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欧盟角度看英国脱欧内容摘要：2016年6月24日，英国举行了脱离欧盟的公投，脱欧派以微弱的优势获胜，正式表明英国脱离了欧盟。

这一消息瞬间传遍全球，引发全球热议。

这一事件对于正处于高度一体化进程中的欧盟来说无疑是个巨大的转折，其产生的影响将复杂而深远。

那么什么是欧盟？英国为什么要脱离欧盟？本文将从欧盟的视角看英国脱欧，从其原因和影响浅谈欧盟面临这次方向性挑战的前世今生。

关键词：疑欧主义欧盟合法化危机社会分化一、脱欧的多重因素（一）欧共体与疑欧主义二战之后，西欧国家推行欧洲经济、政治一体化，着手建立一个具有超国家机制和职能的国际组织。

1952年，法国、联邦德国、意大利、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六国组建了欧洲煤钢共同体，1958年又建立了欧洲经济共同体和欧洲原子能共同体。

1965年，上述三个共同体机构融为一体，统称欧洲共同体，这就是欧盟的前身，欧共体的产生和发展。

而英国在1973年加入欧共体，融入了欧洲一体化进程。

但是，英国是一个与欧洲大陆分离的岛国，其政治、经济、文化等与欧陆大异其趣，而且英国曾经享有日不落帝国的荣耀，英国人在血液里一直流淌着深深的主权意识。

因此，英国从加入欧共体伊始就表现得不是很积极，特别在意其独立性和主权。

而对脱欧事件具有深刻影响的疑欧主义就起源于英国。

①疑欧主义也可译为疑欧论,或者欧洲怀疑论。

莉丝贝特霍克和加里马科斯指出其意为一种怀疑的态度或者不信任的立场,而疑欧主义则指关于欧洲或者欧洲一体化的怀疑态度。

疑欧主义一词出现的历史并不长。

它起初源于新闻工作而不是政治科学。

而且一开始,所谓的疑欧主义或疑欧派源于英语,主要指的是一种英国现象。

欧洲怀疑者一词的公开使用要追溯到1986年,被用来形容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

《泰晤士报》称撒切尔夫人充其量被欧洲经济共同体中的绝大多数人看作是一个欧洲怀疑者。

上个世纪90年代初,在签订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讨论过程中,疑欧主义这个源于英国的词汇开始在欧洲各地流行起来,成为一种普遍性的话语。

根据牛津字典,疑欧主义一词在公开出版物中出现是在1992年12月26日,《经济学家》杂志用这个词描述德国在被要求调整其提纯啤酒的规则来遵从统一大市场之后,德国大众对欧洲一体化态度的逐渐变坏。

而这发生在马约通过一年之后。

（二）欧盟合法性危机的叠加效应自 1973 年加入欧洲共同体以来，尽管英国一直作为欧盟中的“例外”，但长期未在政府高层公开讨论脱欧选项。

随着债务危机推动欧盟不断采取加强经济治理的政策，英国“例外主义”欧洲观与欧盟发①马瑞映：《梳理与合作—英国与欧共体关系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展进程的矛盾日益尖锐，2010 年英国政府首次在最高级别上公开辩论脱欧选项的可能性，从此开启英国脱欧进程。

英国脱欧辩论与欧盟民主合法性和功能合法性危机相互交织，最终导致了脱欧结果的出现。

在应对债务危机过程中，欧盟机构获得了对成员国经济政策前所未有的干预权能，日益涉入成员国的政治决策。

成员国民主政治与欧盟权能之间的不对称性增加，欧盟民主合法性赤字加剧，是触发英国脱欧进程的重要因素。

例如，欧盟加强经济治理的一揽子方案生效后，欧盟委员会在传统上属于成员国权能的政策领域内拥有监督和评估职能，有权对违规国家实施制裁；“欧洲学期”（European Semester）制度，推动成员国财政政策更加紧密的协调，赋予了欧盟委员会在成员国预算中的建议和监督作用。

