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稿日期:2004202225作者简介:杨颖(1978- ),女,南京大学中文系戏剧戏曲学2001级硕士研究生。
第4卷 第2期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4(2)VO L.4,NO.22004年6月Journal of Nanji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S ocial Sciences Edition )Jun.,2004上海城市文化与杨绛的喜剧创作杨 颖(南京大学中文系,江苏南京210093)摘 要:20世纪40年代的上海是一座处于新旧交替时期、兼容中西文化的东方大都会。
这期间,杨绛居住在这座城市中,创作了她仅有的两则喜剧(《称心如意》和《弄假成真》)。
上海这座城市本身具有的喜剧性影响了杨绛喜剧的创作风格,这座城市不彻底的现代性和“上海人”不彻底的“市民”身份决定了杨绛喜剧在题材、人物和喜剧结构上的特色。
在上海城市文化影响了杨绛的喜剧创作的同时,杨绛也在她的创作中积极地消弥其中的冲突和裂痕。
这种互动的创作使得杨绛的喜剧作品成为中国现代戏剧史上风俗喜剧创作中的巅峰之作。
关键词:上海;城市文化;喜剧;杨绛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7465(2004)02—0092—05 自从1938年同钱钟书先生一起回国以来,直到抗战胜利,杨绛一直居住在上海。
在这期间,她创作了《称心如意》和《弄假成真》这两部喜剧。
上海这座城市、这种不同寻常的城市文化对她的创作在一定程度上产生了影响,其喜剧性格圆融中带有感伤,而其万事感伤又淡释于其理性的诙谐之下,表现出对上海城市文化中矛盾冲突的消弥。
一、上海文化与杨绛喜剧的题材和主题 杨绛创作的两部喜剧———《称心如意》和《弄假成真》,都是围绕家庭伦理、婚姻爱情这类主题演绎的。
从喜剧的风格来分析,这两部喜剧都属于风俗喜剧,反映了那个时期人们的价值观念、行为方式、生活方式,作品的题材的来源应当是当时的社会风尚。
19世纪末以来,西风渐入上海,逐步将其变成号称“东方巴黎”的大都会。
上海人对于西方的接受首先是物质层面的,因为物质的接受毕竟比较容易。
随着人们物质消费的扩大,经典的西式生活进入了人们的生活,电影院、咖啡馆、西餐厅、跳舞场、跑马场、回力球场———这些西式生活的物质载体也出现在了城市当中。
同时,社会经济、政治领域内的一些职能部门也以西式的面目出现了,譬如证券交易所、银行、律师事务所等等。
就连我们通常以为的那些最能代表“东方”存在的弄堂,也仿照起了欧洲的直排式木板屋建构,著名的“石库门”即是中西合璧的建筑样式。
可见,西方文化在上海的深入和普及的程度了。
不过,上海不像那些殖民地一样被迫接受殖民主体的语言文字,这在很大程度上维持了这个现代大都会中的传统文化。
另外,上海的宽容的人文环境也给多元文化的共存提供了可能性。
“五四”以来,在全国范围内爆发了新旧思想、新旧文化的更替,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上海的新旧交替、华洋杂处便上演得更加激烈起来。
在风俗文化层面上,石库门的出现改变了传统的家族伦理结构,代之以独门独户的小家庭模式,市民的意义覆盖了家族成员的意义,市民成了独立的单位,不再同家族产生权利义务上的关系,成了29为自身利益打拼奋斗的个体。
然而,这种角色转化不可能是彻底的,因为这座现代城市本身也没有彻底地实现现代化。
上海人既是个体的市民,同时又是伦理体系中的一员。
这种双重职能的身份使他们具有奋斗和依附两种品性。
在这两种品性的左右下,他们的家庭生活和婚姻爱情变得复杂起来,矛盾重重。
