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建筑师解读
——张永和及其非常建筑工作室作为中国当代建筑界的海归派元老级人物，张永和在2000年第七届威尼斯国际建筑展上的亮相，带领了中国当代建筑正式登上了国际建筑舞台，他和他的非常建筑是上个世纪90年代的拓荒者。
但有人认为，非常建筑的设计，在外观上没有那种给人视觉带来冲击的形式，缺少一种应该有的个人风格。
对于这个的解释，西方评论家在评论崔健时说过，他最大的贡献不在于他的作品有多么重要，是他在不断地扩展摇滚乐在中国意识形态中的空间。
而张永和的非常建筑最大的贡献也不在于他的作品有多么重要，而是他在不断扩展实验建筑在中国建筑产业中的空间。
对于张永和的评价，需要把他纳入到所涉及的多重工作中去把握。
他所起步的阶段正好是文革一段荒凉的时代之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逐步全球化，亚太地区经济繁荣加剧，条件促使了新一代的建筑师开启建筑创作的新视野。
受到西化思想的熏陶，又对中国的传统及当代文化保持着浓厚的兴趣，他通过实实在在的建筑实验研究，探索着中国当代建筑的道路。
起初的张永和，着眼的是建筑空间的思考，还属于空想阶段。
《非常建筑》中讲到自行车与建筑的空间移位，讲到电影与建筑的空间叙事，都是跨领域的发散思考，就好像一个能
有所为的艺术家童年的丰富想象经验。
他的这种自
我思维打开的方式，可以让一个建筑设计者逐渐培
养起对自身经历和生活环境的敏锐与洞察力，对生
活深入细致的观察，和对人们活动每一个细节及其
意义的研究来体察环境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
这些
都是纯概念。
从这些概念中我们可以感知，张永和
的建筑是从生活的经历和感受出发，在他的设计中
没有过多抽象的定义。
而后，概念与建造得以实现。
席殊书屋的设计中，自行车与
书架拼贴而成的“书车”，是街上车流在书店中的延续，赋予了书
店一定的城市性。
书车为背靠背的双层书架，与原建筑的墙体厚
度相同，又成为了活动的书墙，任意转换它们的位置可以获得书
店内空间的变化，这样空间的灵活性就模糊了基地小的局限。
这
也是对中国当时平行城市的一种理解。
在那个年代，中国的住宅
都是作为社会福利建造的，强调平均，平行城市中没有单体建筑
的个性但有大结构的严整。
对历史空间资源的尊重和再生创造也
就在这个时候崭露头角。
这里关心的事具体的，现实的生活世界。
在书架和自行车的重叠中，叙述城市中细致的空间历史，建筑不再颂咏空洞而宏大的主题。
建筑的叙事，在基本纯粹的建造关系中展开，
而不是通过外部的、历史的、风格的、装饰的
附加形式，是书车、圆形钢管、玻璃墙、发光
地面、动态的上下前后关系的叙事。
张永和与非常工作室之后关注的核心问
题逐渐转化为建筑与基地，建筑与都市或自然
风景之间的关系。
北京山语间怀柔别墅就成功
地建立了地形与建筑之间相互制约又相互激发的关系。
在泉州小当代美术馆的设计中，当地材料和建筑方式与功能主义的线型空间相叠加产生了一种难以归类和定义的建造形式，这种暧昧的，指向不明的空间形式，是对当代中
国现实的一种注释。
在西南生物工程产业化中间试验基地的项目上，用地本身已经被平整的现实，使得该建筑没有办法形成重庆传统的山地特征，而一系列的“穿透”连接街道与江面的努力，又使得该建筑获得了微弱的城市性，反映出了对山城的向往。
建筑在梯道处与山地产生了联系，此处的建筑剖面就具有了山地的特征。
张永和以其独到的思辨乐趣，为我们展现了一种种新的可能性，创作出了一件件具有说服力的作品。
随着设计项目规模的不断扩大，不可避免地就会从
建筑的领域触及到城市的领域。
建筑与城市的关系就成
为张永和另一个思考的重心，在这个思考的层面上，更
加关注的是建筑单体与城市复杂空间的关系。
最早的是
在装置和展览中，1996年在韩国光州双年展中的“院城”
是对院－城空间与文化关系的思考，1997年在奥地利格
拉茨的“边界线展”中的“轴线城市”是对城市边界的
分析。
他与非常建筑工作室的诸多建筑作品也有表现对
建筑与城市关系的积极关注。
诸如北京水晶石电脑图像
公司办公室凸出的办公空间与城市“咬合”的关系，诸
如北京中国科学院晨兴数学中心对建筑与城市关系的
“置换”。
而在广西南宁柳沙半岛的规划，才是他们对
城市问题的直接介入。
通过不断地研究保留地形地貌和
已破坏的地形地貌以及两者与开发之间可能的关系，最
终将建筑作为“连接”－“转变”的因素，建筑作为两种地形地貌的“缝合”，为城市的保留与破坏建立起新的关系。
再后来，非常建筑试图从重新解读传统建筑资源和地域文化资源入手，在更为复杂的城市语境中寻求新的突破。
北京苹果二十二院街的设计中，是对传统院落商街空间的研究与建构。
昌平柿子林别墅的四个方案中分别是对南、北方院落和地域环境的研究与建构。
广东东莞的生产力大厦则是试图在与自然的表面融合中实现对当代城市建筑空间的探索。
在柳沙半岛的“竹化城市”的母题中，张永和及其非常工作室的方案着眼的是环境，总体的规划概念富于想象力，城市空间布局也富于传统意味，而这个出发点却也因为对中国传统文化资源的过多“依赖”而受到质疑。
在规划上有概念，但没有更多的技术运用，没有具体的解决方案，没有细部处理说明，无法想象建成的结果。
这种切入城市问题的姿态、技术与设计实验的节奏，以及对古典趣味的沉迷，与我们所关注的当代中国城市的感受有着一定的差异，它的生态考虑的确关注了迫切的环境问题，但也回避了现实最为迫切的问题。
在研究和实践的互动关系中，张永和的建筑的确自成文脉，称得上是真正的建筑家。
但他的概念是强烈的，意图是清楚的，细部却常常被忽略。
可见非常建筑的作品，不管是在对传统空间的理解与转换上，还是在对建筑与城市日益复杂纠结的关系理解与把握上，都还欠缺更为大胆、独到和成熟的做法。
同张永和等一起这样断续发展着的建筑师，诸如刘家琨，诸如朱文一，诸如王澍，这一辈人的实验性建筑，更多带有学院派的痕迹。
分析多了就会发现，它们所持的态度，是游离于主流之外的研究和探索的姿态，其实没有明确的指向和明确的学术立场，就好比苏轼李白一样松散的文人墨客，这股支流微弱但顽强。
实际上他们在城市化大潮中并没有采取更为积极地应变策略，有点沉迷某种“文化建筑”的营造状态，仿佛有着足够的耐心玩味“传统”节奏中的游戏趣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