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证人出庭作证制度的问题探讨证人出庭作证是现代诉讼的基本要求，是衡量一个国家刑事诉讼制度是否科学和进步的重要标志之一。
证人出庭作证，对于核实证据、查明案情、正确判决具有重要意义。
长期的审判实践中，由于制度上缺乏保障，证人不出庭、证言不能在庭审中得到有效质证，一直是我国刑事诉讼法的突出问题之一。
新《刑事诉讼法》对证人制度的修改标志着我国刑事证人作证制度初步建立，证人制度构建取得重大进步。
一、明确证人出庭作证的范围和条件新《刑事诉讼法》第187条规定，证人、鉴定人在庭审中应当出庭作证的，需同时符合三方面条件：第一，证人证言对案件定罪量刑有重大影响，如对于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是否判处死刑、是否适用缓刑等问题具有关键影响，而非一般细枝未节的事实。
第二，公诉人、当事人或者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对证人证言有异议。
如果控辩双方对于证人证言没有异议，那么即使证人证言对于定罪量刑有重大影响，证人也可以不出庭作证。
第三，人民法院认为证人有必要出庭作证的。
这实际上赋予法院决定证人是否出庭的自由裁量权。
二、完善强制证人出庭作证制度对于应当出庭作证的证人，如果其不出庭作证，法院能够采取的强制措施，在1996年《刑事诉讼法》中未作规定。
新《刑事诉讼法》第188条对此作了规定：“经人民法院通知，证人没有正当理由不出庭作证的，人民法院可以强制其到庭”，“证人没有正当理由拒绝出庭或者出庭后拒绝作证的，予以训诫，情节严重的，经院长批准，处以十日以下的拘留”。
这一规定标志着我国强制出庭作证制度的确立，即明确规定除享有强制出庭作证义务豁免权的证人外，其他适格证人都必须出庭作证，如果违反这一义务就要承担一定的法律后果。
三、确立了特定证人出庭作证义务豁免权新《刑事诉讼法》第188条规定，人民法院可以强制其他适格的证人出庭作证，但是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除外。
这一规定确立了特定证人出庭作证义务的豁免权。
如此规定主要是考虑到强制配偶、父母、子女在法庭上对被告人进行指证，不利于家庭关系的维系，因此，规定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除外。
亲属之间免除作证义务是我国古代法律文化中一个极具代表性的重要制度。
新法关于作证义务豁免权的规定体现了我国“人本主义”思想以及“亲亲相隐”的传统法律文化制度。
而西方国家无论是英美法系还是大陆法系国家普遍有因亲属关系而免除作证义务的规定，作证义务豁免权的设立对于维护家庭成员之间必要的伦理和亲情价值具有重大作用。
需要明确的是，该规定只是建立了特定证人出庭作证的豁免权，而对于作证本身并不享有豁免权。
四、构建了证人权利保护体系证人出庭是证人的义务，是证人向国家尽的义务，与此相对应，证人也享有一定的权利，只有保障了证人的这些权利，才能让证人更积极主动地履行出庭作证义务，解决司法实践中证人出庭难的问题。
传统法律对证人保护规定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一是仅限于事后保护，未设计事前有效预防措施；二是仅限于对证人本人的保护，未设计对其亲友的保护。
这就致使在司法实践中，我国对刑事证人的保护流于形式，造成证人不出庭、出庭率低的问题。
新《刑事诉讼法》对证人保护制度作了较具体的修改。
第一，证人的保护条件。
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证人保护的案件类型。
根据新法第62条规定，我国刑事诉讼中确立的证人保护范围是针对一些特定案件，即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毒品犯罪等案件，而在其他案件中证人是不享有该条规定的权利的。
二是证人本人因在诉讼中作证，本人或者其近亲属的人身安全面临危险的，才会采取证人保护措施。