因此,上海人用他们特有的精明和机智来化解这种矛盾,使得生活重新达到平衡。
杨绛的两部喜剧便是将家庭婚姻这个主题放在当时上海这种特殊的文化冲突下,写出了上海人应对这一局面时表现出的机智。
不过,上海人到底不能摆脱他们头顶上的这片天空,他们的机智到底小于整个的城市文化氛围,所以,他们的愿望也并不能实现,就像杨绛的喜剧的结局不能圆满一样。
《称心如意》侧重于展示家庭伦理方面的冲突。
戏剧的主人公李君玉是私奔的富家小姐和穷画家的女儿。
长大成人后,她又回到了上海。
由于没钱没势被上海的亲戚们看不起,巧立名目将她从这家推到那家。
最后,她被推到了最有钱有势、又最顽固守旧的朗斋舅舅家。
亲戚们之所以愿意让君玉接近有钱有势的朗斋舅舅是因为他们还是把他当作老顽固,想到他当年反对君玉的母亲的婚事,就以为他一定不会喜欢君玉,必要时抖出君玉和穷学生自由恋爱的事情,朗斋舅舅就一定会恼怒,所以,君玉得不到什么好处。
不想,今时的朗斋舅舅却很喜爱君玉,也完全赞同她和彬如的交往。
所以,众人落了个聪明反被聪明误的下场。
虽然,决定朗斋舅舅态度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彬如是他的故人之子,但是,朗斋舅舅的顽固禀性的逐步软化也是不可否认的。
从这部喜剧中可以看到伦理体制的逐步瓦解,它还是存在于市民的观念意识当中的,只是人们不再将它奉若神明,而是把它作为一种手段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弄假成真》则侧重于展示婚姻爱情方面的冲突。
戏剧的主人公周大璋和张燕华都是典型的贪恋物质的都市青年。
他们把婚姻当作往上爬的手段,可是,阴差阳错,他们没有骗过别人,却骗了自己,最后,两个人弄假成真结了婚,还是信誓旦旦要靠奋斗出人头地。
在他们的眼里,婚姻爱情不是西方宗教中那般神圣的,也不是中国传统伦理体制中那般务实的,婚姻已经失去了它本来的意义,成了一件工具。
市民们失去了对家族的依傍,需要靠自己的奋斗来实现梦想。
但是,这些不彻底的市民却把奋斗的意义曲解了,他们希望走婚姻这条和传统伦理有着切不断的联系的捷径。
最终,阴谋失败后,他们才回到了奋斗本来的意义上。
不过,这种牵强的回归却未必可以成就他们的理想。
喜剧的最后也暗示了这一点。
从上述的分析中我们可以得出:上海的城市性格在文化层面上的新旧冲突、华洋并存决定了杨绛的喜剧在家庭婚姻这个社会生活领域内选取题材,并且在这个主题之中展现这一文化层面上的特殊风貌。
二、上海文化与杨绛笔下的喜剧人物杨绛的两部喜剧中出场的人物是经过精心设计的。
出现在剧作中最多的几类人物是:各式各样的“时代”女性,被赋予了上海文化的抽象气质的可以对举的几组男性和不那么顽固的城市中的老一辈。
上海的城市文化决定了他们身上的矛盾性和喜剧性。
“五四”以来,“新女性”开始在中国崛起。
不过,她们很大程度上只是摹仿了现代女性的外在行为,至多是附会了她们的现代意识。
换句话说,她们只是以“新女性”姿态出现的旧女性。
在上海,西式的妇女教育更加普及,女权运动也更加沸沸扬扬。
不过,正像上海的民众对西方的接受方式一样,上海的女性最早接受的也只是西方的物质产品、物化的生活方式。
在上海,打上女性标记的是百货公司、电影院、跳舞场这些物质享受的声色场所。
上海的“时代”女性们就是这样带着新鲜的物质气息、西式打扮出场的,但是她们却没有能够包藏住那颗缺乏独立自主的现代意识的心。
杨绛笔下的“新女性”就是直接从她们那里移植过来的。
《称心如意》一剧中的李君玉是温厚而不失新潮的女性形象。
她是作为一个闯入者进入这个城市的,身上洋溢着不同于这座城市文化氛围的另一种气息,同时,也代表了另一种看待上海城市文化的视角。
而她的对面,则是懋夫人(《称心如意》)这类在“新女性”的姿态伪饰下的旧式太太和张婉如(《弄假成真》)那样照搬好莱坞爱情电影模式的摩登小姐。
