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坡在儋州作者：刚峰先生一绍圣四年(1097)，北宋大文豪苏东坡被谪居海南昌化军(今儋州)。

七月的海南，阳光毒辣灼人。

已近垂暮之年的苏轼携次子苏过，在一家人的扶送下，跄跄踉踉地来到了海安。

在即将渡海时，苏轼老泪纵横，拱手与长子及诸子预作诀别。

一家人恸哭于海边，悲愤交加，其情凄惨，令人感叹!一个闻名于世的大作家，人已六十有二，过了退休的年龄，不仅没有高官厚禄，留守京都，象现代的某些作家那样，弄个副部级待遇，住作家楼，出门有车，反而还要被迫投荒南蛮之岛、家离子散。

苏大师的心情十分暗伤。

遥望这海天茫茫无际、四周环一岛的晚年居住地，苏轼禁不住发出:“此生当安归、四顾真途穷”的悲哀慨叹。

苏轼不得不给诸子留下:“首当作棺、次当作墓、死则葬海外”的遗嘱。

然后，在次子的撑扶下，渡过白浪滔滔的琼州海峡，沿着琼西荆剌丛生的小道，向儋州走去。

苏轼在路上走了多少天，今无从考证。

但当苏轼来到昌化军衙门前时，肯定已没有了昔日在京都时的恣肆张扬、强梁霸气了。

当著屐破裘、形销骨立的苏大作家携其子，站在昌化军使张中面前时，令张中扼腕感叹！张中官不大，顶多只是个正处。

但这位进士出身的文化人，打小就一直钦佩苏东坡。

当年，在京都投考时，要想见一见当时处在云蒸霞蔚的苏大师英姿，非常艰难，别说这样面对咫尺。

文人出身的昌化军父母官张中，对大文豪苏轼的仰敬，想不到到是在这么一种形情下谋面；文人出身的张中对苏东坡的蒙难，十分同情。

苏轼来昌化军虽然挂着“琼州别驾”的衔头，但明眼人一看就知是个虚职。

况且，当权的政敌对贬谪到昌化的苏轼有三不禁令：“不得食官粮、不得住官舍、不得签公事”。

然而，文人气十足的张中没有理会朝庭的红头文件。

“海国此奇士，官居我东邻”。

张中不仅好洒好肉供应，而且还经常将“公事请教一二”。

让苏轼这种怀才不遇的落拓文豪，心情终于有了一丝慰藉。

然而，好景不长。

半年后，湖南提举董必察访广西，闻知此事，即遣使者渡海，先是罢了张中的官，后是将苏轼父子逐出官舍。

一个小文人为一大文豪便就此断了前程。

张中只好卷起铺盖走人。

苏大作家为这位在自己落难时给予关照，而受牵连的朋友，只得送首诗《送昌化军使张中罢官赴阙》于他，算是诀别，也是感激。

苏轼在失去生活来源后，只得用积蓄，在城南桄榔林下，买了块薄地结茅于其下，躬耕自处、自食其力。

仿佛到此时，苏大作家对人生、对仕途才有了些醒悟。

穷愁潦倒的生活，反而使他的心情得到了调整。

在谪居儋州三年的时光里，他食芋饮水，著书以为乐，共写诗一百二十七首、词四首、各种表、赋、颂、碑铬、论文、书信、杂记等一百八十二篇。

这时期的作品，已没有了大江东去的奥衍闳深；也不再指点江山、激扬文字。

而是在大量的农家生活的纪实中，追求陶渊明悠扬自乐的隐逸生活。

实属不易！二苏轼是北宋时期成就最高的文学家。

诗词、散文都达到了那个时代的最高峰，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苏轼还是北宋著名的书画家，对音律、医学、金石、养生学、水利工程等科学也颇有研究，可谓才华横溢。

可苏大师一生厄运甚多，仕途上屡遭贬谪。

原因何在?应该说，苏轼的青少年时代还是很顺畅的。

从小就受父亲苏洵的文化教养与熏陶，苏轼就展现出文学天赋。

嘉礻右二年（1057）二十一岁的苏轼与弟苏辙跟随父亲来到汴京赶考，兄弟二人同科获进士及第，深为主考官欧阳修年器重。

我的老乡欧阳修是个重人才的伯乐，自己虽已身居高官，且一手散文写得流丽隽逸，但从不怆然傲岸。

那时，赣文化十分灿烂，在江西这块三面是山，一面临江的丘陵地带中产生出一大批文人墨客，出仕入相，占据着不少重要官位，并繁衍明未清初，长达近千年之久，亦成为目前经济落后的江西人津津乐道的话题。