上述权能转移都与英国“例外主义”欧洲观中的议会民主观念冲突。

也因此，卡梅伦在2013 年针对英国与欧洲问题的演讲中强调“不存在‘欧洲民众’（European Demos），成员国议会是欧盟民主合法性和责任性的最终来源”。

他指出债务危机是改革欧盟与英国关系的最佳机遇，表示：“我们应该利用机会重塑与欧盟的关系，以满足我们在自由贸易、开放市场以及合作方面的利益。

我认为那意味着更少的欧洲、更少的成本、更少的官僚主义以及更少的规范。

”面对多重危机，欧盟应对不力，功能合法性危机凸显也是不可忽视的原因。

欧盟的合法性更多来自其功能性作用，也即民众认为其是满足公共需求最合适的机构，能够提供有效的服务和附加值。

①功能合法性是欧盟长期以来“宽容共识”的支柱。

但近年来，①赵怀普：《英国缘何对欧盟若即若离》，载《国际论坛》2005年第5期欧盟在应对债务危机和难民危机问题上的不力，已严重损害了其功能合法性基础。

根据皮尤研究中心最新的民意调查结果，恰是在经济和难民问题上，民意表现出对欧盟最不认同的立场。

难民问题上，98% 的希腊人、88% 的瑞典人以及 77% 的意大利人都表示不同意欧盟的方式，认同最高的国家荷兰也仅有 31% 的比例支持欧盟方案。

经济议题上，仅有 6%的希腊人、22% 的意大利人、27% 的法国人对欧盟应对经济问题的措施持赞成态度。

这些数据都表明了民众认为欧盟在应对与民众切身利益相关问题上的失败。

英国民众对留在欧盟的支持率急剧下滑与难民和移民危机的恶化趋势一致，2015 年 6—10 月，英国民众对留欧的支持率从 61% 下降到 52%，凸显了欧盟功能合法性危机。

（三）全球化与欧洲一体化进程中的社会分化全球化与欧洲一体化进程中的社会不平等和社会分化，是英国脱欧更为深刻的经济和社会根源。

全球化与一体化背景下金融、贸易和劳动力、资本的自由流动，在带来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整体提高的同时，也加剧了经济和社会不公平。

全球化成果在不同阶层中并非平均分配。

技术革新和金融资本流动，会更有利于精英阶层以及适应市场的年轻人，而将那些依赖社会再分配机制的老年群体置于不利的地位，这就需要强化国家在社会分配中的作用，实现社会公平。

但是“现代国家被世界市场和本土社会撕裂，干预社会分配的能力下降”。

经济和国家化社会之间的裂痕已使世界各地反精英、反建制的极端主义政党兴起，它们鼓吹民粹主义，呼吁重回孤立的民族国家状态。

英国同样面临严重的社会分化，其最富裕的 20% 人口和最贫困的 20% 人群之间的财富差距是欧盟中最严重的三个国家之一。

近年来，为了应对债务危机，卡梅伦政府采取的一系列政策举措，包括削减社会福利和调整税收政策，被认为恶化了社会阶层之间的不平等现状，是加速的“撒切尔主义”，英国贫富差距的扩大速度比 20 世纪 80 年代还快。

英国经济学家的研究结果表明，到 2015 年，英国最贫困家庭的平均收入下降了 12%，而次富裕家庭的收入仅下降3%。

英国的社会分化为极端政党动员民粹主义提供了空间。

在2014 年欧洲议会选举中，疑欧的英国独立党获得了超过 20% 的选票。

此次公投，疑欧和脱欧力量正是抓住了民众在一体化面前的不安全感，承诺控制边境、减少移民、保护英国民众的就业机会，争取支持。

①英国留欧和脱欧的选票分布，清晰反映了一体化背景下的经济和社会分化。

年轻选民更多选择留欧，55 岁以上的老年选民多选择脱欧；经济发达地区，如苏格兰和伦敦地区选择留欧的支持率更高；教育和专业程度更高的人群选择留欧；不拥有护照、收入越低的群体，选择脱欧的比例越高。

支持脱欧的民众倾向于认为英国经济处于停滞状态，移民的进入抢夺了他们的工作机遇。

二、脱欧对欧盟的影响（一）国际地位的削弱英国脱欧是一体化进程中的历史性事件，将对一体化的路径和前途产生深远影响。

它严重削弱了欧盟的软硬实力，激发欧盟范围内疑①王鹤：《英国与欧洲一体化的关系》，载《欧洲》1997年第4期欧政党的反弹，改变内部的立场平衡并加剧欧盟发展的方向之争。

