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前551一前479）春秋末期思想家、教育家。

儒家学派创始人，名丘，字仲尼。

鲁国取邑（今山东曲阜东南）人。

先世为宋国贵族，后没落，少时“贫且贱”。

十五岁立志求学，“学无常师”，据传曾间礼于老耽，学乐于苌弘，通过私人传授，博习诗书礼乐，早年在鲁国执政大夫季氏门下任管牛羊、仓库的小吏。

约三十岁，于曲阜城北设学舍，开始私人讲学。

颜路、曾子、子路等是最早的弟子。

五十岁任鲁国中都宰，继升司寇。

不久去职，率弟子历游宋、卫、陈、蔡等国，凡十四年。

志欲改良时政，复兴周礼，自谓“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论语·阳货》）然终不见用，六十八岁重返鲁国。

政治上仍不得志，乃专力从事讲学和著述，整理《诗》，《书》等古代文献，直到逝世。

孔子一生“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弟子达三千人，身通六艺者七十余人，为我国第一个创办大规模私学的教育家。

其学说以“仁”为核心和最高道德标准。

“仁”字在《论语》中出现一百零一九次之多，其基本涵义不外“克己”而“爱人”，“克己”即以礼约身，“非礼匆，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

要求遵守周礼规定的等级，克制非分的欲望。

“爱人”即设身处地为人着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卫灵公》）；“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雍也》）。

但强调以孝弟为本，爱有差等。

在政治上主张“为政以德”（《为政》）。

谓“政者正也”（《颜渊》）“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子路》）。

提倡“举贤才”，“学而优则仕”，以“修己以安百姓”为政治理想。

认为“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为政》）。

在教育上最早探讨人性和教育作用问题，作出“性相近也，习相远也”的论断，肯定人的天赋素质相近，个性差异乃后天习染所致，只要获得良好的教育条件，都有可能养成“仁”的品质。

以此主张“有教无类”，除奴隶以外，不分贫富、贵贱、贤愚、种族和地区，凡致“束侑”之礼者，都可以收为弟子。

《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载孔子弟子七十七人，来自鲁、齐、卫、晋、宋、陈、秦、楚等国，大部出身贫贱，足见孔子的教育对象己推广到平民，学校由此冲破官廷的藩篱，促进文化下移，为诸子蜂起、百家争鸣开辟了道路。

教学内容继承西周六艺，以“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述而》）为纲领，以“诗”、“书”、“礼”、“乐”为基本科目。

“诗”是西周以来的古诗，传有三千篇，经删订为三百零五篇，概称“诗三百”。

认为诗教的作用有四：“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即激发道德情感，观察风俗盛衰，增进相互情谊，批评政治得失）。

“书”是历史。

汇编春秋以前历代政治历史文献，主要传授夏商以来特别是西周前期的统治经验。

“文武之政，布在方策。

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礼记．中庸》引孔子语）。

书教的旨意即在复兴“文武之政”。

“礼”即周礼。

包括奴隶制的宗法等级制度、道德规范和仪节，要求在政治和道德的实践中做到“礼”与“仁”的统一。

“乐”即音乐，指乐曲、乐舞。

乐教与礼教相结合，以“礼”约束外部行为，以“乐”调和内在情感。

从德治思想出发，认为“安上冶民，莫善于礼；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孝经，广要道》）。

孔子曾否修订《乐经》，历来有争议。

或谓本有《乐经》，秦以后亡佚；或谓“乐”本无经，“乐”的歌同在。

‘诗”，其运用在“礼”，其声调则在伶工之手。

《礼记》中的《乐记》、《经解》，《周礼》中的《大司乐》，保留不少孔子关于“乐”的论述，为后世乐教所本。

还可能讲习军事。

《礼记·射义》记“孔子射于瞿相之圃”，《左传·哀公十四年》记冉求称军旅之事“学之于孔于”。

孔子肯定“既庶”（人口繁衍）则“富之，，（增殖财富），“既富”则“教之”（施行教化），是兴邦必由之路，但在他的教学中却排斥生产劳动，认为此乃“小人”之事。

教学方法，重因材施教，注意了解学生的个性特点，据以进行启发诱导，力求使教学的内容、方法和程序适合学生的接受水平和心理准备条件，引导学生把“学”与“思”结合起来，融会贯通，举一以反三，“温故而知新”。

更要求身体力行，学以致用，“敏于事而讷于言”，把迁善改过作为学习进步的标志。

自西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五经”被定为必读的教科书，孔子被尊为“圣人”，儒家学说由此成为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核心，从积极和消极两方面给中国教育的发展以极为深远的影响。

《论语》是研究孔子的主要资料。

韩愈唐朝文学家，教育家。

字退之，河内南阳（今河南孟县）人。

因韩姓郡望昌黎，世称“韩昌黎”。

任学官历四门博士、国子博士、国子祭酒。

他领导唐中期古文运动，提倡文以载道，要求以接近口语的散体文代替姘体文。

在教育上多有贡献。

任潮州刺史时，恢复州学，捐俸助学，礼聘学师，促进地方教育的发展。

任国子祭酒时，整顿国子监，对生徒的入学资格严加审查，选用学有专长者为博士，组织讲学活动，扭转不良风气，使国子监呈现朝气。

韩愈重视教育的社会作用，要求发展学校教育，称“上者可教而下者可制”，但以性三品说为教育理论基础，认为学校教育在于培养德艺具备的君子，必以六艺为学科，进行仁、礼、信、义、智的五常之教，要注重个人修养，对己有严格的全面要求，主观上自觉努力，信念坚定，踏实地去实行，若犯过错，要勇于改错，防止重犯。

