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文章比较了红楼梦的两位英译者的不同译文, 并从宗教文化的视角证明, 译者自身文化背景的差异, 对宗教文化因素处理方式不同导致了译者译文风格与译文导向的不同。
[关键词]宗教文化; 翻译观; 翻译策略著名翻译家N ida 把翻译中涉及的文化因素划分为五类, 宗教文化便是其中之一。
这说明宗教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 是人类社会文化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又正是宗教文化所蕴含的丰富内涵, 并以其独特的方式影响着人类社会的各个领域, 给不同形态文化之间的相互交流造成种种障碍。
为解决这些难点问题, 不同的译者往往选择了不同的翻译策略和方法。
那么, 导致这种差异的原因何在呢? 笔者拟以杨宪益与霍克斯翻译的红楼梦英译本为例, 并就此展开探讨。
一、红楼梦英译本对宗教文化因素的不同处理语言与宗教的关系十分密切。
宗教文化的传播离不开宗教的专用名词术语。
佛教和道教文化的传播就是如此。
它们在历经千载的流传中为汉语增添了大量新词新语, 其中不少已成为家喻户晓的常用语汇, 不但极大地充实和丰富了汉语语言, 而且对社会的各个方面造成了极深远的影响。
同样, 产生于基督教文化圈内的英语, 其众多词语皆源于基族文化心理的形成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在文化交流中,如果对汉英两种语言的文化背景及其与宗教有关的词语的文化内涵缺乏了解, 那么, 我们就会不知所云。
文学作品源于生活, 反映社会, 是一种语言的艺术。
红楼梦就是一部反映中国封建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 其中也充满着佛教和道教文化意识及其有关的语汇。
对这些宗教词语文化内涵的理解和处理, 不仅体现了译者的文化取向、价值观念, 而且也关系到其译作的成败。
目前, 红楼梦颇为成功且较有影响的英译本, 莫过于由杨宪益夫妇所译的A D ream o f RedM ans ions[ 1] ; 由霍克斯、翁婿翻译的The Story of the Stone [ 2] (以下简称杨译与霍译) 。
对书中有关宗教文化的词语, 杨译与霍译各自釆取了不同的翻译策略和方法, 从而使两译本展现出不同的语言特征。
( 1)谋事在人, 成事在天。
(曹, 第95 回) [ 3]杨译: M an proposes, H eaven d isposes.霍译: M an proposes, God d isposes.在这里, 杨译利用了英语的一句谚语来将上句译成英文, 但他却把其中的! God∀改换为意指神佛、仙人所居之地的! H eaven∀, 使原文的佛教文化色彩得以保留。
霍译则直接引用英语谚语作为译文, 这样处理, 对英语读者来说也许更为自然且易于理解和接受, 但却把原语中的信佛之人变成了基督教耶稣的人了。
[ P50~ 56]( 2)世人都晓神仙好# # (曹, 第1回)杨译: A llm en Long to be imm orta ls# #霍译: M an a ll know tha t sa lva tion should be won# #这是红楼梦中好了歌的第一句。
好了歌的寓意颇为深刻, 点出了世间万物皆空的佛教幻境, 其中的! 好本来就是只可意会难以言传的佛学思维, 因此, 对它如何翻译表达, 确实不好把握。
在上一句的翻译中, 杨译把! 神仙∀译为! imm or tals∀, 而霍译则将其译成! salvation∀, 其中文之意为! 拯救∀。
显然, 这是基督教的一个概念。
按照基督教的! 原罪说人生来就是有罪的, 所以要不断地进行赎罪, 才能得到上帝的! 拯救, 使自身从! 罪孽中解脱出来而进入上帝主宰的! 天国∀, 这是基督教! 圣徒∀们前仆后继所追求的最高境界。
而! 神仙∀是中国道教的概念, 道家所追求的最高理想则为超脱凡尘, 修道成仙, 长生不老。
此处霍译将原文的道教形象变换为基督教的! 圣徒∀, 因而其译文便大大削减了中国道教文化中的特有内涵。
从以上译例可知, 对于宗教文化因素的处理, 杨译体现了鲜明的佛教和道教文化色彩, 而霍译却带有明显的基督教文化取向。
究其缘由, 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 杨译注重的是对原作的忠实, 并尽量保留了原语文化的形象, 因而反映在翻译策略上的异化和方法上的直译倾向; 霍译强调的是译语文化的传统习惯和英美读者的认知心理及其审美特点, 因而偏重于翻译策略上的归化和在其指导下的意译方法。