也就是说，并非在刑事诉讼中，所有证人均需采取人身保护措施；只有证人或者其近亲属的人身安全面临现实或者潜在的危险时，保护措施才被适用。
第二，证人的保护主体。
包括权利主体和义务主体。
其中，证人保护的权利主体具体包括证人本人和近亲属。
对于近亲属的范围，根据新法第106条规定，包括夫、妻、父、母、子、女、同胞兄弟姊妹。
证人保护的义务主体包括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
根据新法第62条规定，无论案件处于刑事诉讼的哪一个阶段，权利主体请求予以保护的，相应的办案机关都应当采取措施履行保护义务。
而且规定，在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依法采取保护措施时，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配合。
第三，证人保护措施的启动方式。
新法对证人保护措施，规定了两种启动方式：一是办案机关依职权主动启动。
在诉讼过程中，当证人及其近亲属的安全面临危险时，公、检、法等办案机关应当主动采取保护措施。
二是证人及其近亲属申请启动。
在诉讼过程中，如果办案机关没有发现证人及其近亲属面临的危险，但证人及其近亲属认为自身的人身安全面临危险的，也可以提出保护申请，从而启动证人保护措施。
第四，证人的保护措施。
新法第62条规定的保护措施有以下五种：（1）不公开真实姓名、住址和工作单位等个人信息；（2）采取不暴露外貌、真实声音等出庭作证措施；（3）禁止特定的人员接触证人、鉴定人、被害人及其近亲属；（4）对人身和住宅采用专门性保护措施；（5）其他必要的保护措施。
对于以上五种证人保护措施，在具体案件中可以单独采用，也可合并采用，由办案机关根据实际需要加以选择。
第五，证人补偿制度。
长期以来，我国法律并没有对刑事案件中证人补偿制度作出规定。
刑事诉讼中证人出庭作证经济补偿制度的缺失造成证人权利与义务的失衡，成为证人出庭率低的一个重要原因。
新《刑事诉讼法》第63条规定，证人因出庭作证而支付的交通、住宿、就餐等费用，应当给予补助。
同级财政予以保障；同时，有工作单位的证人作证，所在单位不得克扣或者变相克扣其工资、奖金及其他福利待遇。
新法中确立了证人补偿制度，填补了我国相关法律的缺漏，保障了证人的权利，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证人出庭作证难的问题。
五、确立了警察出庭作证制度警察出庭作证是证人出庭作证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世界各国通例。
现代庭审方式崇尚“审判中心主义”，要求按照直接言词原则进行质证，警察出庭作证是法庭了解事实的最佳形式，也是法庭贯彻直接言词原则的必然要求。
然而长期以来，警察不出庭作证正是中国刑事诉讼制度设计中的缺陷，严重影响了庭审制度的改革，影响了案件真实的发现。
正因如此，新《刑事诉讼法》第一次把警察出庭作证作为一项诉讼制度确定下来。
1、警察出庭作证制度的立法梳理1996年《刑事诉讼法》中没有关于警察出庭作证的明确规定，也就是没有确立警察出庭作证制度。
在西方国家，警察出庭作证是法庭审判的必要环节，是警察的义务。
在英美法的证据理论中，证人是指一切向法官和陪审团提供口头证词证明案件事实的人，其中包括警察。
英国有句著名的法谚：“警察是法庭的公仆”。
意为警察有义务为法庭审判提供服务。
借鉴人类文明成果，立足我国司法实际，建立警察作证制度势在必行。
2010年颁布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定》第7条规定：经审查，对被告人不能排除刑讯逼供嫌疑的，由公诉人提请法庭通知讯问人员出庭作证，对该供述取得的合法性予以证明。
……经依法通知，讯问人员或者其他人员应当出庭作证。
这在中国是第一次以司法解释的形式初步确立了警察出庭作证制度。
2012年新《刑事诉讼法》对于警察出庭作证作出了修正，第187条第2款规定：“人民警察就其执行职务目击的犯罪情况作为证人出庭作证，适用前款规定。
