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嘉莹先生《唐宋词十七讲》42“结北开南”周邦彦（一）下面我们再看一位新的作者。
除辛以外我们还选了三位作者，即姜夔、吴文英、王沂孙。
这三位作者中，姜夔大家还比较熟悉、比较有名，吴文英、王沂孙大家比较生疏。
过去编选文学史的人，都认为吴文英、王沂孙等人的词晦涩、雕琢，而内容是空洞的，所以对他们在艺术上予以贬低了。
而且更值得注意的是，姜、吴、王三人都是没有科第功名，在仕途上又没有显达的事业和地位。
中国词的演进很值得注意，初起之时，文人写词，很多都是仕宦中地位很显达的，韦庄是宰相，冯延巳是宰相，晏殊是宰相，欧阳修做到副宰相，范仲淹曾带兵在西夏边境防守，都是功名、事业、文章，道德不可一世的人物。
可是词到了南宋末年，写词的人大都是事功上没有什么大成就的人，而这些词人的作品好不好呢？我过去讲过，一个作家的作品感发的生命是最重要的。
一篇作品的好坏，一个大诗人跟一个小诗人的分别，就是因为他的感发生命是有厚薄、大小、深浅种种不同的。
我们对韦庄、晏殊、欧阳修个人的品德先不管，他既然做到一国宰相的地位，他对国事就必然要有所关心。
所以我说冯延巳的词，“日日花前常病酒，不辞镜里朱颜瘦”,“一晌凭阑人不见，鲛绡掩泪思量遍”。
他为什么这么执著？这么不肯放松？宁可牺牲奉献自己，而要把感情坚持下去，这里有一个环境地位的关系。
香港的一位学者饶宗颐就曾说：冯延巳有鞠躬尽瘁的“开济老臣怀抱”，他自己的命运与南唐国家的命运是结合在一起的，他负担着自己国家的成败危亡，怎能不关心自己的国家呢？他的环境、地位迫使他去关心。
而作为一个作者，总是关心面越广越大的，他的感发生命就越强，这是一定如此的。
而有的人，像杜甫是不需要有什么重要的官职加在他的身上，他是以一位平民老百姓这样的身份来关心的。
他说：“杜陵有布衣，老大意转拙。
许身一何愚，窃比稷与契。
”（《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我是杜陵的布衣，一个平民野老，没有高官厚禄显要的职位，但我对国家的关心是不能放下的，是“葵藿倾太阳”，“物性固莫夺”。
当然那些有地位的人，与国家的成败危亡结合得关系更密切，他是要关心国家的，但是平民百姓也同样是有人关心国家命运的。
吴文英、王沂孙都不是达官显宦，但在他们的词中也都同样地表现了他们对南宋国事的关怀，只是他们表达的方式不同。
这就是值得注意的一点了。
我常说作为作品的本质最重要的一点是感发的生命。
感发的生命如何传达出来？一般地说，在词的演进历史之中是曾经有一个转变的。
什么转变？一般地讲，我们中国的文学，诗歌里边感发的生命本来都是以直接地传达为好，你可以用比喻，也可以用比兴。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诗经·关雎》)“硕鼠硕鼠，无食我黍！三岁贯女，莫我肯顾。
”(《诗经·硕鼠）》不管是用了比，或用了兴，总之你的感情是直接传达出来的。
李后主的词“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无奈朝来寒雨晚来风”，他的感发的生命也是直接传达的。
辛弃疾虽然用了不少各种的形象，自然的形象，人事的形象，历史典故的形象，倚天长剑的形象，落花的形象，美女的形象。
不管是“举头西北浮云，倚天万里须长剑”，还是“更能消、几番风雨，匆匆春又归去”，只要一说出来，就带着感发的力量感动你了，都是直接的传达。
这原是中国诗歌最早的一种传统。
词最早也是这样的传统，可是词在中间经过了一个转变，这个转变的关键人物就是周邦彦。
在中国词史上，周邦彦是一个“结北开南”的人物。