[ 5] (P45~ 48) 那么, 促使两译者在翻译策略和方法上做出不同选择的深层原因又是什么呢?二、不同的翻译观是决定策略与方法选择的根源一般而言, 翻译过程主要牵涉到译者主体、文本内容、翻译渠道、译文对象、翻译目的和文化环境等多种因素。
从红楼梦英译本来看, 杨译与霍译所翻译的是同一部作品, 都是将其从汉语笔译成英语, 也都是向英美读者推介这部中国古典文学名著, 唯一相异之处就是译者主体及其所处的文化环境的不同。
正是受这种不同文化环境的影响, 译者形成了各自不同的翻译观。
可见, 不同的翻译观才是译者在翻译策略和方法上各有侧重或偏向的深层根源。
众所周知, 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是世界文化体系中不同的两大主流文化。
中国文化是以儒学为主干, 集儒、释、道于一体的一种精神文化, 也就是说, 儒家的所谓! 修、齐、治、平∀的经世致用之学, ! 独善其身∀的价值取向和! 仁义忠恕的行为准则, 道家的! 自在无为∀、! 复归于朴的道德理想和佛教! 生死轮回∀、! 因果报应的学说教义, 相互交融构成了中国文化以人为本的道德伦理体系。
这种文化自产生之日起就带有封闭内向与自省反思的鲜明特征, 其中的! 天人合一、! 万物皆一、! 世界皆空等思想理念, 与西方文化那种对上帝的绝对服从的根深蒂固的文化认知心理是截然相反的。
[ 6] [ P109~ 117]应当指出的是, 中国文化与外域文化的交流始于印度佛教的东传。
千余年来, 佛教对中国文化和华夏民族心理所产生的深远影响是无法估量的, 可以说! 没有任何一种外来文化可以和佛教文化相匹敌, 没有任何一种外来文化现象能像其实, 文化就是人化, 人创造了文化, 文化也造就了人。
作为生活在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环境中的红楼梦的两位译者, 他们必然要受到各自所属文化的深刻影响, 其先入为主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宗教信仰等潜在的深层意识, 自然而然地要在他们的翻实践中! 顽强∀地表现出来。
因此, 他们在对红楼梦进行英译时, 各自按照自己的文化取向和翻译观念来理解、处理原作中的宗教文化内涵就不足为怪了。
具体来说, 杨宪益是一个土生土长的中国人, 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是不言而喻的。
始于佛经翻译而传承下来的翻译理念和译论思想对其翻译观的形成自然也功不可没。
上世纪70年代他英译红楼梦之际所面临的文化环境现实当然也不无影响。
凡此种种主客观因素使其形成了! 原语本位∀的翻译观。
因而他尊崇原著及其作者, 侧重采用异化策略和直译方法, 以! 龙的传人∀的高度责任感向世界译介红楼梦,并按原著的! 本来面目∀处理其中的宗教文化词语, 使西方读者能更多地了解中国文化。
与此相反, 作为出生英国且深受西方文化沐浴的霍克斯, 他也自觉地始终坚持以西方文化为参照, 在其母语中心∀的翻译观指导下, 尽力摆脱原作的文化影响, 更多地关注英语读者的接受心理及其需要, 因而他偏向运用归化策略和意译方法来英译红楼梦, 并站在基督教文化的立场上处理原著中的宗教文化因素。
诚然, 杨宪益先生曾留学欧美多年, 精通英语, 并对英语的基督教文化背景了如指掌, 但这只是一种源与流的关系,其中国文化的! 根是永远无法置换的。
同样, 霍克斯先生是一位知名的汉学家, 但这并不能取代西方文化对他的深刻影响。
也许正因为他们均具有这种双语双文化的综合优势, 才使他们翻译的红楼梦英译本成为举世公认的传世佳作。
三、结语综上所述, 宗教文化是人类社会文化体系中的核心组成部分, 它的传播主要是依靠宗教的专用术语来实现的。
同时, 也进一步丰富、发展和完善了其传播区域的特定语言系统, 并对该地区人们的社会生活和民族文化心理产生深远影响。
佛教、道教和基督教的传播史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 8]由于宗教文化属于一种深层次的文化, 它往往是翻译中遇到的重点和难点问题。
从红楼梦英译的众多翻译实例来看, 对宗教文化因素的处理策略与方法, 不仅反映了译者在其所属文化影响下所形成的文化取向和翻译观, 而且体现了译者因其不同的翻译观所决定的不同翻译策略和方法, 从而使其译作呈现出各自的特色。
从一定程度上来说, 对宗教文化因素处理的好坏, 直接关系到其译文的成败。
为此, 在熟练掌握汉英两种语言的同时, 深入学习这两种语言的宗教文化等背景知识, 对做好翻译工作是十分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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