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刑讯逼供产生的原因及对策张娜【摘要】：刑讯逼供作为一种非法获取证据的手段而被法律明令禁止。

刑讯逼供不仅严重侵犯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司法机关的威信，扰乱了社会秩序。

本文从一起刑讯逼供导致的冤例出发，通过阐述刑讯逼供的社会危害性，从历史、立法、职业等因素以及审讯人员自身的角度来分析刑讯逼供产生的原因以及就如何通过加强宣传、完善立法、机制、优化职业环境以及提高司法机关人员素质这几方面遏制刑讯逼供发表了粗略的见解。

【关键词】：刑讯逼供案例危害原因对策培根说过：“一个犯罪只是污染了水流，而一个错误的判决确是污染了水源。

”[1]同理，一个没有得到惩治的犯罪行为只会污染水流，而刑讯逼供造成的不良社会后果却是污染了水源。

一个公正廉明的司法机关给民众的信心显然比靠大量存在着刑讯逼供的司法活动所给予的威慑更能够稳定社会。

一、简述及分析2002年12月5日，商丘市赵作海因涉嫌杀害同村村民赵振晌，被商丘中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并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2003年2月13日，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复核后做出裁定，核准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判决。

2010年4月30日，赵作海案的关键人，已经死亡十多年的“赵振晌”从外地返回赵楼村，2010年5月8日，经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再省决定，宣告赵作海无罪，并启动国家赔偿程序。

5月9日，赵作海被无罪释放，至此，赵作海已整整服刑11年。

[2]赵作海案之所以成为冤假错案，在于案件审讯阶段，审讯人员对其使用了严刑逼供的方式使得赵作海承认了自己的“罪行”，在法律规定的一系列程序下，成为准罪犯，服刑11年。

由此引发我们的深思，如果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赵作海死刑立即执行，那么即使案件在十年后事实清楚、证据充分，赵作海的生命也无法挽回。

刑讯逼供一方面严重侵害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给受害者家庭带来了痛苦；另一方面刑讯逼供会引起群众对司法机关的信任危机，增加罪犯对司法机关的敌对情绪，不利于社会治安的稳定。

因此，研究刑讯逼供的原因，制定相应的遏制措施就显得较重要。

二、刑讯逼供的危害（一）在受审人员权利方面，刑讯逼供严重侵犯了公民的人身权利在赵作海案件中，根据赵作海回忆，关押期间他的双手长时间被拷在一条板凳腿上,既站不起来,也蹲不下去,只能半蹲着。

除了拳打脚踢外,警方还不让他正常吃饭、睡觉，打瞌睡时就在他头上放个鞭炮，最后赵作海因为难以忍受而招供。

由此可见刑讯逼供给受审人员带来的身体上的痛苦和折磨是巨大的。

（二）在司法机关执法形象方面，刑讯逼供使得其形象受损，公信力降低刑讯逼供导致的冤假错案极易使普通百姓以小见大，通过这个窗口而对整个社会的司法是否公正产生怀疑，失去信心，甚至会产生一些逆反心理，这给司法机关的工作带来了一定的困难。

（三）在社会稳定方面，刑讯逼供为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制造机会，扰乱社会秩序一些不法分子利用刑讯逼供所造成的负面影响，传播不利于党和政府管理的信息，以制造恐慌和不安的情绪，影响了人们的正常社会生活。

（四）从案件的侦破方面，刑讯逼供容易酿成冤、错、积、疑案尽管通过刑讯逼供使罪犯如实招供的不少，但无辜者因肉刑摧残而招供，含冤受罚的也不乏其例，佘祥林、赵作海案就是典型的例子。

