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主义结构主义的特征其一是“深度模式”的寻求。

在西方的学术思想中，历来有着本质——现象的二元对立的认识。

认为任何事物的存在，它的由来和发展，都得由它的内在本质来说明。

所以，许多有代表性的学术思想，就在于它对于事物的规定性有着特殊的阐释，这种内在性质是在现象底层的具有深度的东西，并且在阐释它时又是从某一普泛的模式来立论，因此不妨称之为深度模式。

例如，柏拉图思想的轴心是理念，理念的论析就成为其理论的深度模式；黑格尔的哲学以绝对精神的辩证转化作为其深度模式等等。

在20世纪以来的“语言论转向”中，深度模式的建构在很大程度上遭到冷落，尤其在逻辑经验主义的派别看来，它是形而上学虚设。

由此背景看，结构主义是在事物全别因素的考察中，努力建构出整体的质,再由它来考察、说明个别因素的特征。

因此，结构主义尽管没有统一的深度模式，但它在方法论上是有对深度模式的追求的，在这一点看它同“语言论转向”后的总体趋势有着异趣；反过来说，正是由于对深度模式未作统一规定，使其只是为了说明问题而存在，因此，它就又与“语言论转向”后的深度模式消解趋势相吻合了。

二是当代西方人的主体性面临着消释的状况。

在文艺复兴以来的西方思想中，神的主体性逐渐被人的主体性所取代。

有时，人的主体性被强调到了几乎无以复加的程度，仿佛整个外部世界都是人所征服、所奴役的对象。

在此历史进程中，科技进步无疑起到了助长人的主体力量的作用。

但到19、20世纪之交时，科技进步在助长人的生产力提高的同时，它在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等方面的副作用也日益显露出来。

在这时，开始出现了对科技进步持怀疑和批判的观点，人的主体性的地位也逐渐受到怀疑。

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人类第一次大规模地采用现代科技从事战争杀戮的行为，它对于否定人的主体性无疑有着推波助澜的作用。

法国学者、早期思想中曾存在有结构主义倾向的福科曾回顾说，他的一代对生活现实的兴趣已不及对概念和系统的兴趣，如果说近代以来的思想主潮是用人来代替神的主体性，那么，福科的一代则是用无作者思想、无主体意识、无同一性理论来代替神。

这里，实际上通过张扬结构系统自身的自主、自足特性来代替了人的主体能动性，体现了当代西方哲学“语言论转向”之后思想界的主体性消释趋势。

结构主义分析不仅放弃了对外在原因的求索，而且也拒绝把思维主体作为原因的解释者。

自我历来是理解和统一的本源之一。

人们过去可以认为，一个行为或一部文本就是一个符号，它的全部意义存在于主体意识之中，是作者把意义“放”到了作品中。

可是，正如福科所说，作者作为一个单体，总是由特定的运作构造而成，根本不是什么先天的存在。

即使是只谈论一部作品，怎么能把作者看做它的本源呢?当然，书是他写的，是他构思的，可是他写诗也好，写历史也好，评论也好，他只能置身于一个为他提供各种程式的系统之中，这种程式则构成并界定了话语表述的种类。

因此意义并不是由主体奠定的，而是由那文本背后的自主的结构产生的。

因此，结构主义拒绝解释学的任务，它不揭示某一语序究竟是什么意思，也不能产生一种新的解释，它只是试图确定那隐藏在事件背后的系统或结构。

因此，结构主义具有一种外科大夫的眼光，它只看到文本及已经彻底地被替代成了文本，而文本永远是中性的。

美也因此被不知放于何处，因为只有文本。

从这一点来说，结构主义同样具有后现代主义的性质。

但是正如我们在小引中所说的，结构主义又保持了一种对于文本中确定结构的信仰和依赖，这→方面显示出它自身的一种逻各斯中心主义，另外一方面，这种结构仍然有产生意义的可能性。

