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转让定价税制发展的沿革以及存在不足转让定价作为一种企业经营管理工具，产生于20世纪前半叶的美国企业之中。

转让定价问题在发达国家中已受到政府的广泛重视，国外关于转让定价税制问题的研究成果也较多。

相比于发达国家，我国转让定价与反避税调查的法律制度起步比较晚。

我国第一个针对外商投资企业避税问题制定转让定价税务管理规定的是深圳市政府。

1987年，深圳政府制定并颁布了《深圳特区外商投资企业与关联公司交易业务税务管理的暂行办法》，其中涉及了转让定价与反避税方面的内容。

但是真正促使反避税调查工作在全国范围内的开展是在1987、1988年间由全国人大代表提出的。

1990年，国家税务总局进行了第一次反避税调查，调查的主要地点是对外开放的前沿福建省和广东省。

此次调查发现当时我国存在两种不同类型的避税方式，第一种以福建的台商投资为主，第二种以广东的港澳投资为主。

这个阶段，企业多设置多套账簿，且企业的经营极不规范，稳定性较差，主管税务机关很难真正掌握企业的财务经营状况。

对此，主管税务机关一般采用核定征收的方式进行税收征收管理。

这个阶段，转让定价与反避税调查的法律依据不足，反避税管理的具体方式方法较为简单，税收管理工作尚处于起步摸索阶段。

1991年，原《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细则完整地引进了转让定价税制。

1995年至1998年，税务机关及财政部相关部门对反避税工作进行调整。

至此，从立法层次角度，转让定价与反避税管理的立法框架已基本形成。

此后，税务机关开始了具体的反避税管理工作。

1998年至2005年，反避税调查、调整仍是一种广义的反避税管理，很多地方是按照传统经济的做法，每年对各地方下发一定的指标，如广东200户，福建150户等，这种模式实际是计划经济的做法。

各地方的反避税工作仍缺乏征管经验，并且在具体操作分配方面也存在问题。

2005年，税务机关下发了《关于2005年度反避税工作的通知》，规定各地转让定价审计立案、结案（包括以前年度未结案件）均需报国家税务总局批准后方可进行。

自此，我国转让定价与反避税调查管理工作逐渐规范。

随着2008年新《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的施行，国家税务总局又制定了一系列规则、办法等文件规范转让定价与反避税调查的具体实施。

2009年国家税务总局出台的《特别纳税调整实施办法（试行）》是建国以来特别纳税调整最具系统性的规定。

随后，国家税务总局还下发了《关于简化判定中国居民股东控制外国企业所在国实际税负的通知》（国税函〔2009〕37号）、《关于印发〈2008年版企业年度关联业务往来报告表业务需求〉的通知》（国税函〔2009〕72号）等诸多文件。

众多规定的颁布与实施，为实现全国反避税调查工作在新企业所得税实施阶段的顺利过渡提供有力的保障，并与税收征管法等共同形成反避税法律框架和管理指南，为税务机关和纳税人遵从提供了明确的法律指引。

2010年开始，为了提高转让定价管理的水平，加强反避税的力度和效果，税务机关在各地积极开展转让定价同期资料的抽查工作，全面了解同期资料准备和管理情况，促进同期资料管理的规范和统一。

在未来的转让定价与反避税调查工作中，税务机关将会“扩大调查行业广度，提高案件调整力度”，这对企业关联交易过程中的经营行为合规性以及转让定价过程的程序合法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同时，税务机关将继续加大对反避税数据库的投入，为转让定价调查与调整提供更加合理的经济分析基础，进一步提高转让定价与反避税调查工作的科学性。

转让定价管理与同期资料准备在今后将成为存在各种投资企业、控股企业和企业集团的常规性义务。

以同期资料的检查和管理为基础，税务当局对转让定价调整和反避税调查的工作也将面临新的发展，中国转让定价的实施将迈向新的历程。

据国家税务总局最新通报，去年反避税工作对税收增收的贡献合计102.72亿元，通过对外磋商为纳税人消除国际双重征税负担50.29亿元。

今年，税务总局将在继续做好外资企业反避税管理的基础上，把内资企业特别是“走出去”企业纳入反避税工作范畴。

税务总局国际司有关人士表示，去年的反避税工作改变了过去偏重事后调查的做法，通过各种管理手段事先防范避税行为，建立起管理、服务、调查三位一体，统一规范的反避税防控体系。

全年通过关联申报审核、同期资料抽查和对已调查户的跟踪管理等手段，促使324家企业改变了定价或税收筹划模式，自行调增应纳税所得额342.61亿元，税款增加71.68亿元。

去年，各级税务机关认真执行反避税案件监控管理制度和集体会审制度，避免了随意执法，降低了执法工作的风险。

税务总局对外公布了首份中英文《中国预约定价安排年度报告（2009）》，受到国际上的广泛关注和好评，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在其网站转载了该报告。

同时，税务机关加大了行业联查和集团跨区域联查力度，实现案件调查的全国联动。

全国反避税共调查立案178件，结案178件，弥补亏损9.99亿元，调增应纳税所得额164.94亿元，调整补税23.07亿元。

就29个案件进行了12次双边磋商，涉及美国、丹麦、新加坡等国。

通过双边磋商实现税收增收7.96亿元，为跨国公司消除国际双重征税负担50.29亿元。

据了解，今年税务总局将坚持管理、服务、调查并重，强化关联申报审核、同期资料管理和跟踪管理，推进专家会审制度，完善反避税工作机制。

同时，进一步拓展反避税工作领域，把反避税工作向内资企业特别是“走出去”企业，金融、贸易等第三产业，关联股权、无形资产转让和融资等交易延伸。

此外，将进一步加强经济分析方法的研究，注重在调查和对外磋商中应用这些方法，建立经济分析师小组，为反避税案件的量化分析提供技术支持；深入分析不同行业的避税规律，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挤压避税筹划空间，培养行业专家和行业反避税领军人物，在实际工作中锻炼并培养反避税专业人才。