结北开南的转变，差别在哪里呢？就在于以前的作者大多是以直接的传达、直接的感发来写作的，而周邦彦是以“思力为词”的。
但我说周邦彦用思力来写词，并不是说他有思想性、有哲理性，是说当他写词的时候用了安排勾勒的手段。
他不像李后主内心有了感动就脱口而出，而是用思索来安排的。
这句话怎么说？怎么写？他不是用直接的感动来写的，这是另外的一种写法。
写《人间词话》的王国维就因为他一直不认识这一种的写作方法，所以他一直不能真正欣赏周邦彦的词，也就更不能欣赏受周邦彦影响的南宋的姜白石、吴文英、王沂孙这一类词人的词了。
因为王国维对欣赏这类词走的路是不对的。
比如你要到一位朋友家去，一定要认得路，才能找到他的门，如果不认得路，你就是整天到处转也找不到他的家门。
我们批评、衡量一首诗歌是好还是坏，就跟我们裁判体操、女排、足球一样。
女排有女排的衡量方式，男子足球有男子足球的衡量方式，如果用拳击的办法衡量女排那是不可以的。
王国维的好处就是他对南唐这一类词人特别会欣赏，对冯延巳、中主、后主，还有受南唐影响的晏殊、欧阳修的词他真是掌握得很精微，能看到这些词内中最深处的那种感发的生命。
可是姜吴等词入，人家不是用感发写的，人家不是走这条路出来的，人家是开另一条路出来的。
王国维正是因为没有找到这条路，所以他一直不会欣赏南宋这一类词人的词。
关于周邦彦的词，以前在北京的唐宋词讲座中，我已经对之做过相当的介绍，现在我们就再举他一首以前没讲过的词，来对他的一些重要特色略做简单的说明，这就是他最出名的一首《兰陵王》词：柳阴直，烟里丝丝弄碧。
隋堤上、曾见几番，拂水飘绵送行色。
登临望故国，谁识京华倦客？长亭路，年去岁来，应折柔条过千尺。
闲寻旧踪迹，又酒趁哀弦，灯照离席。
梨花榆火催寒食。
愁一箭风快，半篙波暖。
回头迢递便数驿，望人在天北。
凄恻，恨堆积。
渐别浦萦回，津堠岑寂，斜阳冉冉春无极。
念月榭携手，露桥闻笛。
沉思前事，似梦里，泪暗滴。
-《兰陵王》柳南唐词人的词都是直接感发的，所以他一念就打动你了，“林花谢了春红”，“梅落繁枝千万片，犹自多情，学雪随风转”。
可是，我们看周邦彦在这首词一开头说：“柳阴直，烟里丝丝弄碧”。
他写的这个形象是比较客观的，他写的好似一幅图画，没有在写柳丝之中表现自己的感情。
冯延巳的《鹊踏枝》一开头就写了“梅落繁枝干万片”，我“犹自多情”，要“学雪随风转”。
李后主是“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
而周邦彦却是客观地描绘了一幅图画，并没有直接表达自己的感情。
这就是“勾勒”,“勾勒”就如画画的勾勒，先画一个轮廊，比如你画花，先画花的轮廓，画花瓣，这里再涂红的颜色，这里再画黄的花蕊。
这是画画的办法，先勾勒后描绘。
“柳阴直”，是说一行很整齐的柳树，排列得很整齐。
“烟里丝丝弄碧”，人家辛弃疾说是“烟柳断肠处”。
而周邦彦没有在这里写什么自己的感情，只说这柳阴是直的，在烟霭迷濛之中，一丝丝柔软的柳条，绿颜色，在风中摇摆。
“弄”是柳条在风中舞弄的姿态。
我们欣赏周邦彦的词，它的表面都没有打动你，你要思想去追寻“柳阴直，烟里丝丝弄碧”。
什么地方的柳条呢？就是北宋都城-沛京城外沛河堤上的柳树。
“隋堤上，曾见几番，拂水飘绵送行色。
”在隋朝修筑的河堤上，我看见了多少次“拂水飘绵送行色”。
“拂水”是指柳条垂在水中，飘动在水面上；“飘绵”是指柳絮，柳絮被风吹落下来了，所以是飘绵。
“绵”就是“尽日惹飞絮”的柳絮；“拂水飘绵送行色”，就是在这样的景色之中，有多少客人从这里走了，都是在这里送别了。
“拂水飘绵送行色”，写那种送行的情景，这是整个的背景，是一幅图画。
离别的悲伤，人家还没有写呢。
于是有人提出问题了，这问题不是我提出的，而是前人评论周邦彦的词的人。