因而结构主义不具备后现代主义的那种对确定意义的彻底的瓦解。

因而，结构主义是处于向后现代主义的过渡之中。

结构主义美学与现代语言学结构主义思想虽然是在五六十年代取代存在主义而在西方盛行起来的，但它的发展、壮大和兴盛却经过了漫长的历史。

它的最早的萌芽和足迹甚至可以追溯到19世纪以前。

早在1725年，意大利著名法学家詹巴蒂斯塔·维柯在其《新科学》中就揭示出了人的本能的、独特的“诗性智慧”，这种“诗性智慧”表现为创造各种神话和以隐喻的方式使用语言的能力和必要性：人们不是直接地对付世界，而是间接地通过“诗意”的手段对付世界。

当人诗意地感知世界时，他并不知道他感知的是他强加给世界的他自己的思想形式，存在之所以有意义(或真实的),只因为人在那种形式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二维柯通过阐明“诗性的智慧”，揭示了人不仅具有形成结构的能力，而且具有本性服从结构要求的能力。

要成为人，就必须成为结构主义者。

诗性的智慧就是结构主义的智慧，因此，维柯能和鲍姆嘉通一样倡导建立一门符号学，来探求人类建立结构的奥秘。

但是这种符?学的真正建立却有待于语言学来完成。

20世纪初，以瑞士语言专家索绪尔为代表的现代语言学理论给文学结构主义奠定了语言字的理论基础，这是结构主义发展的第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

语言与文学之间的关系是20世纪美学理论中最引人关注的现象。

在对20世纪美学理论的发展作出贡献的许多学科中，语言学可以说是最重要的。

这一事实与两个方面的重大发展有关，一方面是文学自身的发展(波德莱尔之后的文学),使人们越来越不能接受文学仅仅只是内容这种单一看法，而趋向于把文学看成是一种语言形式。

在现代主义作品的语言挑战面前，这种观点得到了最根本的加强。

另一方面是语言学的发展，则大大提高了语言对于文学研究的解释能力，并促成了文学研究领域的一场革命。

结构主义文学批评和理论中的大多数核心概念都来自于这种新的语言学。

结构主文最具革命性的一个特点，是它赋予语言以重要地位，语言不仅是结构主义最关心的问题，而且语言本身还被当做其他所有非语言性学科的模式，这导致了某种程度上的一场对语言的崇拜。

瑞士语文学家、语言学教授费迪南·索绪尔被公认为现代语言学的创始人。

他的语言学理论具有特殊的性质，这种特殊性质的强大影响使现代语言学在文学研究中的作用超越了纯粹文学语言问题而产生了有关整个文学甚至整个文学和社会的性质的新理论，这便是结构主义，其理论的核心便是:社会、文化生活和文学的所有方面都或是被语言、或是被与语言类似的符号系统统治着。

索绪尔是以语言符号概念为基础，建立了结构主义语言学的。

1906-1911年，索绪尔在维也纳作了一系列的讲座阐述符号概念。

他去世之后，他的学生根据笔记整理了这些讲座，以《普通语言学教程》为书名，用法语于1915年出版。

正因为是用法文出版，直到1959年，这部杰作才在英语世界中流行，并为结构主义在世界风行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结构主义与索绪尔的以下四个观点紧密相连:第一个观点，也是索绪尔最基本的观点:语言是一种系统。

