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恩比“翻译综合法”与巴斯内特“文化翻译观”比较 摘 要： 自翻译研究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兴起以来， 从事翻译研究的学者借鉴各种理论范式，全面考察翻译的结果和过程。本文比较两位在译坛影响巨大的翻译研究者斯内尔·霍恩比及苏珊·巴斯内特的翻译思想，从二者翻译思想的“同”入手，着重谈二者翻译思想的“异”，旨在更全面地认识两位翻译理论家，更深入地认识和理解他们的翻译理论。 关键词： 巴斯内特 文化翻译观 霍恩比 翻译综合法 1.引言 20世纪70年代中叶，翻译研究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宣告成立，自此翻译研究者们尝试借鉴各种理论范式，全面考察翻译的结果和过程。在国际译坛影响巨大的翻译研究学者及第二语言教学专家，斯内尔·霍恩比在系统梳理翻译研究的基本知识后，致力于在翻译研究中的语言学派和文化学派之间建起一座桥梁，并且尝试提出一种适用于各种翻译类型的综合翻译理论方法（an integrated approach）。她提出从文化的角度研究翻译是一种新的研究范式而不仅仅是在原有的范围内改变立场，或者说转换视角的行为。这些新的研究视角拓宽了翻译研究的视野，引发了人们对于翻译本质的进一步审视和思考。 自翻译研究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兴起以来，它开始了广义上的文化转向。就文学翻译而言，这种新的文化范式包括文学翻译过程中的文化取向、翻译文学在译语文学系统中的地位、译语文化对文学翻译的决定作用及在后殖民语境文学翻译中隐含的政治话语等。英国沃瑞克大学比较文学理论和翻译研究生院教授、翻译家、诗人苏珊·巴斯内特是这一新的文化范式的倡导者之一。1980年，巴斯内特在《翻译研究》一书中指出翻译研究应从文化层面对翻译进行整体性思考，这开启了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之门。 2.两者的翻译思想 2.1斯内尔·霍恩比的“翻译综合法” 1988年，斯内尔·霍恩比出版了代表作《翻译研究——综合法》（translation studies：an integrated approach），详尽地阐述了翻译观。她博采众长，以独特的视角和与众不同的见地全面考察了翻译研究的历史和现状，最终提出将翻译研究设为一门独立学科的见解。霍恩比提出的翻译理论范式是格式塔（gestal），在此理论范式的基础之上，她提出翻译是一种跨文化活动且翻译研究应该采取一种综合方法，即翻译研究应作为整体而不是某种形式来考虑。 斯内尔·霍恩比（2001）的综合翻译观是以格式塔和原型学作为其理论基础的。格式塔整体原理是心理学的范畴，它强调整体不是各部分的总和，而是各部分的有机关联，所以不能仅仅通过对部分的分析理解整体。同样，原型学注重的是聚焦和细微的差异。斯内尔·霍恩比运用原型框架，强调各种翻译文本是不可分割的连续体。实际上，原型学的构架就是一种综合方法，它要求翻译研究必须注重语言在较大的文本、情景和文化语境中的关联，并通过这种关联确定字和词的含义。因而，翻译研究作为一门综合学科，包含从文学到科技的各种各样的文本翻译。虽说翻译吸收了多门学科，但它并不等于各种领域的总和，也不依附于其中任何一门学科。翻译研究的综合方法是建立在翻译的复杂性上的，而不是基于外在的模式和其他学科的传统方法，它适用于各种不同类型的翻译。这种新的翻译方法为翻译研究者拓宽了思路、指明了方向。 2.2苏珊·巴斯内特的“文化翻译观” 苏珊·巴斯内特强调文化在翻译中的地位及翻译对于文化的意义。以她为代表的文化学派对当代社会需求和翻译的总体状况进行了深入研究，提出了文化的翻译观，在翻译领域引起了巨大反响，使翻译研究另辟蹊径，前景豁然开朗。他们认为文本不是语言中静止不变的标本，而是译者理解作者意图，并将这些意图创造性地再现于另一文化的语言表现，因而翻译绝不仅仅是复制和模仿，更是文化协调和操控。巴斯内特认为翻译的基本单位不是单词，不是句子，不是语篇，而是文化，基于词语对等或篇章对等的“忠实”根本不存在（潘文国，2002：22-25）。 巴斯内特（2004）认为文化是决定信息核心的关键因素，她的“文化翻译观”主要内容包括：翻译不仅仅是简单的解码——再编码过程，更重要的是一种交流的行为。翻译不仅是双语交际，更是一种跨文化交流。翻译的目的是扫除语言障碍，实现并促进文化交流。翻译的实质是跨文化信息传递，是译者用译语重现原作的文化活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翻译原则和规范，但这些原则和规范最终都是为了满足不同的需求。翻译不应局限于对原文的描述，而是该文本在译语文化里功能的等值。翻译的主旨是文化移植、文化交融。语言不是翻译的操作形式，文化信息才是翻译操作的对象。翻译是满足文化的需要和一定文化里不同群体的需要。 3.两者翻译思想的相通性 在对翻译本质的研究中，斯内尔·霍恩比认为翻译是一种跨文化活动。她在认真研究各派翻译理论，尤其是语言学派、文化翻译学派其他学者和释义学派的长处之后，提出了自己的跨文化翻译理论。这一理论对整个翻译理论的建设和发展都有一定的理论指导意义。她坚信翻译研究的基础是把文化作为一切知识、熟悉程度和感知的总体（totality of knowledge，proficiency and perception），译者的知识、熟练和感知的层次深度不仅决定译者生成目标文本（target text）的能力，而且影响其理解原文本（source text）的能力。