２２－１６７ＣＮ１４－１０３４／ＩＭＺＸＳ４／２００８２０世纪８０年代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涌入中国，为研究领域打开了新的思路和视角，它通常采用带有解构意味的分析方法，强调叙事者的主体性，从性别角度评价文学作品，涉及到叙事者主体位置与笔下人物关系，以及叙事者在叙述时不同于男性作家的角度、方式等。
萧红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独具风格的女作家，其小说《生死场》，显示了不可多得的艺术才情和创作生命力。
如果立意从性别角度切入对萧红作品《生死场》展开思考，分析萧红作品女性的独特认识，观照她所熟悉的乡土社会的女性的生命形态和生存境遇，这样就能更深入地理解作品中所表现的女性悲剧。
一、从女性话语的视角，解读女性的生命苦难“性别这个因素在文学创作中是不可忽略的，无论在视角，叙述方式和语言风格方面，都会因女作家和男作家在经验和性别认同上的差异而有不同的表现”①。
由于男性文化占据统治地位，男性用男性话语解读女性、书写女性，女性也模仿男权话语自我解读、自我书写，从男权文化大门走出去的，是被扭曲了的“男人眼中的女人”和“男人化的女人”。
要打破这一文化格局，女性必须“逆流而上”站在女性视角用独特的女性话语进行真正的“自主选择”、“自我照型”，自己撩开隐蔽世界的重重帷幕，展现自己。
而这一过程中，女性最先可以依靠和建构的便是自己的身体，以及自己身体上的真实感受。
法国女权主义者海伦娜·西索提倡“白色墨汁”来写作，“妇女必须通过自己的身体来写作……妇女必须把自己写进文本———就像通过自己的奋斗嵌入世界和历史一样”②。
由于处于男权文化压制下的妇女没有自己的语言，她只有自己的身体可以凭借。
写作使妇女超脱自我结构，回到未经男权制文化扭曲的起初的自我。
在男权制的文化下，只有这些可以逃脱男性文化，摆脱女性被审美、被想象的“他者”处境，这才是真正的从女性视角来透视女性形象。
《生死场》中的王婆自杀未遂时可怖的身体毁形，小金枝被父亲活活地摔死，美丽的月英姑娘瘫痪之后遭丈夫的折磨而死，此外，从未出现的女性体验作为书写视角在历史中浮现。
金枝是书中从头到尾的人物，也是萧红以她为探讨女性生命本质的个体典型。
未婚先孕带来的耻辱与恐惧将金枝逼入了走投无路的绝境，非法胎儿的出现犹如暴力疾病等对身体构成了威胁和伤害，怀孕造成的身体畸形使她对身体转而害怕和憎恨起来，进而官能神经都发生了变异，子宫成了滋生“怪物”的温床。
“金枝仿佛是米田上的稻草人”，这一形象深刻地道出了金枝精神上的极度恐慌和绝望。
萧红把男人无从理解的女性特有的身体感受写进了作品。
乡村被日军占领后，金枝背井离乡到哈尔滨谋生，“为着钱，为着生活，她小心地跟了一个单身汉去他的房舍”。
软弱无助的女人最终倒在男人的怀中，“她无助的嘶狂着，圆眼睛望一望锁住的门不能自开，她不能逃走，事情必然要发生”。
遭到异性强暴后金枝受到的创伤在文中再一次得到淋漓尽致的展示。
“金枝好像踏着泪痕行走。
她的头过分昏迷，心脏落进污水沟似的，她的腿骨软了，松懈了。
”女性在遭受异性强暴的事件中作为主体浮出文本，她不再作为无声无息、喑哑的“他者”隐匿于历史深处，她的生命，她的声音，从历史叙事中的那个“无”显现出来。
“我恨中国人呢，除外我什么也不恨”，金枝的控诉是基于女性主体对男权世界的强烈批判。
女性视角使金枝这一躯体有了属于自己的情感体验，打造了女性鲜活的肉身和独有的精神。
这每一丝情感上的律动成就了她作为女性的真实存在，并以此提炼出属于女性特有的性别体验。
她有着为男性触摸不到的心灵哀痛及灵魂上的颤栗。