《进学解》总结自己的教学经验，认为勤学是学业进步的基本条件，依靠多读，达到博学，积极思考，以求贯通。

提出“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的论点，劝导青年德业兼修，在“勤”“思”上下功夫。

主张尊重个性而因材施教，爱护人才而因才使用，教育者的责任在于识别和培养，当政者的职责在于人尽其才。

《师说》发表对师道问题的新见解，认为学者必有师，师之任务为“传道、授业、解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

学道应无常师。

师生关系并非一成不变，可以根据条件转化、相互学习。

著作甚多，经汇编成《韩昌黎集》。

蔡元培蔡元培（1868一1940），中国近代民主革命家、教育家。

字鹤卿，号孑民，浙江绍兴人。

光绪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补编修。

戊戌维新变法失败，深感清政府腐败无能，弃官南返，开始从事教育和革命活动。

1898一1901年，先后担任绍兴中西学堂监督和上海南洋公学教习，积极参加孙中山领导的革命运动，并把兴办革命学校，进行革命思想宣传和培养革命人才相结合。

1902年，与章炳麟等在上海创立中国教育会，被选为会长。

他主持的爱国学社和爱国女学校是当时上海两所革命学校。

1907年去德国留学，入莱比锡大学研究心理学、美学、哲学、文学等科，更多地接受西方资本主义文化教育思想的影响。

同时还从事著述，编写《中国伦理学史》，并翻译德国哲学家包尔生的《伦理学原理》。

1911年武昌起义后回国，次年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发表《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召开全国临时教育会议，主持制定“壬子癸丑学制”，改订各级学校课程，增加自然科学与工、农技艺的课程，废除读经，规定小学实行男女同校，以及推行义务教育与社会教育等。

1912年7月因不满袁世凯的专制统治，辞去总长职务，再次赴德国学习，后又到法国考察。

1915年与吴玉章、李石曾在法国组织留法勤工俭学会及华法教育会，提倡中国学生赴法勤工俭学。

1916年返国，次年任北京大学校长，进行整顿和改革，提出“思想自由”、“学术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

多方罗致学识渊博、热心教育、具有先进思想的新派人物充当教员。

提倡学术民主的新风气，主张教授治校，学生自治，男女同学，调整科系设置，实行“选修制”。

同时在学校里开展体育、音乐、图画、书法等有益于学生身心发展的活动；学校内还组织有各种学术团体和学术刊物。

对扭转北京大学腐败的校政和学风起了重大作用，使北京大学成为蜚名国内外的最高学府。

1923年离开北京大学，再赴欧洲，参与要求英国政府退还庚子赔款、兴办教育活动。

1927年后，任大学院院长和中央研究院院长。

他一生为中国的文化教育事业努力奋斗，对近代中国教育界、思想界发生了深远的影响。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上海沦陷移居香港，后病卒于香港。

他的主要教育思想为：（1）提出了著名的自由主义和谐发展的教育方针，认为要培养“健全的人格”，必须在“共和精神”的指导下，接受五个方面的教育：即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和美育才能完成，（2）主张“思想自由、学术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思想。

（3）强调发展个性，崇尚自然。

为使学生的个性和才能得到充分发展，强调要有“自动”、“自学”、“自助” 的精神，防止“注入式”的教学方法。

（4）重视劳动教育、平民教育和女子教育。

还支持“勤工俭学”和“工学互助”活动。

其著作辑有《蔡元培全集》。

陶行知陶行知（1891一1946），中国近代教育家。

原名文浚，又名知行。

安徽歙县人。

1910年入金陵大学文科，1914年赴美国留学，1915年获伊里诺大学政治硕士学位。

同年秋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教育，为杜威、孟禄的学生。

1917年获该校都市总监学位，秋季归国，先后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授，东南大学教授、教务主任、教育科主任，兼任中华教育改进社主任干事。

五四时期主张改革旧教育，提倡新教育，提倡女子教育，学生自治等。

1923年专任中华教育改进社主任干事，从事平民教育运动。

多处开办平民识字读书处和平民学校。

1927年后，积极提倡乡村教育运动。

认为中国的国情是以衣立国，教育应为占中华民族最多数的贫苦农民服务，提出以普及乡村教育运动来改造中国乡村社会。

在南京郊区晓庄创办试验乡村师范学校，培养具有改造自然、改造社会的活本领的教师。

系统地提出了生活教育理论的基本观点：“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等。

拥护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工农三大政策和新三民主义，支持学生反帝反封建的爱国斗争。

1930年国民政府下令封闭晓庄学校，他被通缉。

同年秋，避居日本。

1931年春回上海，任《申报》总管理处顾问，对《申报》转向支持进步力量和抗日救广起了促进作用。

1931年至1935年，提倡普及教育，发起“科学下嫁”运动，与丁柱中、高土其等主持编辑《儿童科学丛书》和《大众科学丛书》，并创办了《生活教育》，向人民大众介绍通俗科学知识。

先后创办了山海工学团、晨更工学团、报童工学团、流浪儿童工学团等。

九一八事变后，投身于民族民主革命斗争。

1935年一二九运动后，和宋庆龄、何香凝、马相伯、沈钧儒、邹韬奋等发起组织上海文化界救国会，为执行委员。

1936年初发起组织国难教育社，吸收文化教育界的人士参加。

同年7月，与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等人发表《团结御侮》宣言，响应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的号召，赞同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救国政策。

1936年7月，应邀赴伦敦参加世界新教育第七届年会，并受全日各界救国联合会的委托，为国民外交使节，先后周游亚、非、欧、美28网，宣传抗日救国；向华侨和世界人民开展募捐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