未来，欧盟如果不能在危机下寻找到有效路径，务实寻求一体化的推进，其发展将根本丧失动力。

英国脱欧将严重削弱欧盟的国际实力和影响力。

①英国虽然并非联盟的创始国，也自始至终对联盟若即若离，但作为欧盟中最具影响力的三大国之一，在欧盟中发挥不可或缺的作用。

英国退出，是一体化有史以来第一次有国家退出联盟，除了表明一体化并非不可逆之外，也暴露了一体化模式中的深层次问题，加剧了欧盟“多重危机”的国际形象，软实力受到严重侵蚀。

英国是欧盟中最具影响力的三大国之一，经济占欧盟经济总量的 15%，人口占12.5%，是欧盟范围内投资存量最大的国家，是欧盟预算的第二大出资国，是单一市场的重要推动力量。

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与美国有着特殊关系的北约成员国，英国是欧盟安全与防务政策的主要推动力量，对于欧盟的安全和全球影响具有重要意义，其退出直接损害欧盟硬实力。

欧盟范围内的疑欧势力和极端力量将进一步上升。

极端政党挑战欧洲基本共识，普遍疑欧，希望关闭边境、控制移民数量、保护贸易、通过直接民主还权于民，推动欧盟重回主权国家秩序。

英国脱欧派的胜利，鼓舞了欧盟范围内的疑欧势力和极端力量。

在脱欧公投结果宣布几小时后，法国的国民阵线、荷兰的自由党、德国的选择党、意大利的北方联盟、奥地利的自由党都呼吁在本国进行类似的公投。

极端左翼或右翼政党目前在欧盟 25 国共拥有 1329 个议会席位，在其中的 8 国参与执政，公投是它们迫使主流政党采纳其政治①赵怀普：《英国与欧洲一体化》，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版立场的利器。

（二）内部力量失衡加剧英国一直作为欧盟范围内重要的平衡器存在，平衡以法国为代表的南部欧洲国家在经济政策上的保护主义倾向，平衡其他成员国对德国日益“主导”作用的担忧，与法国合作共同推进欧盟安全和防务政策。

英国出走后，德国的影响力将进一步上升，欧盟范围内会再次出现对德国主导情绪的担忧。

脱欧后，德国总理默克尔和外长施泰因迈尔分别在柏林召集大国协调会议，已引发其他成员国的不满。

此外，没有英国的欧盟，倡导经济自由主义的力量受到削弱，欧盟是否会日趋保守也有待观察。

欧盟内关于未来方向的辩论会愈加激烈，能否寻求共识至关重要。

近年来，欧盟连遭危机，不断暴露其体制性缺陷。

债务危机推动了欧盟以“政府间方式”增加其超国家属性，难民危机凸显申根体系的局限性。

目前，欧盟层面希望进一步一体化应对危机，但明显缺乏民意支持。

德国财长朔伊布勒表示：“应对英国脱欧，我们不能简单以进一步一体化作为回应”。

英国脱欧不会立即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但其与难民危机以及安全威胁相结合，势必导致成员国政治进一步极端化，所有国家的主流政党都不得不应对民粹力量反对欧盟的声音。

各国对一体化路径也缺乏共识，法国主张欧元区国家朝进一步联邦化的方向发展，德国则似乎更青睐政府间主义手段，中东欧国家倾向从欧盟收回权能。

目前，欧盟范围内最大共识可能就是欧盟需要改革，但无法明确改革的方向。

对于一个发展方向未定的欧盟，中国既有乐观的理由，也不乏悲观的担忧。

英国脱欧的积极效应可从两个方面观察：一方面，英国脱欧或能够倒逼欧盟进行改革，找到适合各方利益的不同的一体化路径，采取更加务实的手段推进一体化，重新赢回民众的支持；①另一方面，英国脱欧后经济衰退的风险和政治乱象，或在一定程度上从反面证明欧盟的附加值，让理性主义重新回到对欧盟价值的审视过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