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中的思想理论成果1.形成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领导思想理论红军长征在毛泽东思想从形成到成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是一个重要的转折时期。
1935年1月，在党和红军生死攸关的时刻，中共中央在长征途中召开遵义会议，结束了第三次“左”倾路线，开始了毛泽东对全党的领导。
毛泽东的主张和建议成为全党工作的指导思想和决策，是中国革命摆脱被动、走向胜利的转折点。
在《毛泽东思想史》一书中，将“毛泽东的理论与实践逐渐为中国共产党人所认识和接受”的过程分成五个历史阶段：（一）开始为部分人所认识的阶段；（二）受革命斗争考验和为部分人接受的阶段；（三）军事战略思想为中共全党接受的阶段；（四）为中共全党和共产国际接受的阶段；（五）成为中共全党指导思想的阶段。
红军长征前的十三年零二个月在形成第一代成熟的中央领导集体的过程中是处于量变的阶段，红军长征初期的三个月是质变的阶段。
在这三个月中，红军遭受的损失是史无前例的，对于错误与正确的认识迅速深化，对于王明路线进入苏区后，毛泽东被排挤，毛泽东军事思想作战原则被抛弃，军事作战失利的怀疑与不满迅速达到顶点，遵义会议终于完成了质变，确立了毛泽东这个领导核心，形成了第一代“成熟”的中央领导集体。
在遵义会议上形成的中央领导集体经受住了考验，不仅战胜了敌军，战胜了自然困难，还战胜了党内错误思想的代表，使第一代成熟的中央领导集体得到初步巩固。
遵义会议之后，毛泽东指挥红军四渡赤水，佯攻贵阳，进逼昆明，巧渡金沙江，摆脱几十万敌人的围追堵截，取得了战略转移中的决定性胜利。
1935年8月，沙窝中央政治局会议重新调整中央常委的分工，决定毛泽东负责军事工作，毛泽东成为党在军事方面的主要领导人。
中共中央长征到达陕北后，组建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实际就是中央军委），毛泽东任主席。
1936年，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改组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毛泽东仍为主席，成为名副其实的党在军事工作方面的最高领导人。
在长征的过程中逐渐明确了毛泽东思想是全党集体智慧的结晶，体现了毛泽东思想是来自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体现于毛泽东思想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同时它还体现于党中央集体领导成员共同总结中国革命实践的经验教训。
红军长征的胜利改善了毛泽东思想成长的客观环境红军长征前，制约毛泽东理论创作的因素有：中共独立领导中国革命的历史较短，处于实践摸索、积累经验阶段。
红军长征胜利后，中国革命经历了生死考验，中国革命的新道路已基本形成，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积累了宝贵的经验教训；毛泽东同志领导地位初步巩固，逐渐成为中共中央的核心。
同时红军长征的胜利使整个红军的生存环境得到了改善。
从研究成果来看，以毛泽东为例，从秋收起义到红军长征，1927年9月至1934年10月，七年时间里，《毛泽东选集》所收录文章有9篇，而1935年10月至1942年10月7年却有59篇之多。
即使到抗日战争相持阶段的1938年10月3年时间也有16篇。
从写作的内容看，前七年，包括《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反对本本主义》等等重要著作，虽是中国革命新道路的铺垫之作，以及毛泽东思想的灵魂的体现，具有全国性意义，但都是从局部范围内（湘赣边界、红四军）提出的问题。
包括《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实践论》、《矛盾论》、《论持久战》、《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战争和战略问题》、《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等，则是从全国、全军、全党的高度提出问题、思考问题、解决问题，视野更开阔，更具理论深度。
面对着领导人民军队进行长征的挑战，毛泽东从客观事实出发，依据自己对中国国情的了解，对贵州的了解，对贵州兵的了解，对中央军与地方军矛盾的了解，适时地提出了向贵州进军的建议，提出了放弃与二、六军团会师的建议，改变在宜宾登陆、建立川黔边根据地的计划，制定出飞渡金沙的方案、北上抗日的策略。
因此，红军长征的胜利是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胜利。
在红军长征的胜利，充分证明了毛泽东同志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红军作战的战略战术原则，游击战、运动战的军事战略思想，关于战争规律等等军事辩证法思想的正确性。
“正是通过惊心动魄的长征风云，全党全军真正认识了毛泽东和他的军事思想，由衷敬服了毛泽东和他的军事思想，把毛泽东推举到党和红军实际的领导核心位置，确立了毛泽东军事思想在中国革命战争全局上的指导地位”。
因此，红军长征的胜利是毛泽东思想军事思想的胜利。
红军长征中，在遵义会议上反对错误路线斗争的胜利和战胜张国焘分裂主义错误，也是毛泽东同志关于党的建设思想的胜利。
在党内斗争中，毛泽东同志深受宗派主义、惩办主义之苦，因此他坚决反对残酷斗争，无情打击。
在这两次斗争中，毛泽东坚持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实行“团结-批评-团结”、“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维护了党和红军的团结，从而战胜了敌人和自然困难，完成长征。
毛泽东同志说：“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
”长征中，红军利用一切时间和机会，向老百姓宣传革命道理，组织农民、动员群众，通过扩红，过少数民族地区等等，消除误会，打破国民党反动派和地方军阀的污蔑宣传、歪曲宣传，体现了毛泽东同志关于革命军队既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的思想，实现了军队打仗、做群众工作的任务，用实践证明了“单纯军事观点”的错误。
毛泽东在全党领导地位的形成，在20世纪中国共产党建设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而其关键性的起点和重要的基础就是长征。
这是长征期间党的建设的最大成就。