因时间来不及，我不能详说，最近我写了一篇有关周邦彦词的文章，就要在《古典文学论丛》上登出来了，在这篇文章中，我曾引了清朝一些词人，像周济、陈廷焯，以及我国当代的前辈词学大师俞平伯的祖父俞陛云，还有俞平伯本人。
这几位词学家都曾评说了周邦彦的这首词，面每个人的见解都不同，有的说这首词写的是送行之辞，口气是送行人的话；有的说不是的，是写的远行人的话，是走的那个人的话。
于是陈廷焯就说周清真（周邦彦号清真）的词的章法、往往“有出人意表者”。
“意表”，是说在人意料之外，你推测不清楚，不能预知他到底要说些什么，这就很奇怪了。
这是写作的另外的一种方式。
“林花谢了春红”,“更能消、几番风雨”，一开头你就知道他要说什么。
但现在有一类词，你从他的主观感情上摸不透要说些什么，从“拂水飘绵送行色”看，好像是送行人的话。
可是你看这首词后来他又写了什么？他写：“愁一箭风快，半篙波暖，回头迢递便数释，望人在天北。
”船走了，像箭似地这么快的一阵风把船送走了，用竹篙一撑，这船就开行了，等走了一段路，回头一看，已经过了好几站了。
“驿”是船停泊的渡口，是一站一站的。
后边他又说：“凄测，恨堆积！渐别浦萦回、津垠岑寂”。
写路上的行程，经过了另外的一个渡口，另外的一个水边。
这不是远行人的话吗？所以他让人莫测高深，章法出人意表，一句好似送行人的口吻，一句好似远行人的口吻。
他到底说的是什么？而且这首词表面上看起来，不给我们直接的、强烈的感动。
但是你要知道，他不是用思力写的吗？你就要走他同样的道路，用思力去追寻。
他的好处就是不让你直接地去感动，要你用思想慢慢去想，要让你想出来，他是感动也让你想了以后才能感动。
你怎么去想，你也要对周邦彦的身世有一点了解。
周邦彦本来是南方钱塘人，弱冠之年，二十岁上下的时候，从钱塘来到当时的首都汴京。
他是到汴京来上学的，上的是国立大学-“太学”。
当时，宋朝天子是神宗，神宗用了王安石变行新法。
新法实行时，神宗扩展了“太学”，把国立大学收录的学生加了倍，所以南方钱塘的周邦彦才有了机会到首都的“太学”入学。
按当时的政治情况来说，他是新法的受惠者。
周邦彦这个人在年轻时，人家记载说，他是一个有豪俊之气的人，也像很多年轻人一样，要急于表现自己，不甘心忍耐寂寞，不甘心多下几天功夫就要急于表现自己。
周邦彦本是一个太学生，可是他要表现自己呀，就想了一个办法，写了一篇赋，叫《汴都赋》。
中国的“赋”有一个传统，都是用长篇的文章来歌颂都市的美好，班固与张衡的《西都赋》、《西京赋》是赞美长安和洛阳的美好，后来左思的《三都赋》赞美三国的魏、蜀、吴三个都城的美好。
周邦彦从钱塘来到汴京，他心目中也认为都城是景物繁华，与别的地方是不同的。
所以他就写了《汴都赋》。
而在《汴都赋》的赞美之中他又结合当时的政治背景对新法歌颂了一番。
《汴都赋》献给了神宗，神宗一看都是赞美我变行新法的好处，于是非常高兴，对这个赋十分欣赏。
神宗就找一个人每天给他朗诵，听了很高兴。
于是就把周邦彦从太学的学生一下子提为“太学正’，从学生变成领导了。
本来有这个机会，周邦彦就可以一帆风顺、飞黄腾达了。
但是人间的事情很多是难以预料的，就在他献赋以后，不到一年左右的时间，神宗就死去了。
神宗死后，宋哲宗即位。
哲宗年幼，由太皇太后-高太后主事。
高太后反对实行新法，她一上台，就把所有推行新法的人都贬黜出去了，把当年反对行新法、维护旧法而受到新党打击迫害的人又都起用了。
旧党上了台，如司马光之类的人就掌权了。
周邦彦不是写过《汴都赋》，赞美过新法，由太学生提升为太学正了吗？幸而他还没有过早地飞黄腾达，所以在这种政海的波澜之中，打击还不太大，只是把他从首都的学校贬到地方的学校去教书，为庐州教授，后来又到过荆州教书，又做过江苏溧水县的知县。