苏轼是四川眉山人，与欧阳主考官并无乡党之谊，欧阳翁为何要屡次关照？先是推荐参加制科考试被录取，后又为只当大理评事凤翔府签判小官的苏轼到处荐举，可谓费尽心机，直到荐举到当时的宰相王安石为止。

作为欧阳修的乡党的王安石，尽管文学才情不如欧翁，但治国才情高昂。

王与欧的家乡相距不过百余里，又都是进士出身入仕，但俩人走的不是同样的路。

欧阳修入仕后，仍然做的是文化方面的事，而王却在出仕后，挤进了权力顶峰的高层斗争并终逐心愿。

严格意义上欧阳修是王安石的老师。

王年轻时文才出众，很得当时已入仕且大王一轮的欧阳赏识。

王20岁中进士却一直在地方为官，是欧阳发现了王的政治改革才情。

王在地方为官二十年，一直没有进入中央政权，是欧阳向神宗皇上推荐的，才使王最终能够登上权力顶峰。

王安石的政治抱负，治国理念就是革除旧习，实行新法。

史书上著名的“王安石变法”在发展生产、富国强兵等方面收到了显著的效果，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北宋的积贫积弱的局势。

然而，就象历史上任何变法一样，王安石的新政，遭到了守旧派的强烈反抗。

以司马光为首的反对派，不仅得到高太后的支持，而且，手下得力干将甚多。

王安石的改革派阵线急需一大批年富力强的干部加入。

在这多事之秋，欧阳修举荐了苏轼，王不由大喜。

一是苏轼此时作为年轻干部，其才华早已天下闻名，能纳入这样的名望甚高的年轻人，更能显改革派的气度与强大；二则苏又是恩师加老乡举荐的人，人品可靠；三，苏是天下第一的文学才子，王年轻时也曾是名作家，休闲时还可与苏在一起圆点文学梦。

史书与野史上有关俩人切磋诗文的逸闻逸事甚多。

应该说，王对苏的到来是非常高兴的。

初期的王苏关系也非常融洽。

然而，苏毕竟只是名书生，尽管自以为才华横溢，可修身治国平天下，达到儒家的最高境界，其实，在政治上十分幼稚。

苏与王的分歧不在于改革的目的，而在于改革的手段与步骤。

苏在任地方官时，看到了新法在推行过程中的许多流弊，向王提出，没得到采纳，便有些牢骚满腹，而这些牢骚却又是司马光非常需要的。

苏是主张改革的，并不认同保守派的顽固观点，可一会儿把对新政的不满对保守派说；过会儿在会议上又大声斥责守旧者。

苏东坡的这种在新旧两党之间的依违态度，自然决定了他仕途坎坷的悲剧命运。

更为要命的是苏轼的文人气习。

文学大师苏东坡，把对新政的不满写成诗并予以发表，在社会上造成巨大反响，从一定程度打击了改革派的新政气焰，引发了改革派的众怒。

可悲的是苏轼并不是有意要站在保守派一边，他的所作所为均为文化人性情所能。

然而，“轼所为文字，传于人者甚众”，一大批苏的作品崇拜者在读后，自然要对改革派品头论足，一时，社会议论向保守派倾斜。

苏轼的所作所为，让王安石等改革派伤心与愤慨。

于是，一大批赞成改革的监察御史们先后上书皇上，弹劾苏轼：“愚弄朝廷，妄自尊大”；“又一有水旱之灾、盗贼之变，轼必倡言归咎新法，喜动颜色”。

御史舒颤摘录苏轼的诗告状：“陛下发钱以本业贫民，则曰：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陛下明法以课试群吏，则曰：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陛下兴水利，则曰：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陛下议盐禁，则曰：岂是闻韶解忘味，尔来三月食无盐。