作为一个完整系统的语言在任何时刻都是完整的，不管刚才在这系统中发生了什么变化。

总之，他提出:应当把语言作为-种完整的形式，作为一个统一的领域、一个自足的系统来研究。

在这一基本思想的基础上，索绪尔提出了对语言进行历时性研究和共时性研究。

所谓历时性研究，是考察语言从一种状态到另一种状态感觉不到的历史变迁。

而共时性研究，则把语言作为一个自足而自身封闭的体系来加以研究，它研究语言的各种因素通过关系而自成的完整体系。

索绪尔特别强调共时性的研究。

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揭开语言的秘密。

第二个观点，索绪尔认为符号与符号所指代的现实之间没有任何本质的和必然的联系。

这是索绪尔学说中最激进和最富有成果的一种观点，因为这种观点为现实世界和语言世界实质上是相互脱离的思想提供了理论根据。

在索绪尔看来，语言系统由任意和差异的符号组成，而任何语言符号都由两个因素结合而成，即能指和所指。

能指即符号本身(书写、发音),所指即符号所表达的意义、内容。

能指和所指是对应的，但是，能指与所指所构成的符号是任意，因为，这两个因素之间的联系大多不是本质上的联系，而是语言习俗的产物。

也因此，符号与符号所指代的现实之间并没有本质上的必然的联系。

例如“狗”这个符号与它所指的狗的概念以及现实中的狗之间就没有本质必然的联系，祖先们如果愿意，将“狗”和“人”互换，并没有什么不可能。

这两个方面之所以能够结合为符号，则全然是人类的任性和习俗。

基于这样的观点，下面的结论就是必然的:词语不只是反映和表现，而且还明确我们对事物的经验，没有语言和其他符号系统，观念就只不过是一堆乱七八糟、毫无区别的大杂始，而词语则赋之以形，不是事物决定词语之意义，而是词语决定事物之意义，也就是说，我们并不是根据事物来界定和确立符号，而是根据符号来确定和界定事物。

当然这也意味着，能指和所指像一张纸的正反两面，是不可分的。

我们既不能承认没有概念的能指是信息单位，也不能接受独立于任何物质形式之外的概念:概念必然要在我们脑中唤起它们的语言形式。

可如果符号和现实之间的关系不是必然的，而是任意的，我们怎样理解符号的表示功能，即语言产生意义的能力呢?索绪尔回答是:符号的功能完全依赖于这一符号与其他符号之间的关系,或者更确切地说，依赖于这一符号与其他符号之间的差异，也就是说语言符号的任意性和差异性是两种互为关联的性质，人们借以识别词语的不是这一词语的内在性质，而是它与其他词语的差异。

因此，词语之间的差异使词语能够通过划分经验连续体而赋予事物以意义。

例如:树(shb)和书(sh)的书写和音象的差异把它们区别开来。

树的音象和书写使它与草(cbo)区别开来。

这样，在索绪尔的语言理论中，语言就不是各个成分的简单的凑合，而是一个封闭体系，每一个别成分的功能和意义完全取决于它在整个系统中的位置。

第三个观点，与前面两观点相联系，索绪尔又进一步提出了对现代语言学发展和结构主义发展作出重要贡献的一对概念:语言符号的横组合关系和纵组合关系。

这一对概念既与索绪尔提出的共时性研究相联系，也与差异概念相联系。

前面我们已经说过，共时性研究是把语言作为一个完整系统进行研究的。

在语言交际中，术语与术语必须是顺序地依次排列，这样组合起来构成意义的完整表达，这即为横组合关系。

但是要理解某一语言序列，只认识该序列中已经出现的各成分之间的关系还不够，还必须借助于未出现的、但又为人所记忆并构成已出现成分的真正差异的因素之间的关系。

也就是说，为了确定某一序列中某一单词的意义，就必须将这一单词置于该序列中未出现的一些单词之中。

例如，我们要真正认识“树是绿的”这句子中的“绿”这个词的意思，不仅要把它与诸如“黄”、“红”、“蓝”、“青”等未出现的词区别开来，而且还必须把它与诸如“吕”、“驴”这样一些发音类似的词区别开来，只有这样，“绿”的真正含义才能确定。

其意思即意味着要知道某一语词符号的含义是什么，必须从最细微的方面考虑在语言符号的系统之中，它不是什么。

第四个观点，是索绪尔对语言和言语所作的辩证区分。

语言和言语的区别一般是指在英语里叫做“语言”(language)的抽象的语言系统和具体的日常情境中说这种语言的人所发出的称为“言语”(speech)的话语之间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