而在一些对转让定价的企业处理中我们也能窥见一斑例如：江苏一充有限公司的转让定价调整江苏一充有限公司是开曼一充有限公司和两家境外企业于1994年成立的外商独资企业，投资总额6 000 万美元，注册资本3 000 万美元，其中开曼一充有限公司持有83％股份，两家境外公司股份很少，角色是战略投资者。

开曼一充有限公司是境外著名企业一充集团的子公司，江苏一充有限公司的真正母公司就是一充集团。

从1996 年建成投产即经税务机关批准享受“双高企业”适用15％优惠税率。

从1996～2001 年累计销售24 亿元，其销售状况之好可见一斑，但正是这样一家公司，从开业至2001 年末账面累计亏损1.9 亿元，累计应纳税所得额-1.7 亿元，除1996 年外，所有年度均亏损，且1996 年的利润主要来自汇兑收益而并非经营利润，1996～2001年实际缴纳增值税1 100 万元，增值税税负仅为0.24%。

调查人员通过查阅其上市公司年报和证券公司历年的分析报告，掌握了该公司的财务运作报告、历年财务资料、个股研究报告、中国所有相同生产企业名单、生产设备、生产原料来源、制造和应用技术的发展调查人员对该公司1996至2001年关联进口的原材料采用可比非受控价格法实施了转让定价调整，在企业自行调整应纳税所得额1.8 亿元的基础上再调整应纳税所得额为2 亿元，补缴所得税178 万元。

自2002 年转让定价调查后，该公司所得税共计缴纳2500 多万元，其中2003 年451 万元，2004 年1 059 万元，2005年1～9月1 037万元，增值税由账面留抵826 万元转变成2003 年度缴纳1 984 万元税款，2004年2 700万元，四年平均增值税税负由0 . 2 4 ％上升到2.5%，增长近十倍。

情况及历年供需情况等大量资料,最后确定其关联交易事实，湖南株洲反避税（转让定价）调查一、企业情况介绍1998年，某机械公司与加拿大某公司组建了一家合资企业，2000年投产。

该企业设备先进，技术高端，管理规范。

但销售规模逐年扩大的背后，却是连年亏损。

2000年—2003年，该企业都是高额亏损；至2006年，已累计亏损达到1亿余元。

尽管连年亏损，但公司的股本结构却悄然发生变化，中方股权由49%减少至15%；同时，外方公司在获得绝对优势股权后，2004年、2005年连续加大投入，仅2004年增加的投资比上年增长90%以上。

二、调查过程在企业堆积如山的财务报表、生产订单、销售发票、销售合同、定价原则等文件中，调查组发现了一份该合资企业与我市某航空工业有限责任公司（内资企业）签订的销售合同。

2006年，该内资企业转让了合资企业的一条生产线，为外方公司加工零件。

比对发现，尽管两家企业使用同样的设备，加工同样的零件，销售给同一个客户，且内资企业的加工单价比合资公司还低15%；但因“有利可图”，内资企业与客户签订了长达10年的加工协议。

内资企业的加工价格低，反而有利润，而合资企业却连年亏损。

调查组还发现，该合资企业属“来料加工”企业，原材料由外方公司提供，产品加工完再返销给外方公司。

不承担投资和销售风险，无核心技术研发，属于典型的单一生产功能企业。

三、亏损是否合理、转让定价避税的事实是否存在外方公司总部的高级税务顾问提出，企业无避税的主观意愿，连年亏损也是客观事实。

由于行业的特殊性，技术人员的培训、生产启动期长，使得最初几年企业产能和产量上不去；加上“911”和SARS等因素，导致了航空订单不可预料被取消，直接造成了企业的亏损。

同时，外方母公司花巨资聘请全球四大会计事务所之一——德勤会计事务所，出具关联交易定价审核报告，断言该公司关联交易定价合理，否认企业转让定价的事实。

企业行为如何定义，调查组请来了我国税务系统反避税领域的权威人士贺连堂先生。

贺先生认为，从企业功能上进行分析，该合资公司主要职能是加工制造，仅相当于母公司的一个生产车间。

母公司决策失误带来的亏损，不应该由其子公司承担。

这样既认定了企业亏损不合理，又确定了企业存在转让定价避税的事实。

国税调查人员认为，可以对企业进行转让定价调整，即重新确认利润水平和获利年度。

四、调整方案—利润率的确定“虽然企业只具备单一生产功能，但技术含量高，固定投入大，税务机关应充分考虑企业的成长期，承认企业3—4年的合理亏损年度。

”外方公司上海总部的相关人士认为，调整年度的税前利润率，应在3%以下。

调查组一边谈判，一边广泛收集各类信息。

通过调用国际上通用的BVD数据库，税务机关对比分析了母公司、兄弟企业、同类可比企业的财务和利润情况。

国税机关经过详实的调查取证后，咬定谈判目标，“企业的利润率应维持在5%以上。

且2000至2006年账面上反映的亏损，均应调整为盈利。

”2009年11月底，双方谈判终于有了结果。

企业共调增2001年—2008年度应纳税所得额1.07亿元，企业调整后的获利年度确定为2006年，获利年度至少提前了7年，按规定享受减免企业所得税755.25万元（两年免税和一年减半征收），补缴2008年企业所得税款50.97万元，并按规定加收利息；同时，确认该企业以后年度税前利润率均不得低于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