《弄假成真》中的张燕华则是杨绛笔下最具先锋性的女性,代表了上海城市文化中病态的一面,是个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女人,并且已经临近疯39第2期 杨颖:上海城市文化与杨绛的喜剧创作 狂,身上有着“上海现代派”人物的血脉。
“上海现代派”是“海派”创作发展到中期的代表,代表人物是施蛰存、穆时英、刘呐鸥。
“30年代的上海现代派磨锐了自己的感觉神经,在剖析洋场社会人的行为方式和深层意识结构中,拓展了都市文学的新领域和新境界”[1](P.173),他们在作品中写出了紧张生活下的都市的流行病症。
张燕华就是这样的一个患了都市病的人物,她出身微寒,寄人篱下,既能感到都市人情的淡薄,又承受着现代社会的紧张感和压迫感,这样的环境造成了她冷漠、坚强,甚至有些神经质的性格。
可以说,老上海是一个非常女性化的城市。
在这个意义上,男性是这个城市的陪衬。
不过,这并不会影响他们在西化程度上的遥遥领先。
男性总有更大的可能性去接触社会上的新事物、新思想。
上海这样一座城市更是为他们提供了这种可能性,但他们也不可能彻底地被现代化。
杨绛使用可以被对举的几组符号化的男性人物来写上海男性在文化风俗中的错漏之处,并将其夸大化,这些人物成了风俗喜剧创作中的定型人物。
“无论是戏剧还是小说中一切生动的人物,其一致性都归功于定型人物的陪衬,陪衬正是定型人物的戏剧功能”[2](P.231),这也正合了上海男性在城市文化中的陪衬地位。
这些人物各自的夸张之处正是通过同他们对立的一方体现出来的,“在风俗喜剧中,滑稽可笑的人物往往成对地出现”[3](P.261),这就是杨绛的对举的意图。
赵祖荫和赵祖懋(《称心如意》)是截然不同的两个丈夫。
祖荫是一家之主,祖懋则是被太太做了主去的上海好男人。
赵祖贻和钱寿民(《称心如意》)这一对则是构成这个城市的喜剧性的不可或缺的元素,前者代表了“洋泾浜”一派,后者则是上海滩上很有代表性的“假名士”。
张祥甫和冯光祖(《弄假成真》)这一对人物也可以说是代表了文化层面上的两种模式,张以交易的方式看待所有问题,冯则是以数理方法去解释一切。
上海这座城市的主体无疑是那些年轻力壮的现代人士,即使这样,我们也不能忽略老一辈的存在,他们是旧有的伦理体制的最后防线,同时也是在奋斗和依附间徘徊的年轻人的退守之处,在这个被西化的城市中处在边缘的地位。
尽管如此,他们也不可能像茅盾《子夜》中的老太爷那样被上海的声光电化吓得一命呜呼。
他们久居在这个城市中,放松了对旧有伦理体制的固守。
对于富有的朗斋舅舅(《称心如意》)来说,这种放松是指他对青年人婚姻的开放态度。
对于穷困的周母(《弄假成真》)来说,则是对自己儿子凭借婚姻博取名利的行径的放任。
不管是何种情况,城市中的老一辈所代表的还是阻挠的力量,只有这样,他们才可以负担起保全传统的重任。
这样的人物出现在喜剧中便成了阻挠人物,他们是制造喜剧效果的关键。
“在风俗喜剧中,最能引起道德兴趣的照例是起阻挠作用的人物;而技巧上的男女主人公并不常是有趣的人物……”[2](P.224),上海这个城市的魅力是穿透性的,它甚至软化了坚守祖业的老一辈。
这种耳濡目染的渗透造成了杨绛笔下的两位老人的喜剧性的变异。
综上,杨绛笔下的人物都带有这个城市的“混血”印记,他们的可笑之处也来自于这种矛盾性格,作者则巧妙地利用了这一点,产生了喜剧效果。
上海人是名义上的“市民”,需要履行“市民”的权利和义务;而这种身份的不彻底性又使他们依旧希望“背靠大树”,特别是在都市生活的紧张局促的重压之下,他们不得不制定出自己的游戏规则,摇摆在奋斗和依附之间,寻求捷径,这里就显示出了张爱玲所谓的“奇异的智慧”[4](P.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