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7卷　第6期大庆师范学院学报V o l.27　N o.6 2007年12月J O U R N A LO FD A Q I N GN O R M A LU N I V E R S I T Y D e c e m b e r,2007曾国藩的家庭教育思想相　超,陈九如(安徽师范大学社会学院,安徽芜湖241003)摘　要:曾国藩家庭教育思想自成体系,颇具特色。

从曾国藩家庭教育思想的内容和渊源来剖析曾国藩家庭教育思想,对现代家庭教育具有一定的启示。

关键词:曾国藩;家庭教育思想启示作者简介:相超(1979-),女,山东烟台人,安徽师范大学中国近现代史2006级研究生;陈九如(1963-),男,安徽桐城人,安徽师范大学社会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

中图分类号:K89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2165(2007)06-0117-04　收稿日期:2007-04-17 曾国藩是中国近代史上引人瞩目的人物。

他在清朝统治摇摇欲坠之时,力挽狂澜,有“中兴第一名臣”的美称。

作为一个家庭成员,他更为楷模。

他一生宦海畅游,显赫终生,却丝毫没有影响他作为一个地主官僚家庭成员的责任。

他一生虽忙于从军、从政,但对于家庭教育却一刻也未放松。

对曾国藩的评价,特别是政治上的评价,历来有褒有贬,有扬有抑,而对其家庭教育却一致给予了很高的赞誉。

如著名学者钱穆先生在《中国学术通义》中就这样说:“若论近人论学,能有亲切指点者,在前清有湘乡曾氏。

近人多只曰曾氏仅是一文学家,而实曾氏于教人作学问方面,主张义理、考据、辞章、经济四方面兼顾,道路尽开阔,又能作人治学并重———经师人师,不偏倚在一边。

在其家书家训中,有不少方法指点,虽若卑之无高论,却极亲切。

”钱穆先生对曾国藩在家庭教育上的评价是比较中肯的。

一、曾国藩家庭教育思想的内容及特色作为理学鸿儒、晚清重臣,曾国藩的家庭教育思想既贯穿了传统的儒家教育理念,又事事处处具体、务实,具有实践性。

既表现封建士大夫的政治、道德追求,又有中国农民的那种为了自给自足生活的经济考虑,每一种提倡都不忽视其实用性。

(一)注重品德培养中华民族被称为礼仪之邦,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人历来重视道德修养。