同样涉及到女性遭受强暴这一情节，萧军《八月的乡村》中的李七嫂形象则言说着另一番意义。
她被日本侵略军强暴了，作者却没有从女性视角解读萧红《生死场》中的女性悲剧□董玉芝（周口师范学院新闻系，河南周口４６６００１）关键词：萧红生死场女性视角女性悲剧摘要：萧红是一位具有独特风格的现代女作家，她以女性特有的情感体验，独特的叙写视角，来关注和审视生活在社会底层劳动妇女的生存困境。
本文就是从自身的经历和女性意识的角度来解读小说《生死场》中所表现的女性的悲剧命运。
"４９ＭＺＸＳ４／２００８Ｍ５３４ＡＩＳＳＮ１００６－０１８９对女性身心痛苦的描述，没有女性鲜活的生命感受。
“李七嫂的悲剧旨在激发中国抗战的热情，而代价是让女性的身体去充当国家民族主义斗争的场所。
”③同样的情节，男女作家笔下表现的女性内涵却大相径庭。
萧军以男子惯有的思维方式将女性在历史中形成的“他者”处境融入作品，并为了现实目的进行利用改造，忽视了女性的生命感受。
而萧红则不然，她以现代女性的眼光去体悟她们的生存困境，昭示她们“生的坚强，顽强不息的抗争之路”④。
以女性之口发出女性的声音，复活被男性作家屏蔽与扭曲的女性独特性别体验，并以此宣告女性并非男性的影子或反面，与男性一样她也有着自己的身体感觉与情感律动，有着人之为人的主体性。
通过以女性话语的视角来观照，恢复女性的主体性，萧红以身体言说的方式不仅提炼出属于女性自我真实的性别体验，而且由此建构了具有女性特征的文学题材，真实地表现了女性的生命悲剧。
二、从女性情感的绝望，解读女性的爱情悲剧爱情是让女性闪光的名词，一贯是作家讴歌描写的重点，可在萧红笔下却黯然失色，成了一个沉默的缺席者。
作家正是透过这一性爱的空缺，揭示了女性更深层的悲剧处境。
在以男权为中心的社会里，在北方农村的落后文化中，神圣的“爱情”被掏空了内涵，女性只是充当一个性别符号，没有作为“人”的尊严和价值，始终在无爱的痛苦中，成为玩弄的对象。
在萧红的笔下，黑土地上的女性不是主宰自己的身体，更不是依靠自己的感情而生活着的，金枝和成业婶婶的婚恋就是典型。
波伏娃认为，理想的性爱应该是“男性气质与女性气质的所有瑰宝交相辉映，于是形成一种永远变动的，欣喜若狂的统一。
这种和谐所需要的并不是精湛的技巧，而宁可说是基于此时此刻性冲突魔力的灵与肉的相互慷慨给予”⑤。
如果说《生死场》里的男人们固然是奴隶，那么女人则是奴隶的奴隶，她们生活在万劫不复的深渊之中，她们体验不到为人妻为人母的快乐，甚至连她们纯真的恋情也惨遭幻灭。
金枝被成业用歌声唱开了少女的心，却被他一次次粗暴地占有；而成业根本就忽视她的身体状况，以及她对怀孕的担忧和她在村里的尴尬等等情绪。
金枝即将生育，成业却不管她的死活，在她生育的前夜强行和她做爱。
丈夫死后流落街头的金枝，对于女性命运有着最深切的认识。
她惧恨日本军，然而，她直接亲身感受到的屈辱却始终是中国男性对她的暴行。
“我恨中国人呢，除外我什么也不恨。
”借金枝之口，萧红将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男权社会，表达出了被男权社会秩序所放逐的女人的悲剧。
《生死场》中那个“打鱼村最美丽的女人”月英是小说中唯一被正面描写的美丽女性，也未能逃脱这种悲剧。
从一出场她就退去了美丽的光彩，患上了瘫病，整整一年“坐在炕的当心”“没能倒下睡过”，每夜她都发出“惨厉的哭声”和哼声，开始得病时，丈夫还曾经为她四处治过病，但后来连一口水都不给她喝，并抽走她的被子，用砖头让她依着，她像一只被厌弃的“患病的猫儿，孤独而又绝望”，“她的眼睛，白眼珠完全变绿，她的头发烧焦了似的，紧贴住头皮”，下体已经腐烂生蛆，并被排泄物淹浸着，她的身体“将变成小虫的洞穴”，当她照着镜子，“悲痛沁人心魂的大哭起来。