其他触物及事，应口年言，无不以讥谤为主，小则镂板，大则刻石….”王安石的变法虽是改革者发起，但毕竟是以皇帝的旨意发布的，苏轼攻击改革便是攻击皇上。

苏亦已背叛“革命”，革命者也就不客气了。

元丰二年（1079年8月），掌权的改革派以“乌台诗案”为由，报请皇上，将苏被捕入狱，尔后，贬为黄州团练副使，开始了人生的第一次流放。

1085年，主张改革的神宗皇帝忧忿而死，年方10岁的幼儿哲宗即位，祖母高太后垂帘听政，启用司马光为相。

改革派全被斥逐流放，苏轼被召回京城，授龙阁学士等高官予以重任。

经验老道的司马光，启用苏轼，并不是苏有什么治国雄才。

只是苏因在改革派阵营曾为通点信息而牵连被贬，给点官位算是补尝；亦是用用苏的名气显现司马光的政治气度。

就象现今的政治，大凡有点名望的人，政府总要给予一点什么部级、地市级、处级、科级类似的官位与等遇，让你食之无忧、住之无虑，出门有车、看病有报销。

尔后，你只需写点歌功颂德的文章而已。

偏偏苏轼又是不开巧的人。

司马光好心用他，他却不领情。

看到司马光上台后尽废新法，他又不平衡，不仅与新任宰相嚷嚷叨唠，而且在会议上与之激烈争论，不给领导面子，其结果，自然没有好果子吃。

苏轼又一次被流放出京，先后被贬谪杭州、颖州、定州等地。

绍圣元年，新党再度上台，对保守派进行报复迫害。

苏轼早已被划入反对派阵营，再度被贬为宁远军节度副使惠州安置。

尽管苏轼文学才情天下闻名，可新旧两党的政治家都把他当作敌人。

这是苏大作家的悲哀！其实，苏东坡并不是个两面派。

他的政治左右倾向亦是情格使然；也是文化人禀性所在。

苏轼胸怀旷世文才，性格自然豪放倔强。

他不知文化人从政的弊端，又达不到圣贤们的克己复礼城俯，更不知跟随一派死心塌地。

连官场的基本游戏规则都不懂，何以在官场上混？就象现今的官场，你若政治上没有靠山，纵然你再有才华、再有天大的本事，你在官场上也难以吃得开。

可恼的是，苏东坡在官场上吃了那么多的亏，仍然没有悟出点什么道道来。

虽在第一次因诗而入狱有“平生文字为吾累”的感慨，但仍没有从性格深处反思。

曾有朋友文同警告过：“西湖虽好莫吟诗”，但他却听不进话，终因诗祸入狱，差点掉了脑袋，可依然醒悟不过来，致使一生贬谪，命运悲惨。

苏轼贬谪惠州，人已六十出头，虽政治上官位的级别降下来了，没有什么实权，但生活待遇并没有降低，况且也没有剥夺他的写作权，对他的生活问题也不追究，算得上是宽容的。

曾早已经有人举报，苏在杭州时就纳一歌妓名叫朝云为妾。

此妾伴随他23年，并随他一直在惠州同居，生活作风上有些问题。

可多年来，当权者都视而不见。

朝庭当权者的本意，叫他在惠州养老终生，人也那么大了，不要惹事生非，毕竟名声在望，一但出事，叫上面左右为难，不利于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故生活待遇都没有下降，可这苏轼却又偏偏在写作上不安份守纪律。

绍圣四年（1097）年，谪居惠州的苏轼据说是写了一首《纵笔》的歪诗，又激怒了当权者,再次贬谪海南。

诗是这样写的：白头萧散满霜风，小阁藤床寄病容。

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

其中有：“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之句，被人打小报告送到京都。

当朝宰相章惇见后，气怒而曰：苏子瞻尚尔快活！其实，这是一首自嘲的诗，无非是发点自己怀才不遇的牢骚，却被安插在周边的小人巫告为“歪诗”。

既然你身在福中不知福，让你如此舒服你却还不甘心，写点歪诗来气我，那你就到荒蛮的海南岛去吧！章宰相下令，把苏的所有的政治、生活待遇都取消，我看你还能快活几天。

这一下，苏轼蔫了。

朝云一受打击加上身体本来就不好，一病便呜呼哀哉气绝身亡。

苏轼没有想到一首平常的诗，却又引来大祸；更没有料到当权者会如此妒忌他。

我人己六十多岁了，在仕途上早己没有野心了，为何还不放过？写点诗，发点牢骚，只是文人的爱好而己，为何要至我于死地而快呢？这就是苏大作家悲哀所在。

就你苏轼身单力薄，本无可畏之，可你的作品却力大无比，不可小视。

你老不安份，老以文学形式反对领导，其流毒之深，危害之广，必须扼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