”表明我国刑事诉讼中已经正式确立了强制警察出庭制度。
警察出庭作证，更有利于查明案件事实，有利于维护被告人的对质权，有利于提高诉讼效率，有利于预防和制止刑讯逼供行为。
同时，建立警察出庭作证制度对于提高警察的取证能力，增强警察的证据观念，防范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行为的发生，制约警察权的扩张，保障犯罪嫌疑人的权利有着重要作用。
2、警察出庭作证的启动主体启动警察出庭作证的权利主体有三个：一是法院依职权启动。
新《刑事诉讼法》第187条规定，人民法院可以通知人民警察就其执行职务时目击的犯罪情况作为证人出庭作证，表明法院具有启动警察出庭作证的权利。
二是控辩双方申请启动警察出庭作证的权利。
新《刑事诉讼法》第181条第1、2款规定的，公诉人、当事人或者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对警察证言有异议，且该证言对案件定罪量刑有重大影响，人民法院认为警察有必要出庭的，人民警察应当就其执行职务时目击的犯罪情况出庭作证。
这一规定表明控辩双方在对人民警察作为证人提供的证言有异议的，享有申请启动警察出庭作证的权利。
3、警察出庭作证的范围根据新《刑事诉讼法》第187条规定，警察出庭作证的范围应当限定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人民警察的证言对案件定罪量刑有重大影响。
如对于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是否判处死刑、是否适用缓刑等问题具有关键影响，而非一般细枝未节事实。
第三，控辩双方对人民警察的证言有异议。
如果控辩双方对于人民警察的证言没有异议，即使该证言对定罪量刑有重大影响，警察也可以不出庭作证。
第三，人民法院认为警察有必要出庭作证的。
这实际上赋予法院决定人民警察是否出庭的自由裁量权。
以上范围的确定，主要涉及定罪事实和量刑事实的查明问题，在这些问题上如果控辩双方存在争议，通知警察出庭作证，对于案件事实的查明具有重要意义。
4、警察出庭作证的例外新《刑事诉讼法》第152条规定：“依照本节规定采取侦查措施收集的材料在刑事诉讼中可以作为证据使用。
如果使用该证据可能危及有关人员的人身安全，或者可能产生其他严重后果的，应当采取不暴露有关人员身份、技术方法等保护措施，必要的时候，可以由审判人员在庭外对证据进行核实。
”这是对警察作证的例外规定。
警察处于打击犯罪、揭露犯罪的第一线，特别是在采取诱惑侦查等秘密侦查手段的案件中，参与办案的警察出庭作证，会遭遇更大的压力与危险。
因此，法律在对警察设置强制出庭义务的同时，也应设置警察担负此种义务的例外。
5、警察出庭作证的身份（1）在人民警察就执行职务时目击的犯罪情况作为证人出庭作证，其身是普通证人身份，适用于普通证人作证的法律规范。
新《刑事诉讼法》第187条第2款规定：“人民警察就其执行职务时目击的犯罪情况作为证人出庭作证，适用前款规定。
”即适用于普通证人作证的一般规定。
因为人民警察就执行职务时目击的犯罪情况作证，实际是警察就其感知的案件事实向法院作证，此时的警察身份应当是普通证人，而不是案件侦查人员，因此其出庭作证应当适用普通证人的法律规范。
（2）当人民警察就案件侦查活动的合法性问题作证时，其不再是案件的普通证人，而是参与办案的侦查人员，是否出庭作证应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特殊规定。
2010年颁布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定》第7条规定了讯问人员出庭作证，对该供述取得的合法性予以证明。
初步确立了警察出庭作证制度。
新《刑事诉讼法》第57条第2款规定：现有证据材料不能证明证据收集的合法性的，人民检察院可以提请人民法院通知有关侦查人员出庭说明情况；人民法院可以通知有关侦查人员出庭说明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