这种重视不仅反映在普遍的社会规范中,即使在一家之内,也是把它看得十分重要的,曾国藩即是如此。

首先,他注重“孝友”、“耕读”。

父慈子孝、兄友弟恭是儒家“齐家”的基本原则。

曾国藩认为“孝友”是处理好家庭内部关系的基础,是“家庭之祥瑞”的体现。

曾国藩对“孝友”之家极为赞赏,反复告诫子弟:“吾细思凡天下官宦之家,多只一代享用便尽。

其子孙始尔骄佚,继而流荡,终而沟壑,能庆延一二代者鲜矣;商贾之家,勤俭者能延三四代;耕读之家,谨朴者能延五六代;孝友之家,则可绵延十代八代。

”[1]187“故教诸弟及儿辈,但愿其为耕读孝友之家,不愿其为仕宦之家。

”[1]187可见,在曾国藩的理想家庭模式中,孝友之家为最,耕读之家次之,二者相结合,家世则可能永不衰败。

曾国藩教育子弟应当“耕读”并列,认为它们是“世家长久”的保证,并视此为懿美家风。

其次,他将品德培养植根于勤,戒奢以俭。

曾国藩认为:“家国之兴,皆由克勤克俭所致。

”他常在家书中不厌其烦地告诫子弟要“勤俭自持,习劳习苦”;他规定家中的妇女要纺纱绩麻。

他的布袍鞋袜,多系夫人、儿媳妇所做。

他终身自奉寒素,穿的衣服十分俭朴,过着清淡的生活,这方面堪称当时官场的楷模。

他的观点做法,虽不免带有封建意识,但仍有现实意义。

(二)注重能力培养在我国封建社会,男子须讲求耕读二事;妇女须讲求织纺、酒食二事,这是当时社会的传统习惯。

曾国藩作为一个士大夫很好地遵行了这一传统习惯。

他的家教首先是教育子弟具备正确的读书做117人之道,即教育子弟“必先读书明理”,成为学有专长、品德高尚的“贤子弟”。

他曾经说:“凡人多望子孙为大官,余不愿为大官,但愿为读书明理之君子。

”[1]139他不愿子孙为大官,也并非伪托之词,而实有更深层次的考虑。

世家子弟往往“由骄而奢而佚,以至于无恶不作”[2]1466而成为千夫所指、万人唾骂的高衙内式的败家子。

只有教育子弟成为“读书明理之君子”才能成为高素质、有才干的人。

进可以入科场,做大官,干大事;退可以安身立命,勤于耕读,成为自食其力的人。

其次是注重对家中女子的教育,曾国藩要求诸女学洗衣,学煮饭烧菜。

“新妇初来,宜教之入厨作羹,勤于纺绩”。

他让女儿和儿媳每年给他做一双鞋,以考查她们的女工。

第三,他主张不把财产留给子孙,对封建社会的官僚、地主为子孙后代筹建安乐窝的举措极为鄙视,认为“若子弟不贤不才,虽多积银积钱积谷积产积衣积书,总是枉然”。

[3]1307所以他“不多置良田美宅,亦不在多蓄书籍字画,在乎能自树子孙多读书,无骄矜习气。

”曾国藩的这种重视子弟能力、素质的教育,要求子弟先读书明理、务实事,不搞特殊化的思想,在中国封建社会里是不多见的,尤其是在高层统治集团中更是少见。

(三)注重本色教育曾国藩出身士庶,家中以农为本。

后来家产不断积累成为乡湘的一户土财主,但从其曾祖至其子孙,从未脱离农业劳动。

曾国藩在家书中念念不忘这个本,处处对子弟进行本色教育。

古语云:“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

”史学家评论清王朝的覆灭,认为八旗子弟奢靡腐化是主要原因之一,此论不可全信,也不可不信。

“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可谓当时大多数官宦子弟的真实写照。

像曾国藩这样的人家,其子弟当然不必以劳动为生,可是曾国藩却很重视对子弟的劳动教育,他说:“子侄读书之外,教子以扫屋,抹桌凳,收粪,锄草,是极好之事,切不可以有损架子而不为也。

”[4]要求子弟都熟悉治家本事,他归纳出治家八事为“早扫考宝,书蔬鱼猪”。

早(早起),扫(打扫房屋院落),考(诚修祭祀祖先),宝(善待亲族邻里),书(刻苦读书),蔬(自己种菜),鱼(自己养鱼),猪(自己养猪)。

他还告诫家人说:“诸男在家勤洒扫,出门莫坐轿;诸女学洗衣,学煮饭烧菜。

少劳而克逸犹可,少甘而克苦难矣。

”[4]他一生都以心力劳苦自任,从不放纵逸豫。

甚至在遗嘱中以“习劳则神钦”一则教导子弟要不忘“劳”字。

他说:“《无逸》一篇,推之于勤则寿考,逸则夭亡,历历不爽。

为一身计,则必操习技艺,磨炼筋骨,困知勉行,操心危虑……”[4]教育子弟不忘农家本色,守本勿移。

他说:“居官只不过是偶然之事,居家乃是长久之计。

”告诫家人“盛时常作衰时想,上场当念下场时”。

如果能从耕读上做出成绩,即使“一旦罢官,尚不失为兴旺气象。

”[1]他的这种忧虑,表现了一个大理学家对传统文化的某种彻悟和无可奈何,但也确实透露了他较为高明的教子思想。

二、曾国藩家庭教育思想的渊源曾国藩是中国旧式教育的特产人物和近代最后一位大理学家。

有人认为曾氏的成功主要依赖于他勤奋而获得的学问。

毛泽东在1917年致黎锦熙信中把曾推崇为有“大本大渊”之人,并说:“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公。

”曾国藩家教思想自成体系,颇有特色,集中反映在他的家书、家训、日记当中,考之于这些载籍,曾国藩的家教思想主要来源于三个方面:(一)孔孟之道和程朱理学的影响曾国藩自幼“受学于庭,诵读颖悟”,9岁时读完五经,15岁时受读《周礼》《仪礼》成诵,兼及《史记》《文选》等书籍。