她提出应该把文化看做是一切知识、熟练程度和感知的总体，一个译者不仅应该非常熟练地运用翻译过程中的两种语言，更应该对两种语言背后的文化掌握自如，即不仅应做到“双语”翻译（bilingual），更应是“双文化”翻译（bicultural）。 巴斯内特同样主张把文化作为翻译的单位，她的文学翻译思想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将翻译研究的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连接的纽带是在她的文学翻译思想中体现出的文化翻译观和翻译文化观（段峰，2006：91）。巴斯内特（2004）认为，翻译不再是两种语言之间的简单转换，而是涉及句法、语法和语用等多方面复杂体系的解码与编码过程，是连接语言学、文体学、符号学、美学等的桥梁，在这一系列的过程中，文化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文化的视野中，巴斯内特（2001）强调文学翻译中文化信息传达的重要性，并指出翻译是不同文化之间相互调适的结果，翻译是一种文化构建翻译。 因此，在回答“翻译是什么”这个问题上，两者都不约而同地肯定了文化在翻译研究中的重要地位及文化在翻译过程中的桥梁作用，都摒弃了翻译归属于语言学或其他任何一门学科的传统观念。 4.两者翻译思想的相异性 4.1对“解码过程”的理解 由于语言学翻译理论的统治地位，翻译很长一段时间都被看做是语际转换，即语言的解码和破译过程，斯内尔·霍恩比认为翻译不是解码的过程，而是一种跨文化行为（张炳丽，2007：141）。她借用美国人种学家沃德·古迪纳夫（wardh.goodenough）及德国学者海因兹·格林（heinz gohring）对文化的定义，即文化是知识、熟练程度和理解力的总合。在翻译中，译者不仅要精通两种语言，更要熟悉两种文化（方仪力，2009：133）。而且霍恩比（2001）认为翻译的主要标准应该由翻译的接受者和翻译的具体功能决定。以此为出发点，翻译中的文本分析应该从确定文本的文化和情境开始，把文化看做是世界统一的一部分，下一步则是分析文本的结构。采用从宏观层面到微观层面、从文本到符号的“从上至下”的方式，追溯一种由关系组成的网络。因此，翻译不仅是语言的转换，还是文化的转换，不是解码的过程，而是一种跨文化交际行为。 主张翻译文化转向的代表人物苏珊·巴斯内特（2001）认为：“文化研究如果能深入翻译所涉及的编码和解码过程，一定会更有成效（the study of culture would do well to study the processes of encoding and decoding involved in translation.）。”她认为，翻译是编码和解码相结合的过程，文化研究一直对此进行不断探索。翻译是涉及两种符号系统编码和解码的交流过程，由于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主体地位，其任务就是对源语文本所负载的信息进行全方位的解码。因此，翻译可以说是一种侧重于解码的跨文化交际活动。文化的移植必须进行解码，解码与交际（或跨文化交际）并不是一组完全对立的概念，两者只是同一个概念中不同层次的程序罢了。如果说交际是目的的话，那么解码便是保证交际成功的手段；如果说交际是目标的话，那么解码便是实现这个目标的必要过程。 4.2对“等值”的阐释 “等值”（equivalence），作为一个热门词语，在翻译研究中一直扮演重要角色。在过去的翻译理论中，“等值”一直用于阐释翻译的基本概念。然而斯内尔·霍恩比强烈反对在翻译研究中使用“等值”这个术语。她回顾了三大影响深远的主要理论对“等值”所持的观点，即以卡德为代表的莱锡比学派、强调翻译中的语言学的卡特福特及圣经翻译专家奈达。霍恩比认为，这三种主要理论中“等值”或“对等”一词都处于核心地位。这种以“等值”为基础的观点视文本为线形的排列，在这种情况下，翻译不过是涉及序列对等单位替换的转码过程，这无疑将翻译的过程过度简单化，在文本层面或者其他两个层面寻求完全的替代。霍恩比提出，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因为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等方面的差异，语言上的完全等值几乎是无法实现的。“等值”这个术语，不仅不精确而且定义含糊不清，容易造成语言之间对称的假象，不适合将其用作基本概念。 然而巴斯内特的“文化翻译观”却主张最大限度地实现源语文化与译语文化的功能等值，并部分肯定了翻译中等值的概念。她强调文化翻译的功能等值关键在于译语读者在译语文化中所获得的效果要与原语读者在原语文化中的效果对等。她将文化比做人的身体，语言比做人体的心脏。只有人体的心脏与身体各部分组织相互协调，人才能保持生机和活力。因此，外科医生在给病人做心脏手术的时候，必定会考虑病人整体的身体情况。翻译实践亦是如此，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不仅和语言打交道，而且和文化打交道，译员在将目标语译为目的语的过程中，一定要兼顾语言的准确性和文化的适应性的双重标准，绝不能脱离文化而孤立地看待翻译。 4.3对“翻译研究方法”的阐释 斯内尔·霍恩比就翻译研究提出了较为详细的方法。她认为文本分析和文本再创作是翻译过程的两个基本方面，并且指出既然翻译是一种跨文化的活动，就应该注重译语文本的功能（前瞻性翻译），而不能囿于原语文本的条条框框（回顾性翻译），可见翻译既是文本分析又是一种文本的再创作（田德培，2001：74）。为此，斯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