不同代际、不同性别的华裔美国作家群对于找回过去、再现历史的的高度关注。

而对历史的再现并不仅仅是华裔美国作家的创作特色，在美国生活的其他少数族裔，诸如土著美国人、非洲裔美国人，拉丁裔美国人、以及华裔以外的其他亚裔美国人，也对个人、族裔及国家历史的书写孜孜以求，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当数1993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美国黑人女作家托尼·莫里森（Toni Morrison）。

她不仅在自己的创作实践中努力建构其族裔的历史，而且在各种访谈中强调记忆过去、再现历史对于少数族裔的重要性：在《记忆场域》一文中，她说：“我必须相信我自己的记忆，我也必须相信他者的记忆。

因此记忆在我的写作中分量很重。

”2，由此强调回忆与再现在少数族裔文学中所占的重要地位。

本文以华裔美国文学中的叙事文本为研究对象，在后殖民理论视角中剖析华裔美国作家如何通过记忆、想象、梦境、灵视等方式再现华裔家族、族裔及民族、国家历史，探讨其再现的原因和意义，以揭示再现历史与华裔美国人的身份追寻、族裔政治及生存策略之间的复杂关系。

一、从其源头开始，大多数的华裔美国文学文本都具有自传或者半自传的性质：第一个用英文写作的华人李恩富（Yan Phou Lee, 1861-1938）于1887年出版的《我在中国的孩童时代》（When I Was a Boy in China, 1887）就是一本自传，作者以第一人称的口吻，叙述了自己孩童时代在中国的生活。

22年后，李恩富的老师容闳（Yung Wi ng）出版了《我在中国和美国的生活》(My Life in China and America, 1909)。

虽然这两本书被国内外华裔美国文学研究者认为是用自传体方式描写异国情调，迎合美国人看中国的心理、崇尚白人优越论的开端，但华裔美国人以英文自传书写自我身份及种族文化的传统却由此开始：如第一位土生华裔美国男作家刘裔昌（Pardee Lowe）的《父亲与光荣的后代》（Father and Glorious Descendant, 1943）、第一位在美国甚至世界引起轰动的土生华裔美国女作家黄玉雪（Jade Snow Wong）的《华女阿五》（Fifth Chinese Daughter，1945）都是典型的自传体小说：《父亲与光荣的后代》写的是华人移民父子两代人的争执与冲突，其“父与子”原型就是刘裔昌父子；《华女阿五》描述了旧金山唐人街一个华人家庭排行老五的女儿通过自己的努力，走出唐人街上了大学，并在工作中获得了白人及政府的认可，成了“模范少数民族”代表的故事，而主人公的原型正是黄玉雪本人。

迄今被公认成就最大的华裔美国女作家汤亭亭的成名作《女勇士》（The Woman Warrior, 1976）,其副标题为“在群鬼中长大的少女时代的回忆录”（Memoirs of a Girlfood Among Ghosts）,是以“非小说”出版的“半自传”,并且获得了当年的“非小说”类文学大奖。

与汤亭亭齐名且更多产的华裔美国女作家谭恩美的成名作《喜福会》（Joy-luck Club, 1989）也是以华人母亲们的坎坷人生和女儿自己在美国成长、生活的个体经验为蓝本创作而成的带有家族传记性质的小说。

直到“新生代”华裔美国作家伍慧明（Fae Myenne Ng）、吴梅（Mei Ng）、张岚（Lan Samantha Chang）,其文学创作依然以作家的家族史及华裔美国人在中国旧时的生活或移民美国的历史作为重要的创作题材。

对于“我是谁”的追问和探索是人生而具有的本能决定的，是人建立其自我身份的必经之路，正如加拿大哲学家查尔斯·泰勒在《自我的根源：现代认同的形成》（Sources of the Self：the Making of Modern Idenity，1992）一书中所论述的：“为了保持自我感，我们必须拥有我们来自何处，又去往哪里的观念”。

3而当下“自我”的建立通常基于经历过的“过去”之上，所以美国社会学家爱德华·希尔斯认为“个人关于自身的形象由其记忆的沉淀所构成，在这个记忆中，既有与之相关的他人行为，也包含着他本人过去的想象，”[1].67他进而论述道：对于个人而言“他的家庭的历史，居住地区的历史，他所在的城市的历史，他所属宗教团体的历史，他的各族集团的历史，他的民族历史，他的国家历史，以及已将他同化更大文化的历史，都提供了他对自己过去的了解”。

[1]68由此，我们不难理解华裔美国作家对于自我的过去及家族历史的关切：汤亭亭的《女勇士》集梦幻、想象、中国经典、神话和传说于一体，开启了华裔美国女性通过追寻母性谱系构建华裔美国女性自我的传统。