后又先后求学于湘乡涟滨书院和长沙岳麓书院,进一步接受儒家思想的教育以及湖南学风的熏陶。

这一时期对其思想的形成、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曾国藩在京为官时,开始读《朱子全书》,走上了治理学的道路。

但在治学上,他并非独崇朱熹之学,而是由朱熹上溯到周敦颐和张载。

曾国藩注重理学,但他不像一般的理学家那样,脱离实际事务。

他一方面讲求修身,把人生的追求指向内在的完善与超越;另一方面,又注重现实问题的考察与研究,“求经世之学”。

曾国藩家教的目的是为了培养能够“奉君事亲”的忠臣孝子,使子弟成为符合传统价值观的有用人才,所以非常注重从传统思想中汲取营养进行教育。

贯穿于他的家教思想的一条主线就是信奉并传扬孔孟的仁、义、礼、智、信,尤其是忠、仁、孝的思想。

他将“文周孔孟”列为他所崇拜的32人之首。

在给长子的信中,他说:“余生平略涉儒先之书,见圣贤教人修身,千言万语,而要以不忮不求为重。

”[5]148他在给其父母的信中多次谈及他的孩子学读儒书的情形,道光二十四年,5岁的长子曾纪泽已读完《三字经》;道光二十八年,9岁的长子读完《尔雅》《论语》,过后又开始读《孟子》;7岁的长女曾纪静已将《论语》读毕。

在曾氏家书中,虽然没有长篇大段的儒言引用,但孔孟的忠君思想、仁义思想、孝悌思想、中庸思想始终体现在其家教思想中。

(二)湖湘民情民风的影响湖南因其悠久的历史,特殊的人文背景,形成其独具特色的湖湘文化并由此而产生出湖南人所特有的民情民风,诸如“人多纯朴”,“俗多慷慨尚节而耻不义”,“好勇尚俭”,“尚气而贵信。

喜直而恶欺,节俭而不奢,朴厚而不佻”,“俗愿朴而劲”等等。

[6]1-6其中,最突出的是他们的实在、倔强。

实在118即所谓纯朴、务实,讲求实实在在地读书、种地、做事、做人;所谓倔强,即湖南人性格多刚劲、剽悍决烈、勇于赴义。

曾国藩的家庭教育思想中,这两方面的影响尤为突出。

他不断教诲家人要务实,为人须实实在在。

无论是他反复强调的治家八字也好,还是教诲子弟的八本:“读古书以训诂为本,作诗文以声调为本,养亲以得欢心为本,养生以少恼怒为本,立身以不妄语为本,治家以不晏起为本,居官以不要钱为本,行军以不扰民为本”[1]662,无不落到实处,很少有虚空之说。

曾国藩对于做人的倔强谈得较多一些。

为了证明励志、自立须有倔强之气的道理,他搬出其祖所说的“懦弱无刚”为人之大耻和“孟子所谓至刚,孔子所谓贞固”。

对于倔强,照曾国藩的阐释有几层意思:其一是要“有恒”。

他说:“人而无恒,终身一无所成”,而“有恒则断无不成之事。

”[1]48他以练书法为例生动地说明持之以恒的意义,指出学习书法到一定程度就会出现“手愈拙,字愈丑,意兴愈低”的“困”境,如果能做到“切莫间断,熬过此关,便可少进。

再进再困,再熬再奋,自有亨通精进之日”。

最后,他总结到“凡事皆有极困极难之时,打得通的便是好汉”[2]1237;其次是要有“好汉打脱牙和血吞”的韧性。

遇着困难、挫折、失败时,要用“硬”字诀,即硬着头皮,“竖起骨头,竭力撑持”,“处之泰然,行若无事”。

在农民运动波涛的冲刷下、在官场的急流险滩中,他和曾氏家族能屡踣屡起,尚能维持,就与他有这种精神不无关系。

(三)湖湘农家(地域)文化的影响湖南地处中南地区,属该地区经济发展滞后之省。

鸦片战争后,商品经济的发展速度又远不及沿海发达省份。

因此,小农自然经济仍居统治地位。

又由于湘东、湘南地区地处亚热带,多低山、丘陵,近河湖。

特定的地理环境形成了当地以农为主,兼营果木、养蚕、种茶、喂猪、养鱼等副业的农家经营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