红军长征不仅是中国革命生死攸关的转折点，而且也是毛泽东思想由形成到成熟的重要转折时期，它以生死考验的方式论证了刚刚形成的毛泽东思想，为毛泽东思想走向成熟创造了条件，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的建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走向了成熟。
2. 推动和实行对旧有的政治路线的转变，形成了新的政治路线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初期的严重挫折，宣告了临时中央错误路线的破产。
毛泽东指出的：“遵义会议，实际上变更了一条政治路线。
过去的路线在遵义会议后，在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都不能起作用了”。
1935年8月5日，沙窝中央政治局会议判断：“虽然目前尚未广泛地爆发带有全国性的大的群众斗争，然而这种斗争是普遍地蕴藏着，造成了伟大事变立刻就要到来的形势”。
明确了党在现阶段的主要任务：党和红军应该更高地举起反日、反帝的旗帜，开展反日、反帝的民族革命。
中共中央在1935年11月13日发表了《为日本帝国主义并吞华北及蒋介石出卖华北出卖中国宣言》和《关于开展抗日反蒋运动工作的决定》，号召一切抗日反蒋的中国人民与武装队伍，“都应该联合起来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与蒋介石国民党而血战”；指示各级党组织“必须立即开展反日、反蒋的民族武装自卫运动”，“准备同日本帝国主义直接作战，以开展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
1934年秋，党与陈济棠粤军的谈判，对全党抛弃开展统一战线活动的“左”倾路线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1935年中共中央到达陕北后，发出《为目前反日讨蒋的秘密指示信》，强调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仅要有下层统一战线，也要有上层统一战线，要和一切抗日反蒋的团体和个人联合起来。
张闻天著文总结了九一八事变后“我们党不会运用我们前面所说的策略”而遭受失败的教训，告诫全党：“党同样应该善于利用上层的统一战线”，“必须寻找每一可能的同盟者，即使是动摇的、暂时的、不可靠的，大胆推动一切抗日和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力量到前线去”。
3.开展党的内部建设，实行党内新风尚成功树立了党内民主的新风气。
在遵义会议前，临时中央为强制推行“左”倾路线，对凡不积极执行和对之提出不同意见的同志，采取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使党内生活很不正常。
这种严重破坏党内民主的做法与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紧密相关。
长征途中，在危难关头，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等为挽救红军、挽救革命，与党内错误路线的斗争，实际是向党内的不民主挑战，争取实行党内民主。
遵义会议就是与错误进行斗争和争取党内民主的一个典范。
面对危局，党通过党内民主，更换领导，纠正错误，其意义十分重大。
但更深远的意义是，党内从此形成了民主的风气。
在其后的长征中，在整个延安时期，以至新中国建立后的一个时期，党内民主一直得到了坚持和发扬。
邓小平指出：“从遵义会议到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一直比较注意实行集体领导，实行民主集中制，党内民主生活比较正常。
”这种民主作风的实行和坚持，保障和推动了党的事业的发展。
成功恢复和加强了政治局决定党的大政方针的工作机制。
长征途中的通道转兵，实际上开始纠正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甚至周恩来、张闻天等中央政治局常委都不能参与重大决策等少数人决策的现象。
1935年1月1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作报告”的规定，旨在强调和维护政治局的权威和最高决策权。
如关于长征落脚点的选择和变更，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行动方针，关于反对张国焘的斗争，关于奠基西北的重大行动，关于二、四方面军的北上问题等，都是经过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决定的。
抗战全面爆发后，党中央继续延续了这样的决策机制。
也就是说，这个在长征路上恢复和加强的党的最高决策机制从此一直延续了下来，它对党的事业、中国革命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
成功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开始在党的决策中进行运用。
在长征过程中，随着毛泽东在全党领导地位的形成，随着党的主要领导人思想认识的转变，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开始在党的决策中体现。
当发现预想目的地的环境、条件和敌情不适宜建立根据地时，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不拘泥于已定方案，及时调整、修改计划，从实际情况出发，重新选择、寻找适宜红军生存和发展、有利于推动中国革命的落脚点。
根据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成功粉碎了蒋介石一次次“围歼”的计划，摆脱了一次次的危险，避免了损失，最后建立了领导全国革命斗争发展的战略基地，形成有利革命发展的战略态势。
成功提升了党独立自主领导中国革命的意识和能力。
中国共产党建立之后，长期在共产国际的指示下开展工作，凡重大事项、重大决策、重大活动，大都是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或者是请示共产国际批准后进行的。
长征之后，党与共产国际的联系中断，这一方面逼迫党改变原有的工作模式，自主地去解决面临的现实问题；另一方面，由于来自共产国际不适合中国国情的指示及其相应产生的各种教条主义的干扰没有了，有利于毛泽东对红军的领导。
长征途中，党的重大决策，都是党的领导人根据军事形势和面临的实际情况而独立做出的。
因此，毛泽东说：“真正懂得独立自主是从遵义会议开始的。
”这样，就推动了党内独立自主领导中国革命的意识的形成，锻炼和提升了党独立自主领导中国革命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