同时，由于审讯人员把精力放在刑讯逼供上而错过证据的最佳收集时机，致使案件因证据不足而堆积。

三、刑讯逼供原因分析自古以来，刑讯逼供就被当作获取口供最直接、有效的方法被运用在审讯之中。

刑讯逼供之所以产生，影响是多方面的，主要是外因（包括历史、立法、职业等因素）和内因（自身职业道德素质）相互结合而成。

了解这些对于遏制刑讯逼供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历史因素1．传统的诉讼观念。

我国刑事司法传统中一直保留有刑讯的陋习。

即使是历史上最受老百姓推崇的公正廉明的“包青天”，也曾对不肯如实招供的刑事被告高呼“大刑伺候”，动用肉刑以逼供的情形。

2．有罪推定的封建理念。

从一些史书上的记载可以看出，凡是被控告犯罪的而又不能证明自己有罪的，都以有罪论处，这就是“宁可错杀一百，不可放掉一个”。

即所谓“好人打好人误会、好人打坏人活该”。

这与注重程序正义的无罪推定是相互矛盾的。

3．口供中心主义的影响。

在侦查技术和手段都不高的传统社会，口供对于案件的侦破以及定罪量刑起着不容忽视的作用。

尽管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口供不再是侦破案件的唯一来源，但是侦查人员依然对口供有着较强的依赖心理，他们认为只要有了口供，案件的侦破就近在眼前了。

（二）立法因素1．法律未规定刑讯逼供控告权的具体内容。

《刑事诉讼法》第14条第3款规定：“诉讼参与人对于审判人员、检察人员和侦查人员侵犯公民诉讼权利和人身侮辱的行为，有权提出控告。

”[3]然而，该法对于受到刑讯逼供的犯罪嫌疑人如何控告、控告的时间效力等却没有规定，这使得犯罪嫌疑人控告权无从行使，也助长了刑讯逼供的风气。

2．法律未赋予犯罪嫌疑人沉默权。

《刑事诉讼法》第93条规定：“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应当如实回答。

”这一规定说明我国并不承认沉默权的存在，法律明文规定了犯罪嫌疑人的义务，却没有规定不履行如实供述的义务有何结果，这就为执行法律的审讯人员提供了自由裁量的空间，来决定对犯罪嫌疑人以何惩罚。

3．律师的权利有所限制。

《刑事诉讼法》第96条规定：“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询问后或被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可以聘请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咨询、代理申诉控告。

”这一规定是出于对犯罪嫌疑人的保护，但在司法实践中，往往出现办案机关以各种理由拒绝律师会见，“见面难”的情况普遍存在。

律师只能向侦查机关了解犯罪嫌疑人所涉嫌的罪名，无权搜集证据，这就使得律师对于犯罪嫌疑人的保护作用有限。

4．法律对于刑讯逼供的打击力度不够。

《刑法》第247条规定：“司法工作人员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实行刑讯逼供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致人伤残、死亡的，依照故意伤害罪、故意杀人罪的规定从重处罚。

”此规定尽管规定了刑讯逼供要承担的法律责任，但对于刑讯逼供的打击力度远远不够，不能起到法律的威慑和预防的作用。

5．法律对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规定不够完善。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61条规定：“严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

凡经查证确实属于采用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

”此规定不够完善，缺乏明确性和可操作性。

对以非法取得的口供为线索获得的其他证据应否排除、及非法口供被排除后依法再次取得的同一内容的证据是否具有可采性等均未作规定。

这一立法上的空白不能彻底打击刑讯逼供行为。

[4]（三）职业因素1．指标等压力的影响。

为提高案件侦破的效率，一些机关设定了指标政策，与政绩考核相结合。

再加之社会舆论、以及“命案必破”等口号的影响，侦查人员思想压力较大。

在案件没有头绪以及外界压力的作用下，侦查人员长期疲劳奋战就容易走捷径，运用刑讯逼供的方法来获取证据尽快交差。

2．职业习惯的造就。

由于刑讯逼供长期存在于审讯等过程中，一些资格较老的审讯人员已经积累了此方面丰富的经验，这种经验转化为一种职业习惯。

例如在派出所，新来的民警都要跟着老师傅学习，增长经验。

如果老师傅将刑讯逼供的方法教给新来的民警，并告之这是一种职业习惯和这样做的好处。

新来的民警就较易入乡随俗，使用刑讯逼供的方式获取口供，这样的一种环境就更加容易出现刑讯逼供。

3．对于罪犯的反感与憎恶。

审讯犯罪分子的司法工作人员一般都亲历犯罪现场，目睹犯罪分子手段的残忍，在此情况下，对于罪犯的反感情绪会更加明显，如果这个时候犯罪分子不配合，审讯人员内心的负面情绪就使得刑讯逼供的现象较易发生，这是由于职业的特殊性导致的。