但面孔上不见一点泪珠，仿佛是猫忽然被碾轨，她难忍的声音……开始低嘎”。
当这个曾经美丽温柔的女人，失去了作为工具的价值之后，丈夫再也不理睬她，并时常打骂她，就如同丢弃在垃圾堆上的病猫，成为连动物都不如的废弃物。
作者通过对月英形象的塑造，表明了在男权中心的社会里，女人的生存意义就是男人的工具和奴隶，表达了作者对男权社会的绝望和抗争。
作为一位女性，萧红一直在寻找一个有爱有温暖的家，终其一生也没能找到，无论萧红走到哪里，都没能走出男权意识形态的阴影。
萧红明白了男权文化对女性的损伤与异化，探清了在此社会中男女爱情生成的不可能性。
在她的创作中，萧红把这些认识融进了人物塑造当中，如成业的婶婶慨叹青春易逝，男人多靠不住，其间正包含着女人无爱悲剧的宿命论。
仿佛如同生命的轮回，同样的歌声，同样的情境，孕育、演化着一个个相同的悲剧故事。
在男人的眼里，女人只是丈夫的工具和奴隶，更别说对爱情的期盼。
如果说未婚前的她们还有对男女恋情的渴望，那么在婚后，这种渴望便荡然无存，只能于想象中寻找一点安慰。
因为“婚姻之对于男人和对于女人，一向有着不同的意义。
男女固然彼此需要，但此需要从未建立在平等互惠的基础上，妇女则被局限于生殖和理家的角色，社会并没有保证她获得与男人相同的尊严”⑥。
萧红正是从婚姻生活中窥视到人生的失落与作为女人必然遭受的摧残。
三、从女性内在精神的畸变，解读女性灵魂的麻木女性在“男子本位”的封建性别观念的束缚５０２２－１６７ＣＮ１４－１０３４／ＩＭＺＸＳ４／２００８下，女性的内在精神被强烈的男性意识所“驯服”，从而导致女性内在精神的麻木和对男性的顺从。
这种强有力的“驯服”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自觉地接受并服从这种男权意识，并把男性对女性思想行为规范等方面的要求内化为自身的立身行事之准则，指导自身的人生活动。
另一方面，被男权文化教化后的年长女性如母亲、婆婆等，还利用手中的“家长”权利有意去“调教”和“塑造”着男性文化要求的女性，这就形成了男权社会中女性自缚和缚人的生存困境。
《礼记·郊特牲》中为女子所下的定义是“妇人，从人者也，幼从父兄，嫁从夫，夫死从子”。
《白虎通》声言：“夫者扶也，以道扶接；妇者服也，以礼屈服。
”这种要求女子驯从的封建意识在中国人心中有着根深蒂固的影响，并自觉地将之作为自己的立身之本，这才是女性悲剧的根本原因。
《生死场》中女性的悲剧是在男性权威的覆盖下展开的，这里没有反抗只有顺从，没有权利争夺，只有被动接受，女性的无言默许了男性权威的长期合理存在，它作为一种历史文化心理积淀深藏于女性意识深处，被内在化、心理化了，这无形中又维护了男性中心社会的超稳定状态。
她们深受压迫而麻木不仁地以男性的标准来实现自身价值。
在小团圆媳妇和王大姐的惨死中，女性扮演了不可饶恕的凶残角色。
她们对小团圆媳妇和王大姐越出常规的言行深为反感，并竭力按几千年传下来的“规矩”来改造她们，善良的愚昧促成了人间悲剧。
然而在目睹年轻女性生命消殒的过程中，她们对自己无意中成为帮凶的身份并不自知，对小团圆媳妇和王大姐的惨死毫无心理上的负疚与道德谴责。
在封建礼教、男权思想及其他世俗观念的束缚下，女性形成的旧道德意识使她们的自我意识异化，认同传统标准也即男性标准，无视女性生命本体而以一种外在道德苛求女性的言行，道德倘若不是从生命本体和利益出发，而是从外在的人为戒律出发进行谴责，它便是一种特别的谬误。
在小团圆媳妇及王大姐的悲剧中，女人自身的愚昧狭隘显示出它具有的残酷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