该书每一章都聚焦于一个女系先辈：“无名女人”讲述了旧中国与人通奸的姑姑带着刚生下的婴儿跳井自尽的故事；“白虎山学3转引自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上海三联出版社，1988年版，第60页。

关于自我身份的论述参见朱立立《身份认同与华文文学研究》，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134-135页。

道”讲的是“女勇士”花木兰替父从军，杀敌报仇的故事；“乡村医生”讲述了母亲勇兰在中国和美国的奋斗生涯；“西宫门外”讲的是叙述者的姨妈美国寻夫遭羞辱，最后终于疯癫至死；“羌笛野曲”讲述蔡文姬滞留异邦，生儿育女，以《胡笳十八拍》促进了异族之间的理解和交流。

这些女性中，“无名女人”姑姑、母亲勇兰、姨妈月兰与叙述者有着血缘关系，可以称着“血缘之母”；而花木兰、蔡文姬却是中国历史和传说中的“巾帼英雄”，她们可以说是汤亭亭心目中大写的母亲形象，是华裔美国女性引以自豪的“精神之母”。

通过再现这些“母亲”或辉煌或悲凉的“历史”，故事中的华裔小女孩获得了无尽的精神力量，终于走上了“母亲们”的抗争之路，效法“诗性的语言战士”（the poetic word warrior）蔡文姬和善于“讲古”（Talking Story）的母亲勇兰，通过写作再现华裔母性谱系的历史，发出了自我的声音：……一晚又一晚，母亲总要讲到我们睡着为止。

我搞不清故事在何处结束，梦从何时开始。

母亲的声音变成了我梦中女英雄的声音…………最后，我感到在听母亲讲故事的时候，自己也有了非凡的力量。

……母亲也许不知道这首歌对于我的意义：她说我长大了也会成为别人的主妇和佣人，但她把女中豪杰花木兰的歌交给了我。

我长大了一定要当女中豪杰。

[2]19-20………这是一个母亲给我讲的故事，不是我小的时候，而是不久前，当我告诉她我也讲古的时候她讲给我听的。

故事由她起头，由我结尾。

[2]206在此，我们看到了“母亲”的过去对于建构“女儿”的现在的重要性。

正是通过反思和再现母系先辈们各具特色的人生经历，“女儿”由“一直迫使自己成为美国女性”[2](189)的沉默而迷惘的小姑娘变成了打破沉默，通过讲古和写作追求性别、族裔和文化主体性的华裔美国新女性。

与汤亭亭一样，谭恩美也是一个“女儿作家”（daughter-writer），总是围绕着母亲们的故事建构自己的文学想象：其《喜福会》专注于四对华裔母女，每对母女轮番出场，讲述自己在中国、美国的人生故事。

该书在扉页的醒目位置写道“给我的母亲以及她的母亲记忆”，4表明了作者对于母亲及母系先辈们的记忆和缅怀之情。

尽管故事中的母女之间不无隔膜和冲突，但母与女的天然情感纽带终于使他们跨越一切的鸿沟和障碍，达到了彼此的理解和认同。

母亲们认为：“我必须把我过去经历的一切告诉她，这是我能渗透她的皮肤，挽救她于危难的唯一办法。

”[3]241而女儿们在经历了中美文化夹缝中的种种尴尬之后，在经历了为人妻、为人母的沧桑人生之后，纷纷转头回望自己的母亲，从祖母和母亲的历史中看到了自我的镜像，从而幡然醒悟，从婚姻或生活的困境中走了出来，获得相对圆满的结局。

谭恩美随后出版的《灶神之妻》、《灵感女孩》、《接骨师之女》等作品都沿袭了这种女儿受到母亲、姊妹过去经历的影响和启发，从而认识自我、认识自己的现在的主题框架，不同的只是所涉及的母女或姊妹所处的历史阶段和社会阶层不同，因而其所再现的社会历史和4A my, Tan, The Joy-luck Club. New York: Ballantine Books, 1989. 该两段引文翻译自小说英文版的题记。

家族史也各不相同。

对华裔美国作家而言，其作品中的历史再现并不仅仅在于在一般意义上探求“我是谁”这样具有普适性的人生命题。

其个人或家族的历史往往融入了更加宏大的社会历史语境，在台湾著名华裔美国文学学者单德兴先生看来，正是这种“历史根基”（historical embededness），强化了作家笔下的家族故事，把家族传奇（Family saga）“提升至史诗的层面——华人海外飘零的史诗(epic of the Chinese Diaspora)”。

[4]90而作为生活在两种历史文化夹缝中的少数族裔，华裔美国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处于“无史”或其历史被涂抹、扭曲的窘境，他们在美国艰苦奋斗，勉力生存的族裔经验，往往消弭在美国W ASP主流的宏大历史话语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