（四）审讯人员自身原因首先，一些侦查人员素质较低，有着较为严重的特权观念。

他们错误地认为，为了社会的稳定，对“不老实”的犯罪嫌疑人使用暴力是破案的需要，这是国家赋予他们的任务。

这种错误的思想为刑讯逼供提供了看似合法的依据。

其次，部分侦查人员业务素质较低，法律意识较为淡薄。

这就造成了只要案件破获就行，只要不出人命就没有关系的现象。

一些侦查人员业务水平较低，不愿意进行深入的研究和调查，将希望寄托在通过刑讯逼供获取的口供上。

再次，一些侦查人员心理不健康也是造成刑讯逼供的重要原因之一。

行为总是心理的外在反映。

有学者认为：警察是一个刺激性很强的职业，这种“刺激”主要有：第一，职业危险性高；第二，接触社会阴暗面的机会比较多；第三，受到引诱、贿赂的机会比较多；第四，警察职业的正当暴力性很容易逐渐成为一种行为反应方式。

[5]因此，有些警察逐渐形成了心理疾病，加之不能正确调适自己，于是就导致了不能用正确的理性思维指导自己的行为，在案件难破、情绪低落、犯罪嫌疑人不配合的情况下，办案人员难免做出刑讯逼供的行为。

四、刑讯逼供的遏制措施在现阶段，如何杜绝刑讯逼供现象的发生，在实现实体正义的同时实现程序正义，是我们追求的目标。

只有根据刑讯逼供产生的原因，结合我国现状，采取有效的针对性措施，才能有效打击刑讯逼供的行为。

（一）加强宣传教育，转变错误的观念和理念1．尊重人权，限制司法权的滥用。

早在20世纪70年代，美国著名法学家德沃金在《认真地看待权利》中指出：“不能认真地看待权利，就不能认真地看待法律。

”2004年修宪中，我国首次将人权写入宪法。

就目前人权意识淡薄，犯罪嫌疑人的权利得不到尊重，法制目的难以实现的情况。

司法机关必须加强有关人权的宣传教育，从保障犯罪嫌疑人人权角度遏制刑讯逼供的发生。

特别是对于刚进机关的人员，要加强宣传和引导带头作用。

2．重视程序价值，倡导程序正义。

刑事程序作为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司法机关和诉讼参与人进行诉讼活动共同遵守的规则，具有其独立的价值和意义。

在侦查活动中，程序正义是实现实体正义的前提，即要重视过程的法律化和规范化。

刑讯逼供之所以产，与侦查人员急功近利，审讯过程中不重视程序的正义，获取证据重结果轻过程有关。

因此，司法人员必须充分认识程序公正的重要性。

（二）完善机制，建立一系列配套制度和措施1．建立律师介入审讯制度。

允许律师在审讯时到场，可对侦查机关的审讯活动有所制约。

这样既有利于促使侦查人员严格依法办事，又可以有效防止刑讯逼供现象的发生，切实维护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冤、假、错案的发生。

2．推广对询问过程进行录音、录像的制度。

运用录音、录像等技术设备直接、连续地记录审讯的全过程。

这些视听材料制作完成后，应经被审讯人员确认无误后，让被审讯人员签名、存档备日后审查。

这种方法可以最为直接地避免刑讯逼供的发生，保障被审讯人员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

3．实行举证责任倒置原则。

司法实践中让被告人承担刑讯逼供的举证责任，无论从法理角度还是实践角度在一定程度上都是显失公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